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宣判了資本主義的死刑：「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
1942年，經濟學家熊彼特在其名著《資本主義、社會主義與民主》中又宣判了資本主義的死刑：「資本主義能存活嗎？不，我認為它不會。」當然熊彼特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不認為資本主義消亡會是因為經濟失敗，但他認為「資本主義不可避免地……創造、滋生和鼓動社會騷亂」。
距馬克思的預言已經一百多年，距熊彼特的預言也有近70年，資本主義的死亡卻遲遲沒有到來。事實上，紐約的寒冷街頭，人們排隊等候iphone的最新型號；飲食文化博大精深的中國，麥當勞卻從首都一路開到了縣城；一部好萊塢最新電影，在歐洲、巴西、土耳其、南非，處處門庭若市……資本主義不但沒有消亡，它正花枝招展地滿世界遊蕩。
所以，當今年的「佔領華爾街」運動的遊行中，又出現「資本主義不行了」（Capitalism Doesn\'t Work)這樣的口號時，也許資本主義世界的人們不必驚慌失措，他們完全可以伸個懶腰，說：哦，資本主義又死一次啊？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媒體上到處是「西方那一套不靈了」這種說法。但如果我們把這次金融危機放在資本主義的長線歷史中去看，那麼結論也許不必那麼聳人聽聞。就美國來說，建國以來共有過大大小小的經濟衰退近50次，其中著名的有1857年恐慌，1893年恐慌，1907年恐慌，1920年蕭條，1929年大蕭條……而1973年石油危機引發的經濟滯漲，2000年初IT泡沫破裂引發的經濟衰退，更是令人記憶猶新。一位《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寫道：「資本主義之所以如此成功，部分是因為它允許虧損甚至破產，是失敗的可能性創造了成功的機會。」這樣說來，經濟蕭條不但不一定是問題，甚至承擔給經濟重新洗牌的功能。
那麼今天的佔領華爾街運動，是杞人憂天多此一舉？未必。首先，和二戰以來的歷次經濟衰退相比，這次危機格外嚴重，8%以上的失業率已持續三年，GDP跌落的幅度也是二戰以來所未有。最讓人不安的則是經濟不平等的明顯擴大。據統計，從1979年到2007年，美國收入最高的1%家庭稅後真實收入增長了275%，前20%收入的其他家庭收入增長了65%，中間60%家庭增長了40%，底層20%卻只增長了18%。1979年最富裕的1%家庭稅後收入佔全民收入的8%，今天則占17%，翻了兩倍。收入差距的擴大——如果伴隨著底層收入的逐步提高——對於經濟發展而言未必是個致命問題，但它撕裂社會，破壞社會凝聚力和政治共同體意識，難怪佔領運動最響亮的一個口號就是「我們屬於99%」。經濟學家斯蒂格勒則惡搞林肯的名言，將美國的狀況描述成「1%有、1%治、1%享」。
佔領華爾街運動正是對這些問題的一次集中表達。如果說民主制度具有糾錯的彈性，那麼這樣的示威遊行，就是給這種糾錯機制提供信號。有人從佔領運動中看到的是混亂和動盪，但它同時體現的也是一個允許民眾自由表達觀念和利益的制度的健康與活力。不斷深入的全球化、推陳出新的金融創新是人類從未航行過的「新海域」，在新海域航行碰到礁石不可怕，可怕的是船隻的報警機制失靈或者船長裝聾作啞。從這個角度來說，喧嘩的政治比靜悄悄的政治更有生命力。
事實上，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一次次「死而復生」，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為一代代美國人在不斷「佔領華爾街」，「從資本家手裡拯救資本主義」。從1877年鐵路大罷工到1894年普爾曼罷工，從上世紀初的紅色浪潮到60年代的民權運動，美國民眾一直在佔領各種各樣的「華爾街」。無論是進步主義時代勞工條件的改善，還是羅斯福新政時代社會保障系統的啟動，及至約翰遜偉大社會時代扶弱濟貧醫療體系的建立，可以說都是各種形式「佔領華爾街」的成果。這些福利措施的經濟效益也許可圈可點，但是它們對於確立資本主義體系的政治合法性乃至彌合整個社會的精神裂痕，卻是功不可沒。
然而，數次蛻變之後的資本主義由此也面目全非，它不再是一個氣勢洶洶的壯漢，很大程度上變成了一個和顏悅色的婦人。哪怕是美國這樣被視為「新自由主義」代表的國家，其福利和社會保障開支也占聯邦政府開支一半以上，各種幫助低收入者的教育貸款、住房補助、減免稅費更是層出不窮。正是資本主義這種「見風使舵」的彈性，幫助它逃過馬克思和熊彼特的預言，不斷東山再起。
但也正是資本主義的這種華麗轉身，使得今天的佔領華爾街運動顯得「拔劍四顧心茫然」：我們不滿，我們憤怒，但誰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屬於99%」喊起來固然響亮，但那「1%」真的惡貫滿盈？一群左手握著iphone，右手端著星巴克咖啡，身上穿著Walmart買的牛仔褲，中午要去吃麥當勞的人，憤怒聲討創辦管理iphone、星巴克、Walmart和麥當勞的「1%」，多少有些滑稽。事實上雖然2005年最富有1%家庭的稅前收入占總收入的21. 8%，但是這部分人上交了美國聯邦收入稅的40%，聯邦全部稅收的28. 1%。相比之下，由於各種減免，目前美國底層47%家庭不交聯邦收入稅。難怪「我們屬於99%」這個口號流行起來之後，就有另一部分民眾發起了「我們屬於53%」這樣的口號——意思是：我們努力工作，我們依法納稅，我們通過工作而不是撒嬌來增加財富，你呢？
同樣重要的是，雖然美國收入差距在拉大，但社會仍具有相當的流動性。經濟學家索維爾在一個研究中指出，大多1975年屬於底層20%收入的人後來也在某個時點進入過頂層20%收入階層，只有不到1%的美國人一直處於底層20%。另一項研究則表明，從1996年到2005年，僅10年就有四分之三屬於頂層1%收入階層的人「掉出」了1%階層。也就是說，大多數美國人並不固定在某個收入階層裡，美國這個推崇個人奮鬥的社會仍具有相當的流動性。
有趣的是，很多屬於「1%」的富翁在這場運動中站出來為「99%」說話。巴菲特多年呼籲政府多征自己的稅，富豪好萊塢演員們聲援華爾街運動屢見不鮮，有些富翁乾脆創辦了「財富為公益」這樣的組織，專門號召政府給自己加稅。這樣一來，運動就更難把矛頭集中到那「1%」了。事實上10月中的一項蓋洛普調查顯示，當問及政府和金融機構誰更需對經濟危機負責時，64%的美國人選擇了政府，只有30％的人選擇了金融機構。
這大約也是為什麼佔領華爾街運動雖然風起雲湧，但它的目標卻模糊不清。示威者希望「嚴懲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但危機的部分原因是銀行家的過度投機，另一部分原因則是政府為滿足普通人住房需求而壓低貸款標準——當初獲得低價房貸時「同去同去」了，今天危機了卻憤怒聲討，似乎也不太地道。而且，具體應該嚴懲誰呢？什麼罪名？當被問及為什麼政府沒有起訴「貪婪的銀行家」時，連奧巴馬總統都說：雖然這些人的行為不道德，卻未必違反了法律。示威者憤恨CEO和銀行家們收入太高，但是私營企業給CEO們多少工資，這是公司董事會的決定，政府不能插手。他們吶喊應該給富人加稅，但如前所述，富人的稅收其實並不低。他們指責政府不應該花那麼多錢挽救華爾街，但是當初的救市資金並不僅僅是為了挽救銀行家，而且是為了穩定經濟形勢，避免銀行破產的多米諾骨牌效應。他們提出政府應該加強銀行監管，但是加強監管的Dodd-Frank法案已經於2011年通過……雖然這些方面的確還有可以作為的空間，但是技術性的故障似乎難以支撐排山倒海的憤怒。無論如何，佔領華爾街運動看上去都像是一次找不到階級敵人的階級鬥爭，在21世紀反抗資本主義似乎有些生不逢時。
但是，難道資本主義在21世紀就高枕無憂嗎？當然不是。正如歐洲各國財政危機所揭示的，今天西方的當務之急並不是貧富差距導致的社會割裂，而是超前福利導致的財政危機。用「佔領華爾街」來應對「過度福利」的挑戰，相當於用吃得更多來治療肥胖。在這個意義上，西方各國政治家乃至民眾當前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是克制持續膨脹的福利衝動來實現財政的平衡，還是繼續尋找「階級敵人」將一切經濟問題政治化？如何在保持經濟活力的情況下維持社會的凝聚力？老實說，這不是對資本主義的考驗，而是對西方民主制和公眾理性的考驗。這樣說來，馬克思和熊彼特似乎又沒有過時，他們的預言依舊像烏雲一樣徘徊在資本主義的上空，隨時準備化作「席捲舊世界」的傾盆大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