麻省理工學院，1980年4月
我想我重形象勝過重觀念。我不善於抽像思維。正如希臘人和希伯來人所做的那樣，我傾向於以寓言和隱喻的方式而不是以理性的方式來思考問題。這是我的看家本領。當然我不得不時而做一些笨拙的推論，但我更偏愛做夢。
翟姆·阿拉茲拉吉（以下簡稱阿拉茲拉吉）能否講講你如何得益於英文？
博爾赫斯我想我一生中的頭等大事是我父親的藏書室。我大部分書都是在那裡讀的。藏書室裡堆滿了英文書。我父親對濟慈、雪萊、斯溫伯恩的詩作如數家珍。對菲茨傑拉德的英譯《魯拜集》也瞭如指掌。我還記得他吟誦愛倫·坡詩歌時的樣子，其中有些詩我從那時起就記住了。我是通過英文接觸到詩歌的，後來我又通過西班牙文接觸詩歌，特別是那些我不能理解的作品——當然，說到底，理解並不重要。
正如我所說的，在我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我感受詩歌但並不理解它。是我父親把詩歌帶給我。我五年前去世的母親過去常說，當我吟誦英國詩歌，尤其是吟誦斯溫伯恩、濟慈的作品時，我使用的是我死去的父親的聲音。
巴恩斯通在《新生》一開始，但丁就談到他是從自己的記憶中謄抄出詩篇。他寫道：「我的記憶之書的開篇部分無甚可讀之處。我讀到標題為『新生伊始』（Incipit vita nova）的一章。是標題促使我在這本小書中抄錄下那一章的內容，若非全部，至少是其精華。」你能否談談，你從你的記憶之書或那冥冥中聽到的聲音裡得到了什麼？
博爾赫斯我視寫作為聽寫。就是說，我忽然意識到有什麼事情要發生了。於是我便坐下來，盡量消極，盡量不做自我干預。然後我便有所發現。總會有一個最初的、不完整的靈感。我也許會得到一行詩，也許會得到一個情節，或者我也許會在夢中得到一個詞或幾個詞。比如幾年前在美國的東蘭辛那個地方我做過一個夢。醒來夢全忘了，但我記住了一個句子：「我要把莎士比亞的記憶賣給你。」起床後我把這個句子說給我的朋友瑪麗亞·兒玉聽，她對我說：「也許這暗示著一篇小說。」我讓它等待著，盡量不去干預聖靈——或者說靈感、繆斯，或者如我們今天所說的潛意識——所給予我的東西。然後我就寫了一篇小說。小說現已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發表，名為《莎士比亞的記憶》。但是在我的小說中，莎士比亞的私人記憶並不出售，它只被贈予。剛開始時它讓人覺得像一件禮物。但到最後它使人不勝負擔。在莎士比亞私人記憶的重壓下那個人消失了。
肯尼思·布萊切爾（以下簡稱布萊切爾）在物理學中我們努力將世界複雜的現象歸納為幾條簡單的原理。但在你所有的作品中，你好像都在證明宇宙的無限複雜，這使我們欲闡明它的嘗試變得混亂不堪，而你似乎認為宇宙從本質上講就是複雜的，說不清的，人的種種嘗試終將失敗。這是不是對你世界觀的正確複述？你的世界觀是什麼？
博爾赫斯如果有的話，我把世界看作一個謎。而這個謎之所以美麗就在於它的不可解。但是我當然認為世界需要一個謎。我對世界始終感到詫異。比如我在1899年生於布宜諾斯艾利斯，而現在我在美國，坐在朋友們中間。所有這一切都令人不敢相信，可這是真的。至少我以為這是真的。或者也許我並不在這裡亦未可知。
阿拉茲拉吉你在阿根廷搞過幾次講座，題目是——
博爾赫斯題目極多。
阿拉茲拉吉嗯，也未必。我知道你對一個題目情有獨鍾，那就是卡巴拉哲學。早在1926年，你就此問題發表過文章《天使的研究》，收入《我的希望的領域》一書。現在你的小說——
博爾赫斯那本書讓我慚愧萬分，但說下去，說吧，我努力忘掉它。一本糟糕的書。
阿拉茲拉吉我知道你不喜歡它。
博爾赫斯不喜歡。我們最好避開不愉快的話題。
阿拉茲拉吉我知道你甚至走遍佈宜諾斯艾利斯的大街小巷，收回那本書。
博爾赫斯並將它們付之一炬。那是正直之舉。
阿拉茲拉吉但我敢肯定你會覺得那本書中有幾篇文章加加工還可以一讀。
博爾赫斯我從未重讀過那本書，或者重讀我的任何一本書。我寫書但不重讀它們。
阿拉茲拉吉但那本書至少表明了你早年對卡巴拉的興趣，你的小說和詩歌與這種思想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卡巴拉對你意味著什麼？
博爾赫斯我想卡巴拉對我意義非常，因為我覺得我來自猶太文明。我母親名叫阿塞維多，我母親的家族裡還有一個人叫皮奈多。他們是西班牙裔猶太人。我在卡巴拉哲學中也發現了一個有趣的思想。這個思想同為卡萊爾（Carlyle）和列昂·布勞克（Leon Bloch）所有，即：整個世界不過是一個象徵物的體系，整個世界，包括天上的繁星，均代表著上帝神秘的書寫。卡巴拉哲學中包含這個內容，我想這大概是它最大的魅力所在。我讀過許多有關卡巴拉哲學的書籍。我要向你們推薦——但我算什麼人居然要向別人推薦——格肖姆·肖勒姆的《猶太教神秘主義主潮》。這是一本相當不錯的入門書。我在耶路撒冷與肖勒姆相識。他還送給我另一本關於魔像的書。我讀的第一本德文書是梅林克的長篇小說《魔像》。我通讀了這本書。書中有一個觀念一直吸引著我，即雙重性觀念。就像蘇格蘭人所說的fetch，因為fetch（活人的魂）既是你自己的形象，又來fetch（接走）你，把你引向死亡。在德語中使用著一個詞Doppelganger，意思是人，隱身人，走在你身邊，與你相仿。當然，關於雙重性觀念，《道連·格雷的畫像》、阿萊克斯·阿諾（Alex Arner）等都有此思想。但是說實話，因為我不懂希伯來文，我不知我是否有資格學習卡巴拉哲學。不過，為了愉悅，我並沒有放棄學習它。我使用了「愉悅」（pleasure）這個詞，畢竟，我們不該輕視快樂。
巴恩斯通博爾赫斯，我想請教一個類似的問題，你對諾斯替教派和他者（otherness）怎麼看？
博爾赫斯「他者」是個好詞。你當然是賦予了它更多的含義。
巴恩斯通在諾斯替教派的著作中也許有某些你感興趣的見解。
博爾赫斯嗯，這和「利他主義」（altruism）是同義詞。
巴恩斯通作者馬吉安特別談到過另一個異在的神，那未知的、匿名的聖父或聖母。這異在的或另外的生命才是真生命，正如那異在的神才是真神。而諾斯替教派的宗旨則在於從塵世的桎梏中，從塵世的錯誤中，釋放內在之我，使他或她回歸真生命。
博爾赫斯去尋找「普累若麻」，我想是這個詞。
巴恩斯通普累若麻，對，那有著三十種神聖特徵的神聖王國。你能否詳細談談諾斯替教派有關他者，有關錯誤的世界，有關從塵世遁入光，遁入另一個世界而獲得拯救的思想？
博爾赫斯依我看，生命、世界，是一個噩夢，但我無法逃避它，我依然在夢著它。我無法抵達拯救。拯救與我們無緣。但我盡了力，我發現拯救之於我就是寫作這個行為，就是懷著無望的心情沉浸在寫作之中。我還能做什麼呢？我已經八十多歲了，我看不見，經常感到孤獨。除了繼續做夢，然後寫作，然後不管我父親過去怎樣告誡我，把作品送出去發表，我還能做什麼呢？這是我的命運，我命中注定要思考一切事物、一切經驗，好像這一切的出現就是為了讓我去運用它們來製造美。我知道我失敗了，我還要一直失敗下去，但這依然是我生存的惟一正當理由。繼續體驗事物，繼續快樂，悲傷，茫然，困惑——我總是為事物所困惑，然後努力運用這些經驗來創作詩歌。而在許許多多的經驗中，最令我快樂的是閱讀。啊，還有比閱讀更好的事，那就是重讀，深入到作品中去，豐富它，因為你已經讀過它。我要勸大家少讀些新書但要更多地重讀。
布萊切爾在你充滿哲學意味的小說和隨筆中，你是在創造形象呢還是在描述形而上觀念本身？是把語言放在首位還是把哲學思考放在首位？
博爾赫斯我想我重形象勝過重觀念。我不善於抽像思維。正如希臘人和希伯來人所做的那樣，我傾向於以寓言和隱喻的方式而不是以理性的方式來思考問題。這是我的看家本領。當然我不得不時而做一些笨拙的推論，但我更偏愛做夢。我更偏愛形象。或者如吉卜林所說，一個作家也許能寫出一篇寓言，但對寓言的寓意卻一無所知，或這寓意與他的本意相左。所以我要繼續用心做夢，用心使用隱喻或寓言而不是論說。我一直認為那另一個人是對的。
讀者古英語史詩《貝奧武夫》和許多古代北歐薩迦詩都描寫了不少英雄，作為社會生活中理想的典型，而同時它們又展示了社會體制中固有的矛盾，比如家族之間不可規避的世代血仇，英雄們重勇武輕多思，等等。你是否認為當代文學也能產生同樣的效果？
博爾赫斯我得回答我知道這是可能的，因為我們有蕭伯納的《愷撒與克莉奧帕特拉》、T. E. 勞倫斯的《智慧七柱》這樣具有史詩感的作品。在這些作品中我發現了史詩。同詩歌的抒情性相比，我總是更為詩歌的史詩性所打動。我想我們會產生史詩。何必認為那種偉大的藝術形式已經拒絕了我們？但是當然我們須得以不同的方式去尋找它。也許我們今天已不能用韻文來寫出史詩，但是我們肯定能用散文寫出它來。我已經為你們舉了幾個例子，當然還有更多的例子，比如惠特曼把《草葉集》當做史詩來寫，而不是把它當成一系列短詩。他是對的，因為他創造出了被我們稱為沃爾特·惠特曼的偉大的神話人物。所以我認為史詩並沒有拒絕我們。我們不受任何限制。這有賴於我們的作為或至少有賴於我們的努力。
阿拉茲拉吉既然我們談到詩歌，我想把話題轉到你的詩歌上。在過去的十一年裡你出版了你最重要的五部詩集：《影子的頌歌》（1969）、《老虎的金黃》（1972）、《深沉的玫瑰》（1975）、《鐵幣》（1976）和《夜晚的故事》（1977）。
博爾赫斯《夜晚的故事》是精華，是最好的一本。
阿拉茲拉吉在不到十年的時間裡，你詩歌的產量增加了三倍。
博爾赫斯是這樣。我向大家抱歉！
阿拉茲拉吉一些讀者和評論家在這些詩集中讀到了你寫下的最完善最強烈的詩篇。
博爾赫斯你一片好心。說下去。
阿拉茲拉吉這些年，你感到詩歌是一種比散文更適用、更有效的媒介。你為什麼這樣生機勃勃地熱切地轉向詩歌而漸漸放棄了散文寫作？
博爾赫斯我並不以為我放棄了散文。我寫了《布羅迪大夫的報告》和《沙之書》，它們是我最好的短篇小說，但是有一件事大概促使我產生了我的朋友阿拉茲拉吉所說的轉向。我的失明使我常常身在孤獨之中，是呵，粗略地構思一首詩要比構思散文來得容易。這就是說，當我孤單一人時，頭腦中就會蹦出一行詩，又一行詩。我不斷潤飾這些詩行。它們有韻。我記得住。所以說，詩歌來造訪我有它更便捷的途徑。瞧，倘若我有位秘書，情況就會不同，我會向他口述很多東西，但我沒有秘書。當然，詩歌有一個最大的好處，那就是當你寫散文時你只能看到你寫作的局部，但如果你寫一首詩，你就能統攬全局。例如一首十四行詩的情況就是如此。詩只有十四行，詩人只需一瞥就能把這些詩行一覽無餘，而一個故事則要長一些，也許要長達七頁。所以我發現作詩比寫散文容易。這只是就我個人而言。此外，我已失明，我還得加工粗糙的腹稿。腹稿並不成頁。在這種情況下，我要說寫作是件體力活。儘管我失明了，時而感到孤獨，但我腦子裡構思著許多篇小說。我已經知道了情節。我尚未進入細節。但我希望至少能再寫一部短篇小說集。而大概我還要把詩歌寫下去，等我寫出三十首後，它們就能被收成一冊，像其他詩集一樣。
巴恩斯通有沒有什麼特殊原因使你決定寫一首自由體詩或格律體詩？
博爾赫斯我想是襲上心頭的第一行詩決定我的思路。如果詩行有十一個音節，那麼它便預示著一首十四行詩，如果是一行自由體詩，我就接著構思一首自由體詩。
布萊切爾在《小徑分岔的花園》中，迷宮的建造者崔最寫道：
您的祖先和牛頓、叔本華不同的地方是，他認為時間沒有同一性和絕對性。他認為時間有無數系列，背離的、匯合的和平行的時間織成一張不斷增長、錯綜複雜的網。由互相靠攏、分岔、交錯，或者永遠互不干擾的時間織成的網絡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
博爾赫斯是的，我想我這個思想得自布拉德雷的《現象與實在》一書。我抄襲了它，也許真是這樣，誰知道呢？世界實在神秘，實在豐富。我是在思考布拉德雷的《現象與實在》時發現這一觀念的。也許還應當提到另一本書，鄧恩的《體驗時間》。叔本華也多次論述到這個問題，時間不一定非得是現在、過去，或未來，而完全是另一種樣子。
布萊切爾沿著這個思路下來，在《沙之書》中有一篇故事，你在一開始寫到你上一次來坎布裡奇：「在坎布裡奇，我在一張凳子邊坐下來，面對著查爾斯河。」
博爾赫斯啊，對，我記得，對。
布萊切爾你寫過這篇小說吧？
博爾赫斯對，我想這篇小說叫《另一個人》（「The Other」）。還記得巴恩斯通所說的「他者」（otherness）嗎？
布萊切爾你是否真的曾經坐在一張凳子上見到一位未來的博爾赫斯，坐在一位年輕的博爾赫斯對面？如果是這樣，他對你說了些什麼？
博爾赫斯不，我還說不出什麼。但我想過這件事。我會把這篇小說寫出來。
布萊切爾你能給我們講講這篇小說嗎？
博爾赫斯小說還沒寫好。我試圖寫出它來，但我沒辦到，我還要再試試。
巴恩斯通你時常滿懷期望地談到死亡。你不感到恐懼或憤怒嗎？你能否談談死亡的時間（time）或非時間（non-time）？
博爾赫斯在我悶悶不樂的時候——我時而讓自己感到悶悶不樂——我就把死亡視作偉大的拯救。說到底，對於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來講發生什麼不測又有什麼關係呢？我將再也看不到他。我把死亡當做一種希望，一種把自己完全抹掉、完全湮沒的希望。我可以指望這一點。我知道沒有來世，不必對來世感到恐懼或抱有希望，我們將簡簡單單地消失，這是理所當然的。我視不朽為一件可怕的事。但實際上它將永遠無所作為。我肯定我個人不會永垂不朽。我感到死亡將證實是一種幸福。除了被遺忘、湮沒，我們還能期待什麼更好的事呢？我就是這樣感受死亡的。
讀者既然你如此平靜，為什麼你的小說裡卻有那麼多暴力？
博爾赫斯這也許是我家族的軍人血統使然。因為我本該成為另一個人。但是現在，我真的不相信這一點。我不信奉暴力，我不信奉戰爭。我想那一切整個是個錯誤。我信奉相安無事，而不是兵戎相見。我不信奉國家。國家是一個錯誤，是一種迷信。我想世界應當是一個整體，正如斯多葛主義者所認為的那樣。我們應當是世界主義者，世界的公民。我有許多家鄉，比如布宜諾斯艾利斯，比如得克薩斯州的奧斯汀，比如蒙得維的亞，哦，今晚的坎布裡奇為什麼不是？日內瓦、愛丁堡，等等，好多家鄉。好多家鄉總比一個家鄉或一個祖國好得多。
讀者在你喜愛的詩人中你不曾提到威廉·巴特勒·葉芝。
博爾赫斯哦，我當然應當提到他。我很抱歉把他漏掉了。我向你們大家抱歉。葉芝是一位偉大的詩人，但我要說，我不敢肯定他的詩歌能夠魅力永存，因為你從他那裡獲得的主要是驚奇，而驚奇是會消失的。我認為弗羅斯特詩歌的生命要比葉芝的長一些。當然我喜歡讀葉芝。我可以背出他好多詩行。現在就冒出一行，這行詩是：「That dolphin-torn, that gong-tormented sea.」（那被海豚撕裂、被鐘聲折磨的大海。）多好的巴洛克詩句。我並不很喜歡巴洛克詩歌。而弗羅斯特寫過許多比這要深刻的詩篇。
讀者《博聞強記的福內斯》是自傳性小說嗎？
博爾赫斯是的，它是。它是對失眠的隱喻。我記得我那些不眠之夜，我想努力忘記我自己，忘記我居住其中的房間，忘記房間外的花園，忘記那些傢俱，忘記我身體的種種不適，可我做不到。我就想到一個為整個記憶所壓迫的人。於是我寫下那個噩夢，那篇使許多人動心，叫做《博聞強記的福內斯》的小說。實在地講，英語中memorious（博聞強記）這個詞的詞意相當豐富，而西班牙語詞彙memorioso聽起來頗為平常。就此而言，英語譯名要比原名好。Memorioso聽起來彷彿出自一個農夫之口。不過小說本身，儘管是我寫的，還是相當不錯的。
讀者有些人奇怪你為什麼從未寫過一部長度足夠的長篇小說，你是否相信你所運用的形式高於長篇小說的形式？為什麼？
博爾赫斯我要說這只是由於個人原因。原因是我寫不出長篇小說，儘管我能寫短篇小說，就是這樣。
讀者有些人關心你作品的翻譯問題。人們是否可以重新翻譯你已被翻譯的作品？
博爾赫斯諾曼·托馬斯·德·喬萬尼（Norman Thomas de Giovanni）告訴我，他作品的譯文遠勝於原文。我想他說得對。我的譯者始終在潤飾我的作品，並有所創造。威利斯·巴恩斯通和阿拉斯泰爾·裡德當然是其中的兩位。他們的譯文始終比我的原文出色。他們應該盡量擺開譯筆，不拘泥於原作。當然他們是這樣做的。
馬格利·瑞斯尼克還有別的問題嗎？
博爾赫斯生命短暫。我已經八十一歲了。我隨時都可能死去。繼續說吧。
讀者你接觸過狄德羅嗎？
博爾赫斯我當然接觸過。
讀者請談談你怎麼看seguro azar（必然的偶然），以及它與狄德羅對宿命論的看法的關係。
博爾赫斯我不知我能否回答這個相當複雜的問題。據我個人的看法，自由意志是一種幻覺，但卻是一種必需的幻覺。比如，如果有人告訴我，我的過去皆為天賜，我便接受這個說法。而如果有人告訴我，我現在並非自由人，我便不能相信。所以說自由意志是一種必需的幻覺。當斯賓諾莎說到一塊落下的石頭可以想「我想要落地」時，他當然明白這一切。我覺得如果我想繼續寫作，那麼不是上帝，而是那長長的、通向無限的因果之鏈使我作如是想。
讀者你可否解釋一下你對詩歌靈感的看法？
博爾赫斯我知道它並非子虛烏有，但我只知道這些。我知道我得到了饋贈，而我誤用了它們。但是我知道靈感是存在的。而靈感自何而來我卻不知。它也許來自記憶，來自一種未知的力。但我知道靈感是存在的，所有的詩人都知道。這就像我知道存在著妒忌的經驗、愛的經驗，靈感來臨的經驗是存在的。我就知道這些。我們無需知道得更多。
讀者你能談談朗誦嗎？現在口頭文學遭到印刷文字的衝擊，我們想知道你對口頭文學的看法。
博爾赫斯當一首詩是真正的詩時，它迫使讀者大聲朗誦。這是對詩歌的檢驗。在閱讀一首詩，或一部長篇小說，或一個小故事時，如果你覺得並不非得把它大聲朗誦出來，那麼這作品一定出了什麼毛病。我多次注意到，儘管文字或許應當出諸筆端，但從本質上說它屬於口頭。既然它始於口頭，它就不該脫離口頭。
讀者在像我們這樣具有威脅性的社會中，藝術家應該充當怎樣的角色？美能否在我們所身處的氛圍中倖存？
博爾赫斯我認為詩歌與美必將得勝。我厭惡政治。我沒有政治頭腦。我有的是美學的頭腦，也許還有哲學的頭腦。我不屬於任何政黨。實際上，我不相信政治與國家。我也不相信富足與貧困。那些東西是假象。但是我相信我作為一個好的或壞的或平庸的作家的命運。
[1]《魯拜集》系波斯詩人奧瑪爾·海亞姆所作，愛德華·菲茨傑拉德（1809—1883）的英譯本由於其出色的譯文而被視作英詩的一部分。
[2]格肖姆·肖勒姆（Gershom Scholem，1897—1982），以色列哲學家、歷史學家，生於德國，被公認為現代卡巴拉學術研究的創始者。
[3]古斯塔夫·梅林克（Gustav Meyrink，1868—1932），奧地利小說家、翻譯家，《魔像》（Der Golem）為其最著名的作品。
[4]fetch一詞有兩意：名詞意為「活人的魂」，動詞意為「接走」。
[5]馬吉安（Marcion，約85—約160），基督教神學家。馬吉安教派是第一個被判為異端的派別，主張類似於諾斯替教派的二元論，完全拒絕《舊約》中的上帝，強調苦行，對後來的摩尼教有重要影響。
[6]諾斯替教派認為有一個真實存在的精神世界。它由最高神的無數流出體「移湧」（aeon）所充滿，此一「充滿」稱為「普累若麻」（plero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