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減字木蘭花·已卯儋耳春詞》
「春牛春杖，無限春風來海上。便丐春工，染得桃紅似肉紅。
春幡春勝，一陣春風吹酒醒。不似天涯，捲起楊花似雪花。」
這是蘇軾於立春日在海南寫下的一首詞。寫得歡歡喜喜。桃花在海風中紅極，楊花漫卷如雪，迎春的儀式開始了，農人們正在播種希望。自己也喝得暈忽忽的，春風總算吹散了醉意，想起來，哇，這裡，真的一點不像人們說的「天涯」啊！
現在的海南是旅遊盛地，房價與物價齊齊高飛，人們仍樂此不疲地奔過去，在沙灘上擠成魚乾狀，只為享受一點碧海藍天。
一千年前的海南，是個讓絕大多數中國人恐懼的地方，寧願坐牢、砍頭都不想去。路途遙遠，氣候炎熱，水土不服，缺醫少藥，野蠻土人，無數毒蟲怪獸……誰會想到，它也有美麗的春天？
因緣際會，蘇軾來了，看到了，並寫下了，海南的風，海南春天裡的花朵——他也不是自己情願來的，只是，倒了霉，不得已。
遵宋太祖遺訓，本朝不得殺士大夫，對於犯了龍顏和政治角鬥中失敗了的臣子們，朝廷最常用的懲罰方法是：貶謫。讓你遠離中原的繁華富庶，到窮鄉僻壤反省，罪行越大，去的地方越遠越荒僻。一般般的，到湖北湖南。「湖廣熟，天下足」，那是到明朝的事兒，北宋時的兩湖地區，在人們心中，就是個鄉下。腳步再往南，到了嶺南，就是蠻夷了，養尊處優的官員們，聽說被貶到這裡，再鐵石心腸，也不得不跟家人痛哭訣別——再不哭就來不及了，跟判了死刑沒兩樣。最後就是海南，真真實實的天涯海角，大宋朝懸在海外最荒蠻的領土，能被攆到那裡去的人，說實話挺罕見的，得硬生生撥了多少根龍鬚，揭多少片龍鱗，得罪了多少權貴，才能獲此殊榮啊！
海南人民淳樸，並不因為家鄉被中央當成罪臣們的天然獸籠而沮喪，也不知道「勢利眼」這個詞怎麼寫，他們以樸素的是非觀，熱情地接納了遠道而來的「大人」們，關於大人們的平生事跡，遠在天涯，他們也略知一二了。
海南島上建有五公祠，紀念唐宋以來被貶來的五位大臣：李德裕、李綱、李光、趙鼎、胡銓，李德裕是晚唐「黨爭」領袖，後四位則是南宋時期因為主張抗金而被踢過來。五公祠外，另有單獨一祠，供的就是我們的東坡先生。
東坡在海南留下了比其他「大人」更多的故事與傳說。比起其他的「大人」，他的個性更有趣，作風更平民，文化與生活上跟本地人的互動也更多……一言以蔽之，他跟他處的這個地方很「親」，他是這樣的坦蕩蕩，竟然把流放地也能當成家鄉一樣去接受，所以，這個本該充滿生命中的失落，四伏危機與惡意的地方，也溫情地接受了他，庇護了他。
東坡在海南待了三年。而初初渡過海峽，到達謫居地儋州城時，他已經六十二歲，隨身行李唯書二冊，隨從一個也無，長年同患難的愛姬王朝雲業已病死在惠州，只有最小的兒子蘇過，跟在白髮如霜的老爹後面，憂心忡忡。
蘇東坡是個大肚皮的胖子，那時候沒有啤酒，所以大家都說東坡先生這一肚皮裝的都是學問，只有他自己和王朝雲知道，裡面裝的都是「不合時宜」。不合時宜的東坡先生，在黨爭激烈的年代裡，無論新黨舊黨上台，都顯得那麼礙眼，貶謫這回事，對他來說，早已經算是家常便飯，不過呢，都沒這次來得兇猛，這一次，政敵是抱著置他於死地的決心，一趕再趕，趕盡殺絕，而且，不再有太皇太后那樣的高層人物護著他，不再有友朋暗地裡守望相助……最重要的，是他已經老了，真的老了，發蒼蒼而齒搖搖，到了不堪奔波的年齡。
這一回，大家都說，蘇東坡死定了，一把老骨頭，要丟在瘴雨蠻煙，海角天涯的腥風裡了。
東坡先生一生，除了愛開開玩笑佔點嘴頭上的便宜，為人多麼曠達隨和，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他能有什麼死敵呢？誰會忍心當真為難他？
有，這個人竟然還是他青年時代的好友，意氣風發，遊歷山河，喝花酒爭姑娘的同伴，那是一個性格與蘇軾完全不同的人，他的名字叫章惇。
關於章惇，宋代筆記裡有兩則故事，都是在他年輕時代和蘇軾同游中發生的。一次，兩人在陝西，聽說仙遊潭風光好，便相約戶外運動去，那時候旅遊開發可沒現在積極，山水多處於原始狀態。於是，碰到難題了。
「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風景雖好，危險係數高。章惇便唆使蘇軾從橋上走過去，到對面的山壁上題字留念。蘇軾望望然，不敢。章惇抬腳就走過了，並拿繩子綁在樹上，從容攀爬上下，在山壁上留下一行大字：「章惇蘇軾到此一遊。」
蘇軾不禁撫著章惇的背歎道：「你以後一定能殺人。」章惇問為啥，答曰：「能拼自己命的人也就能殺人。」章惇哈哈大笑。
蘇軾不愧冰雪心肝，有足夠的知人之明，但這一刻，他對朋友半開玩笑的感歎裡，有驚訝，更多的還是讚賞。蘇軾交朋友，和他對待世事的態度一樣，擅長發現閃光點，並由衷地讚美之。他是真心誠意，喜歡章惇身上的狂放，勇猛，剛毅，甚至，還帶著一點點好友間的心照不宣和包庇，這時候，他是相信，自己的朋友，即使以後真的會「殺人」，那也一定有他必殺不可的正當理由。
還有一次，在山間小廟裡喝酒。忽然聽人說「有老虎有老虎」，藉著酒意，倆愣頭青就騎馬過去圍觀，離老虎差不多百十米的時候，馬不幹了，當我傻呢，陪混小子玩命？說什麼也不肯走了。蘇軾一看，算啦，這事是挺危險的，還是閃人吧！掉轉馬頭就往回跑。章惇巋然不動，從懷裡摸出面破鑼，往石頭上一撞，聲音那個響，真是掩耳不及盜鈴之勢，老虎受這一驚，不明所已，跳起來就飛逃了。
由此可見，蘇軾是佔絕大多數的正常人，知風險懂進退，不拿性命開玩笑。而章惇呢，則很有點豪俠氣，梟雄氣，做事有狠勁，亦有獨出心裁的巧勁。這樣的人，當他決定做一件事的時候，世上沒有任何東西，包括情義在內，能夠阻攔他。
章惇不是不夠朋友。猶記元豐二年，「烏台詩案」，蘇軾被「變法派」的一些人羅織罪名下獄，其勢危在旦夕，落井下石的大有人在。而身為「變法派」中堅力量的章惇，卻挺身為蘇軾辯護，並對宰相王珪當面直斥，極顯當年攀巖嚇虎的勇氣——這其中，自然可能有內部派係爭斗的因素在，但不可否認，對蘇軾，章惇曾是不顧理念分歧而回護的。事後，蘇軾被貶到湖北黃州，親友中沒多少人敢去搭理他，也只有他的弟弟蘇轍，和章惇兩人隔三差五地寫信去勸慰。
事情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改變的呢？可以肯定，是跟那場「熙寧變法」有關。而關鍵的轉折點，應該從元祐年間說起：變法派靠山宋神宗與精神領袖王安石都已病逝，守舊派高太后與司馬光執政，對變法一眾進行大清洗，統統趕出中央，甚至貶謫至嶺南。而這種懲罰，已經近百年沒有大臣遭遇過了。守舊派中也有人反對，說這種處置太過嚴厲，恐怕將來會招致報應，然而還是雷厲風行地執行了。
在司馬光等人看來，這不過是除惡務盡，「君子」對「小人」的一次清剿。然而，政見之別，真能作為劃分忠奸的標準嗎？王安石以下，變法團體中，有趨炎附勢之徒，有投機分子，可是，也有真為理想而鼓動的的人啊。可是，沒有誰敢說什麼，獨有不合時宜的蘇軾，在自己好容易春風得意的一刻裡，站出來不知好歹地說：你們這樣做太過分了，簡直就是打擊報復。結果，連他也被趕出京城了。
一朝天子一朝臣，當高太后去世後，哲宗皇帝繼位，重新起用變法人士。他不知道，在多年的失望與怨恨中，他們中的大多數，已經變了模樣，冷酷了心腸，磨利了爪牙。誓要報仇雪恨。
十年河東，十年河西，圍繞變法的鬥爭，早已經脫離江山社稷的共識，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這是北宋知識分子的一場集體悲劇，時代的精英們，將才華與生命耗費在無休止的內訌上。講究修身齊家治國的士大夫們，不知不覺，將家國責任全忘卻。
章惇，當重新回到權力中心，他成了為達目標六親不認的人，曾經被蘇軾讚賞的自信與剛毅，變成了自負與刻毒，而年少時的狂放，在歲月裡，竟然化作了無時無地的、對這個世界的嘲笑與不信任。
《宋史》中說章惇「豪俊，博學善文」，文學方面，我們並不曾看到他留下多少印跡，這個人畢生心血與精力，都用在「變法」上了，準確地說，用在政治鬥爭上了。而政治，你當真玩得過它？都當自己是風，其實都不過風中的草。
在新黨、在章惇的眼裡，蘇軾也算是守舊派中的一員，司馬光早就死了，這股惡氣發洩不完，就拿名頭最大的傢伙下手吧。
不需要列出那些罪名，總之蘇軾以近花甲之年，被一腳踢到了廣東惠州。他在惠州呆了三年，山水看遍了，熱帶水果吃夠了，還作詩：「日啖荔枝三百顆，不辭長作嶺南人。」「為報先生春睡足，道人輕打五更鐘。」詩流傳到京城，章惇一看，好嘛，蘇子瞻你還能這麼快活！臨門一腳，把子瞻老弟踢到了遠得無從再遠的海南。
說起來，蘇軾也真是的，您是在被流放、被處罰狀態中哎，好歹要拿出點職業精神來，做出些苦楚不堪狀，讓上面看著高興一下，不然不是讓人家很沒面子麼？
何況，客觀上日子還是很苦的。住不好，吃不飽，自己采野菜充飢，心愛的女人又死了，早該抱頭痛哭了，為什麼蘇軾就不肯哭給大家看？不僅不哭，還得意洋洋？
章惇的怒火，就在這樣的琢磨中，熊熊燃燒起來。但我覺得，內心裡，對於老友這種隨遇而安，自得其樂，他其實是嫉妒的，因為他做不到，也想不通，為什麼有人能做到。
這麼多年了，蘇軾沒變，還是那個膽子不算大，嘴巴不老實，接物太隨和，處世沒心機的好人，很寬容，很有趣，一個無論如何，你都會覺得他很可愛的人。
他曾經以為這不算什麼優點，他仰慕的是導師王安石那樣的人，高瞻遠矚，殺伐決斷，敢為天下先，創不世出之功業。蘇軾高才，名頭響亮，但也不過是個保守的文人，哪有什麼魄力，實不足與自己為死敵。然而，他還是慢慢地對蘇軾痛恨起來了。
章惇驚異地發現，蘇軾的內心，比自己快樂很多。這個萬變的無情的世界，誰能不被它耍得團團轉，想堅持點什麼，就要咬牙切齒地和它死磕，多累多痛，還是不知不覺被世界改變了模樣，變得自己都厭惡起這一個「我」來。
蘇軾偏偏就可以不變，忠誠於自己的心，始終護衛著作為一個儒者，一個士大夫的原則，外界多紛擾，內心就有多豐饒，也常常迷惑，驚懼，不知所措，可這些都讓他變得更從容更曠達，更可愛更有趣了。
而章惇自己呢，明明胸懷大志，抱著獻身於一樁偉大事業的決心，卻怎麼就走到了今天，被憤怒與無力感纏繞著，每一天，睜開眼就要與天鬥，與人鬥，一邊應付明槍暗箭，一邊在人身後下黑手……那些人，無論對手還是同伴，都一樣的頑固，愚昧，狡詐，讓他一刻不能放心，一刻無法安寧……
他倒要想看看，到底怎麼樣，能讓蘇軾真正地垮下來，讓蘇軾的心中，和他一樣，充滿戾氣與怨恨？
可惜，蘇軾收到了他送來的一切折磨，唯獨沒收到他的恨意，依然一廂情願地相信：子瞻與子厚是好朋友，只是因為政見不同，不得不如此。
我想我若是章惇，也只能對著這顆惡意怎麼也無法侵蝕的赤子之心，悲憤地抓狂吧。
哲宗駕崩，徽宗上場，就是那個喜歡畫畫，球也踢得好的趙佶。章惇曾評價之為「端王輕佻，不可以君天下。」極力反對他即位。章惇怎麼說也是為趙氏皇朝貢獻了一生才智，慧眼識人的長處更是有的，他說得不錯，正是端王的輕佻，將北宋的河山早早斷送。
因為這層恩怨，章惇被趙佶也貶到嶺南去了，世事就是這樣無常。與此同時，蘇軾正在接到赦免，離開海南，從嶺南取道北歸的路上。以章惇的高傲，自然不會和老友說什麼。倒是他的兒子，也是蘇軾的門生章援，寫了封哀婉懇切的信給蘇軾，替父親求情。蘇軾拿著信，高興得要命，對兒子蘇過說：這篇文章寫得好，有司馬遷之風啊！然後，回信道：「我和你父親四十多年為好友，雖然中間有些不合，並無損於交情……過去的事情就不用說了，只論將來……」
下面又絮絮提醒些嶺南生活的注意事項，囑咐多帶些家常用藥，自療之餘，亦可惠及鄰里鄉黨之類。
不知道章惇見到這封信會怎麼想，我能瞭解的是，千年之後，看到這樣平常又寬厚的文字，亦能感到東坡先生身上那至真至善的人性光芒。林語堂感歎這封信是「偉大的人道主義文獻。」他說得一點不誇張。
也就是這一年，東坡與世長辭了。北歸途中逝於江蘇常州。他終於沒能回到家。
那一刻，「吳越之民相與哭於市，其君子相吊於家，訃聞四方，無賢愚皆咨嗟出涕。太學之士數百人，相率飯僧慧林佛捨。嗚呼，斯文墜矣！後生安所復仰？」愛東坡的人，生前身後都是那樣的多。
章惇亦於四年後逝於嶺南雷州，無聲無息。
後世人常罵章惇是小人，背叛了與蘇軾的友情。但看過他們的一生行徑，我想事情未必如此簡單。
東坡，他真是千古唯一的人，讓無數人感到親切並且敬愛。而內心裡，我更能感到共鳴的是章惇。因為在他那裡，我看到的是一顆接近於我們平常人的心：軟弱，自負，嫉妒，掙扎……許許多多的人性弱點，織就一個矛盾的靈魂，善與惡共存，私慾與公義較量，被冷硬的現實，壓得快要爆裂了。
原來，我們都很容易被誘惑，被環境同化，隨波逐流，背離初衷，且並不自知。只偶爾老天作弄，才在某個平常的清晨，忽然摔碎鏡子，害怕裡面的那個混蛋，那個怪胎。正是這一點，讓我也有點兒心疼章惇。
不過，章惇跟平常人還是有些不一樣。他的身上，和其導師王安石一樣，有種孤決的氣質。這是歷史上「變法者」們共同的氣質：
他們革命，他們執著無畏，雖千萬人而吾往矣。同時，他們常常又太堅信手上的真理，不肯包容，不願妥協，反對者愈多，愈發頑強，甚至剛愎起來。到最後，六親不認，眾叛親離。最糟糕的是，他們還不是通俗意義上的小人，小人好利，可以收買，可以講條件。而他們，在意的不是私慾，是信仰。信仰才是人類所有情感中最崇高，也最可怕的東西。
章惇一生，打垮了很多敵人和親友，還親手打垮了自己。他整過東坡，可我也像東坡一樣，恨他不起來。我的理由是：我知道，人性之惡就是這樣難對付的，哪怕你志存高遠，守身欲潔。
這真是悲哀。好在，我們還是知道，這世界上，至少還有一個人，不是這樣的，他像個天才兒童一樣，神奇地跳出了所有濁世的污染，人性的圈套……這個人就是蘇東坡，古今中外只此一個的東坡先生。
誰能像他那樣冰雪聰明，又沒心沒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