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訴衷情》
「當年萬里覓封候，匹馬戍梁州。關河夢斷何處？塵暗舊貂裘。
胡未滅，鬢先秋，淚空流。此生誰料，心在天山，身老滄洲！」
陸游的悲痛，是整個南宋所有有志之士的悲痛。後人論及，往往會痛恨主和派的投降主義，歸咎於天子昏庸無能。然而，如果沒有這些阻礙，南宋真的就能成功地「還我河山」？歷史沒有如果，但也不妨在既成的事實中，尋找一些必然與偶然交錯的原因。
都知道，軍事力量，一直是兩宋王朝的致命弱點，經濟文化都已發展到高峰，卻受制於外族的武力威脅，全不及強漢盛唐。但北宋建國，本先天不良，承接了五代十國民族混戰的亂攤子，名義統一，實際分裂成幾個並立的民族政權。宋實際所能控制的範圍，僅在中原地帶。起點既不高，生存環境又不佳——正逢遼、西夏等遊牧民族向定居過渡，建立王朝的上升時期。
比起盤旋關外的草原鐵蹄，靠兵變起家的趙家天子，深知對於皇帝寶座，內亂比外敵更直接更可怕，於是牢抓兵權。一開始就重文抑武，守內虛外，建立高度發達的文官政治體系，武將地位一再壓低，在文人政治生存環境空前寬鬆，文采風流鼎盛的同時，武將素質卻每況愈下，終至於，戰事起時，舉國無堪用之將才。
將才凋零，相匹配的，自然兵不堪用。高度集權中央的用兵制度。兵將分離，文官帶兵，減少擁兵自重的可能性，卻也「將無常師，兵無常帥」，無法訓練出高素質高效率的部隊。於是採取人海戰術，以數量來彌補質量不足。
軍備是宋朝財政的重頭消耗，北宋前期，每年的軍費開支即已超過財政支付能力。不得不鼓勵軍隊經商，結果官兵武藝更加廢弛，只好再擴充軍隊。最高峰時全國軍隊一百二十萬，受天子直轄的禁軍就佔了八十萬，都用於拱衛京師，彈壓地方，一旦有戰事，根本不受將帥調派。南宋時岳飛之所以戰績輝煌，就是靠了親手建立訓練的「岳家軍」。成績出來，朝廷的猜忌也跟著來了。
遊牧民族全民皆兵的時候，大宋王朝的職業軍人們，走走私，經經商，合資開個茶樓酒店，小日子快活得很，卻苦了國家，每年向遼、西夏交歲幣也就罷了，還要給這支龐大的軍隊按月發餉。實在很讓執政者叫苦連天又無可奈何，好像大宋朝長年餵養著的一隻巨大白象。
軍事力量薄弱，還有一個很重要又很荒誕的原因：兩宋嚴重缺馬，是中國歷史上最缺少馬匹的朝代。尤其到了南宋，像陸游，他那麼想騎馬，就不能找匹馬過過乾癮麼？始終騎在驢背上跑來顛去，實在也是因為，在日常生活中，就算普通官員，想找匹馬騎，也是很不容易的。
冷兵器時代，戰馬是衡量軍事力量強弱的重要指標。沒有戰馬，就沒有能在戰爭中起致勝關鍵的騎兵部隊。北宋一開始對遼戰爭就勝少敗多，這就是一個重要的客觀因素。
為什麼沒有馬？歷來產馬的地方：西北、塞北、關東，西南，全被其他民族政權占走了。中原地帶農耕為主，環境很不適宜養殖馬匹。只能高價去向遼、西夏和大理去買馬。這種情況下還敢跟人打仗，一打仗立刻被封鎖戰馬進口。到了南宋，與北方勢成水火，每戰就會損失大批戰馬，每一戰敗，恢復元氣就難上加難，不得不和議以求休養生息。主和派對主戰派才恨得要命——恨其左傾冒進，回頭害得大家全體完蛋。保守成分有之，非說是投降主義，還真冤枉了。
滇、川、藏三角地帶叢林中，那條茶馬古道，就是起源於唐宋以來，用中原茶葉與邊疆各國進行馬匹交易。南宋時，「關陝盡失」，西北地帶的茶馬交易已經無法進行，只得把重心轉移到西南。大理也是產馬區，馬以個子小，能負重，善走山路著名，卻並不適用於作戰，運運軍糧還差不多。戰馬還是西北的好。
平時民間，只得有驢子騎。這是個驢子普及的朝代，翻開兩宋詩文，驢的出場率，遠遠高於馬。《清明上河圖》反映宋時汴京繁華實景，裡面的馬也寥寥。陸游關於驢和馬的怨念，就很能解釋了。
但是呢，用曹操的詩來說：「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陸游騎不成馬，在後人看來，也沒什麼關係了，他早已在歲月裡，把自己變成了一頭悲壯的老馬。
對於軍隊缺馬這種心頭患，兩宋王朝都想了不少辦法，可以說是一部可歌可泣的外交史與商戰史。北宋經歷的兩次政治革新嘗試，范仲淹的慶歷新政，和王安石的變法，重頭內容都涉及到馬。
王安石的「保馬法」，讓民間養馬，然後再由政府出資買回，聽起來很好，卻和其他新法一起，很快流產了。
關於王安石的熙寧變法，從剛開始一直到千年後的今天，毀譽不一。就不需要具體說了。只有兩點是毫無疑問的，它像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次變法，在陣痛與代價中搖擺前進；而不論成果如何，始作俑者，都只能有一個黯然無言的悲涼結局。
熙寧九年，推行新法六年後，55歲的王安石辭去宰相，退居江寧（今南京），新法推行過程的鬥爭令人厭倦，無休止的應對爭論和排除阻擾，突如其來的罷相，被誣告謀反，理由荒謬得讓人聽到的一瞬，不是憤怒而是失笑。呂惠卿之類無常小人的背叛和暗算，讓人直接對人性產生懷疑。寄予厚望的愛子王雱，聰慧靈敏，才氣逼人，亦在這一年病亡，不過三十二歲。
心灰意冷，激流勇退。不退也不能。仍在推行中的新法，像一艘開往未知海域的輪船，剛剛啟程，就已經擠滿了精明能幹的野心家，利慾熏心的投機者，作為老船長的王安石，早已被擠到船舷邊。
在江寧的日子，據記載，是這樣的：「王荊公不愛靜坐，非臥即行。晚卜居鍾山謝公墩，畜一驢，每食罷，必日一至鍾山，縱步山間，倦則即定林而睡，往往至日昃及歸。」
就是騎著驢子，來來回回地在山水間走。每日如此。王安石是個坐不住的人，這一點可以想像。
當年，他可是號稱「拗相公」，說起國事，不惜跟好友翻臉，不憚在皇帝面前抗辨，厲聲高呼：「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這種人，心裡有一團烈火，烤焦了著自己不在乎，燒到了別人，那也只好說聲抱歉，誰叫你在他的理想前面擋路。比如說蘇軾，王安石是那麼欣賞他，對人說：「不知更幾百年有如此人物。」當蘇軾一再上書反對新法時，他還是毫不遲疑地清除障礙，對神宗皇帝道：「軾才亦高，但所學不正……請黜之。」
對於變革者來說，最大的痛苦，不在於反對者眾，而是反對者中，有親朋好友，有向來推重欣賞的人，你知道他們都是好人，是君子，甚至是愛自己的，卻還要面對他們的反對與質問。一萬個敵人的仇視，痛不過一位朋友的誤解。在王安石推行新法的過程中，這樣的名單可以列出很長……
想到這一點，再回想起「拗相公」的稱號，想到江寧山間，騎驢而蹣蹣獨行的那位老人瘦小身影，才更感覺到一種理想主義者的悲涼。戰爭時代的理想主義者如陸游，人們都讚賞他的報國心和勇氣。和平年代，同樣懷抱富國強兵理想行動著的人們，卻被指責與猜疑包圍。和平時期無英雄，不是沒有，而是，人們並不需要。
在大一統的國家背景下，龐大的官僚政治體系得以順利運轉，但也必然帶來效率低下。但人們反而更加害怕變革。有革新，就會觸動盤根錯節的舊利益集團。至於那些本無多少利益可言的底層人民，已經過於稀少的生活資源，承受不了變革的陣痛，寧做穩定的奴才，也不願冒險做變革的主人。變成故步自封的老大帝國，在北宋的風流世代，已經能看到不祥的陰影。
但是變法中的主人公，即使付出慘痛代價，在理想與熱情的包圍下，還是抱有一線希望。退居江寧的王安石，每日例行的山間遊走，說是縱情山水，猜想起來，還是一為驅悶，二來，也不無對山外消息的期待，不能真正忘情。
《漁家傲》
「燈火已收正月半，山南山北花撩亂。聞說洊亭新水漫，騎款段，穿雲入塢尋遊伴。
卻拂僧床褰素幔，千巖萬壑春風暖。一弄松聲悲急管，吹夢斷，西看窗日猶嫌短。」
這是元宵過後，滿城綵燈收起，開始出城探春。江南的春天來得早，和京城大大不同，此時已經是滿山花爛漫。
王安石平時的行走路線，大概是這樣的：他住在白塘的「半山園」，離城七里，離鍾山七里，如果入城，就坐只小船，但大部分時間，是去爬爬山，到寺裡與和尚談談經什麼的。這次，他聽說山西側洊亭的春水初漲，便想過去瞧瞧。款段，本來是行動遲緩的駑馬，然而，王安石用來說他騎的那頭驢。剛退居的時候，神宗皇帝曾賜給他一匹馬，但是可能水土不服，很快就死了。
王安石曾特地寫詩以記之，《馬斃》：「恩寬一老寄松筠，晏臥東窗度幾春。天廄賜駒龍化去，謾容小蹇載閒身。」詩中頗有自嘲意味，此身已閒，馬是無福再騎了，就弄隻驢子相得益彰地混混吧。
這也可以看出宋代馬匹稀少，平時出入騎馬，是很特別的待遇。當然官員上朝，按規定必須要騎馬，以示尊重。而主動騎驢，就是表明正式地回到了民間，接受平民況味的生活。王安石現在就把自己當平民，一路爬上山，不嫌雲深路滑，想找個遊伴。遊伴能有誰呢？很難說，也許是山寺的和尚，或者寄寓寺中的文士畫家之流。著名畫家李公麟，當時也就在昭文寺。
但也許，遊伴只是個幌子。或者運氣不好沒找到。因為跑到僧房內自個兒睡下了。僧室的清寂，與外面千山萬壑的春暖花開，形成視覺上強烈對比。讓人有一種欲靜而不得靜，欲閒又不得閒的奇妙預感。果然，他這一覺睡得並不安穩，被松濤聲驚醒了。松濤聲在門外，一聲比一聲急切，如有人吹著悲鬱的笛管。這時，窗邊已映上西沉落日，如果是心底無事的人，此時該出門觀賞山間暮色吧，那也是很美的啊。王安石卻只覺失望：讓我多睡一會兒也好啊……
雖說人老來嗜睡，可怎麼看王安石，非行即臥，走得累極了，就隨便靠在樹上睡著了，實在不能算正常。那是有太多的鬱結，行不能散，再以睡忘之。
《菩薩蠻》
「數家茅屋閒臨水，輕衫短帽垂楊裡。今日是何朝？看余度石橋。
梢梢新月偃，午醉醒來晚。何物最關情？黃鸝一兩聲。」
幾乎都要被他瞞過去了，可是，「看余度石橋」的一個看字，露了馬腳，如果真是那麼出塵那麼瀟灑，你要人家「看」你作甚？這樣細一琢磨，心裡真是傷痛。而且完全無法對人說。大概也只有那頭長年陪伴的驢子，聽過這老人無數的歎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