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制度的精妙之處，用中國的一句俗語大致就可以概括：三個臭皮匠，頂得上一個諸葛亮。「三個臭皮匠」怎麼能頂得上「一個諸葛亮」？美國政治學家佩奇和薩皮羅花了一整本書（《理性的公眾》）來闡述這個道理：在他們看來，雖然美國選民作為個體往往很無知——比如甚至不知道參議員的任期多長、不知道聯邦大法官的名字、不知道哪個黨在把持議院——但作為一個集體，當三個「臭皮匠」湊在一起時，往往能做出相當合理的決策。為什麼？因為「合成的奇跡」。「三個臭皮匠」知識結構上可能互補、錯誤可能相互抵消，當三個臭皮匠變成三萬個、三億個時，這種知識互補、錯誤抵消的概率就變得相當大——這兩位學者通過分析美國50年以來的公共政策試圖論證這一點。
且慢。要實現「合成的奇跡」，一個前提是：「三個臭皮匠」在知識、價值上的多樣性和互補性。如果由於壓力或者「宣傳」，這「三個臭皮匠」想法雷同，那麼三個臭皮匠本質上就還是一個臭皮匠。一個臭皮匠，怎麼能頂得上一個諸葛亮？把這個觀點貫徹到政治領域，那就是：民主的質量很大程度上依賴於思想的自由，因為自由哺育觀念的多樣性。
最近美國的醫療改革辯論似乎就是對這種爆炸式多樣性的一個演示。12月24日，美國參議院終於通過了民主黨主導的醫療改革方案，在這之前，美國上上下下，從議院到媒體，從學界到普通人，已經為此「史詩般地」辯論了一年——確切地說，幾十年——奧巴馬任期的這輪醫療辯論，只是美國戰後經久不息的醫療辯論的又一個回合而已。
醫療改革引起的廣泛辯論，本質上是一場價值的衝突：衝突一方是民主黨，他們力主政府財政應該覆蓋那些買不起保險的人（大約5000萬人），也就是促進更平等的醫療制度；另一方是共和黨，他們擔憂醫療擴張意味著財政赤字擴大、稅收提高和經濟活力受創。
在這個價值的連續譜上，出現了各種聲音：最左翼的聲音要求實現醫保徹底國有化；溫和左翼並不要求取消私人保險市場，但要求補貼窮人醫保、加強對保險公司管制並強制有經濟能力的人入保；中間派指出平等和效率之間有一個互換性，價值取向難分對錯；溫和右翼指出這個改革的稅收和財政成本將很高，不具有可持續性，並可能進一步弱化中下層的工作積極性；最右翼則指責強制入保、加強管制破壞了市場自由原則，甚至構成了違憲。
這種意見多樣性在不同媒體的評論文章可見一斑，《紐約時報》和《華爾街日報》可以說是對壘雙方的經典代表。作為民主黨的拉拉隊隊長，《紐約時報》登的都是這樣的文章：「一個非常值得通過的法案」、「令人欣慰的新聞」、「不要殺死這個法案」、「保險金方面的好消息」……而在《華爾街日報》上，則充滿了「沒人相信的變化」、「參議院議案的真實成本」、「一天一個新稅」、「通脹稅的出現」這種冷嘲熱諷的文章。媒體觀點的多元化，也部分程度上導致了民意的多元化。在《華盛頓郵報》的一項調查中，48%的人支持改革（其中30%強烈支持），49%的反對改革（39%強烈反對）。
由於民主黨的議院多數黨地位，最後議案通過。雖然對這個結果很多美國人都有不滿的理由：左翼嫌它還不夠左，右翼自然嫌它太左，但作為一個政治學者和一個局外人，我更關心的卻不是這場辯論的結果而是它的程序：多元的觀點帶來充分的政策辯論，而充分的辯論不但給民眾一個從不同角度理解這個法案的機會，也督促辯論兩黨給其主張提供堅實的論據基礎，最後的結果就是一個相對溫和的方案：民主黨雖然把更多的窮人納入了醫保，但某些激進議員的國有化方案也沒有得逞；該方案雖然很可能會引起醫療開支的增加，但民主黨並不敢公然用增加中產階級收入稅的方式來籌資……我不知道這種溫和妥協是否就是所謂「合成的奇跡」，但是我想，一個只有《紐約時報》或者只有《華爾街日報》的世界是可疑的、甚至危險的，因為要頂上一個「諸葛亮」，只有一種「臭皮匠」——不管他們有多少個——是遠遠不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