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那些對美國民主嗤之以鼻的人又找到了一個「確鑿證據」：2010年1月21號，美國最高法院在「聯合公民對聯邦選舉委員會」的判例中，以5︰4裁決聯合公民組織所製作的「希拉裡」政治片可以在選舉前夜在電視上播放，推翻了之前聯邦選舉委員的禁播指令。這個裁決，用某評論員的話來說，導致了一場「政治颶風」，政治家和評論員紛紛表態，叫好的叫好（主要是共和黨），譴責的譴責（主要是民主黨），吵作一團。
吵架的理由是，那個宣傳片（立場是反希拉裡的）是有公司贊助的，而根據美國2002年的競選法案和之前1990年的判例，公司或工會贊助的政治廣告不能在初選前一個月、大選前兩個月播出。而21號的裁決則意味著公司或工會從此可以任意資助政治廣告，影響選舉結果。對很多人來說，這意味著有錢人可以盡情地「收購」選舉，從此美國的民主脫下了最後的褲衩，墮落成了富人的裸奔。用奧巴馬的話來說：「最高法院今天的裁決，給特殊利益集團用金錢操控政治開了綠燈，它是石油公司、華爾街銀行、保險公司和其他強大利益集團的勝利。」
哇，直接把民主赤裸裸地賣給資本家，這5個大法官膽大包天，不知道收了多少好處費？但是，也許，5個如此資深的法官這樣裁決也不是沒有自己的道理？首席法官Roberts這樣解釋他的立場：「憲法第一修正案的文本和目的都指向一個方向：國會不應當限制政治言論自由，即使這個言說者是公司或工會」。原來，其裁決的理論基礎是憲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
這樣看來，這次判決引發的辯論，其實是美國過去幾十年關於競選資金論戰的又一個回合而已，而這個論戰的核心，就是在言論自由和政治平等之間，如何實現平衡？讓人說話，就自然有人說得多有人說得少，此謂自由，但傷害平等；要讓所有人發言時間一樣，就得強制一些人少說或者另一些人多說，此謂平等，但傷害自由。
裁決出來以後，不出所料，從白宮到網絡，到處湧現出「國將不國、民主將不民主」的哀歎，嘲諷美國民主的人自然要舉著這個「確鑿證據」宣揚：看，我說了吧！我很奇怪人們為什麼如此輕易地將這個裁決詮釋為富人的勝利。且不說很多人刻意將「公司或工會」縮寫為「公司」——比如奧巴馬，用「其他強大利益集團」這個說法把工會給「其他」掉了，從而輕飄飄地勾銷了該裁決意識形態上的中立性。即使這個裁決只允許公司資助政治廣告，在我看來，要從「允許公司資助政治廣告」得出「從此民主就成了富人的民主」結論，至少有兩個邏輯上的跳躍：第一，公司在政治上總是在支持「代表富人」的共和黨、打壓「代表窮人」的民主黨；第二，民眾會輕易被電視廣告所忽悠，讓砸錢的大公司得逞。
但事實上，這兩個跳躍都是可疑的。大公司總跟共和黨心連心嗎？「公開的秘密」組織的調查公佈了1988到2008年各大「政治行動委員會」（一般由公司或工會資助）的捐款情況，事實是工會基本一邊倒支持民主黨，但公司卻不一定。比如高盛銀行63%的捐款流向民主黨，只有36%流向共和黨；花旗銀行49％捐款流向民主黨，50%流向共和黨，基本持平；相比之下教師協會這樣的工會組織，98%的政治捐款流向民主黨，流向共和黨的則是零。有趣的是，在政治捐款總額的前十位中，有6個是工會或公共服務業行業協會，只有4個是公司或私營行業協會。那種「石油公司、華爾街銀行、保險公司一定更熱衷於用錢來操控選舉結果以維護富人利益」的看法本身，就是一個需要被論證、而不是「顯然如此」的觀點。
至於有多少民眾跟著政治廣告的指揮棒走，就更可疑了。自戰後美國政治學界有對投票的經驗研究以來，從40年代的Lazarsfeld到60年代的Converse再到90年代的Finkel，對政治廣告——確切地說——包含政治廣告在內的全部競選活動對選民的影響力，幾乎每一代政治學者都得出了大同小異的結論：政治廣告——乃至兩黨的競選活動本身——對選民的影響微小。選民的階級、教育、收入、種族、宗教、家庭背景等因素往往塑造了其政黨忠誠，這種忠誠非常有韌性，它有時會被政治經濟或者國際局勢左右，但是極少被政治廣告所改變。即使某些選民為之改變（往往百分比為個位數），這種改變往往是雙向的（即，有的民主黨員「叛變」為共和黨員，有的共和黨員則「變節」為民主黨員），因而有相互抵消的效果。雖然少數選舉中，由於雙方力量的勢均力敵，政治廣告可能明顯影響選舉結果，以蝴蝶的重量影響啞鈴的平衡，但這種影響到底有利於共和黨還是民主黨，完全沒有定論。
如果政治廣告對選民的影響微小，並且公司未必只支持「富人黨」，允許公司做政治廣告是否一定導致「富人收買民主」呢？我當然不是說這個裁決一定不會帶來問題，我想說的只是，這個問題的性質很可能不是什麼窮人和富人之間的階級鬥爭，而是如何在言論自由和政治平等這兩個同樣美好的政治價值之間尋求平衡。退一步說，就算這個裁決將來會帶來重重問題，一個權力制衡的制度的最大好處就是它的自我糾錯機制，今天政治的鐘擺向這邊擺，說不定明天就又擺了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