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學期我給學生出的作業題裡面有一道是：「中國經濟改革的成功能否歸功於新自由主義？」結果學生寫了一篇義憤填膺的文章討檄「新自由主義」，說中國的改革跟「新自由主義」毫無關係，而恰恰是政府主導經濟變革的成果。
我說你這有點違反常識，雖然中國的經濟變革是政府引導的，但是引導的方向是自由市場，你看看中國30年來的經濟自由度的擴大，再看看30年來經濟發展的成就，瞎子都能看見二者之間的正相關關係。
學生只好承認，她之所以這樣寫是因為，她實在找不到肯定新自由主義的文章和書籍，幾乎所有她找到的關於新自由主義的論述，都對這個概念咬牙切齒，她也只好依葫蘆畫瓢。
也是，確實不能責怪這個學生觀點的偏頗。我自己的感受也是，在英語學術界裡，尤其在人文學科界，「新自由主義」這個詞幾乎已經成了「過街老鼠，人人喊打」的貶義詞。很多著名的公共知識分子比如喬姆斯基、斯蒂格勒都似乎與這個詞不共戴天。再加上「新自由主義」這個詞經常跟「華盛頓共識」、「美國政府」、「美國控制的國際經濟組織」等聯繫在一起，與伊戰激起的全球反美情緒相呼應，政治反美和經濟反自由化互相激化。連中國的知識界似乎都受其影響，時不時就有學者振臂高呼要打倒「華盛頓共識」。
但這事一直令我納悶。
據說新自由主義的四項核心是：貿易自由化、減少政府經濟干預、通過財政緊縮來控制通脹、企業私有化。這種自由主義其實並沒有什麼「新」意，完全與「舊」自由主義一脈相承，但因為當前的自由主義是古典自由主義在凱恩斯主義挑戰之後的復興，所以稱之為「新自由主義」。一般認為，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撒切爾、裡根和皮諾切特——也許現在還可以加上印度的辛格。擱置這幾個人裡面某些人的政治污點不說，他們的自由主義政策在經濟方面都相當成功——這已經是得到相當承認的事實。知識分子們得多麼無視現實，才會把改善了世界上近一半人口生活的自由主義經濟政策說得一文不值。
需要指出的是，事實並不像批評者——姑且稱之為「新國家主義者」吧——所說的那樣，「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經濟成功僅僅讓「一小撮精英」受益。就拿中國來說，改革開放使中國農村絕對貧困人口減少了兩億多，這兩億農村人口屬於精英階層？不可否認，現在中國貧富差距已經大到危險的地步，但是這種貧富懸殊，其中多少是因為自由化市場改革，又有多少是政治制度漏洞導致的貪污腐敗和不公平分配製度？畢竟，新自由主義只是一系列經濟政策，它不能夠、也不應該替代必要的政治改革。
當然當前對新自由主義的流行批判也不是空穴來風。前蘇聯和東歐、非洲、拉美都經常被當做例子，證明「新自由主義的破產」。不過，蘇東地區在轉型初期嗆了幾口水之後，現在似乎學會了在「新自由主義」中游泳，而且游得還挺快——近年來東歐各國平均增長率都在4%-7%左右。改革、開放、發展、爭先恐後地入歐盟，所以「新國家主義者」在那裡似乎已經失去了陣地。
非洲這塊陣地似乎也不大牢固。雖然80年代末以來國際金融基金、世行的「結構調整項目」（往往被視為「新自由主義」的代名詞）在非洲遭到了失敗，但是，哪個藥方沒有在非洲遭遇失敗？五六十年代非洲各國剛獨立時，最先擁抱的恰恰是社會主義經濟思路，傳說的烏托邦卻並沒有實現。後來半個世紀，各種國際援助紛沓而至，也往往無功而返。非洲簡直就是各路經濟學家的「百慕大」，開一個藥方栽一個藥方。
於是拉美就成了「新自由主義破產」的最有力證據。不錯，從80年代末開始，不少拉美國家開始嘗試「新自由主義」的藥方，但是東亞式的經濟奇跡卻沒有出現，經濟增速緩慢不說，兩次大的金融危機（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和2001年阿根廷金融危機）幾乎讓新自由主義信譽掃地。新自由主義在拉美失去市場的一個重要表現，就是近年來拉美各國連連出現左翼勢力回潮、左派政黨在委內瑞拉、阿根廷、烏拉圭、玻利維亞、厄瓜多爾、尼加拉瓜等國連連得勝。
但是，拉美現象需要更仔細的觀察。首先，自由主義經濟政策在拉美也不是一敗塗地。智利始終是拉美最堅持自由經濟政策的國家，但是其經濟始終保持良性增長。巴西、秘魯以及1994年以後的墨西哥也始終實行溫和的自由經濟政策，經濟也穩步增長。就算阿根廷、委內瑞拉、玻利維亞這樣通過國有化、提高關稅來收縮經濟自由的國家，收縮的程度也非常有限。即使委內瑞拉，也還是需要通過「資本主義貿易體系」來賣石油；尼加拉瓜的前革命家奧特加當選總統之後表示他已經放棄原來暴力土改的主張；阿根廷近年的經濟復甦恰恰是因為政府嚴格控制開支……「國家主義」往往是雷聲大、雨點小而已。
其次，新自由主義政策的實施，與其說是一小撮自由經濟原教旨主義者四處「傳福音」的結果，不如說是拉美各國自身戰後的「關起門來搞社會主義」政策走到死胡同之後的一個政策反彈。與東亞各國的「出口發展戰略」不同，拉美戰後一直在採取「進口替代發展戰略」，結果東亞各國通過「比較優勢」在全球經濟體系中乘風破浪，拉美卻因為堅持「自力更生」成了國際經濟體系中的孤帆遠影。「新國家主義」者試圖製造一種印象，似乎新自由主義把好好一個拉美給糟蹋了，事實是，改革的起因恰恰是拉美各國的經濟困境和滯脹，像阿根廷、玻利維亞等國，實施財政緊縮政策前，通脹率都達到了2000%，因為撞了南牆，所以必須回頭。
再次，新自由主義和拉美經濟發展受挫的關係到底有多直接，也可圈可點。墨西哥和阿根廷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都是政府向國際金融市場過度借貸的後果，加上政府徵稅能力不足以及腐敗成風，終於導致危機。但問題是，「新自由主義」並不必然導致過度借貸、收稅能力、腐敗這些配方，否則無法解釋為什麼其他地方的「新自由主義」沒有釀成金融危機。甚至有人認為阿根廷、墨西哥、玻利維亞等國的問題恰恰在於「自由」得還不夠，比如，據《紐約客》報道，在玻利維亞「成立一個新公司需要59天、15個程序、人均年收入兩倍的費用」，這樣的體制，是太自由還是太不自由呢？所以有人說，服藥藥量不夠，不能怪藥本身不好。
新自由主義在歐美、中國、東亞、南亞似乎成果顯著，在東歐、非洲、拉美卻走得跌跌撞撞，為什麼同一個藥方，卻會有兩種不同的命運呢？其實，這也沒有什麼可奇怪的。所謂新自由主義，說到底只是一系列的經濟政策，而政策只是經濟發展的決定因素之一。經濟政策就像一條魚，能不能養好，除了取決於魚本身的生命力，還要取決於魚塘裡的水質，而影響這個「水質」的因素，包括政治制度、歷史、文化、教育水平、傳統、地理位置、人口構成等等因素。這也是為什麼當一個國家引進自由經濟制度的時候，還需要在政治、法律、福利政策方面做一系列的配套改革，通過經濟自由來實現發展，通過政治民主來保障公平，否則再好的「魚」也可能被養死。但如果因為一個藥方沒能「包治百病」，就把它說得一文不值，就不知道是開藥的幼稚，還是吃藥的幼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