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小時，聽母親說，「過去，人們都願意去店子頭你老姑家拜年，那裡吃得好。平常日子都不做飯，一家人買燒雞吃。十年河東，十年河西，現在，誰也不去店子頭拜年了，那裡已經吃不上飯，就不用說招待親戚了。」我沒有趕上老姑家的繁盛時期，也沒有去拜過年。但因為店子頭離我們村只有三里地，我有一個表姐，又嫁到那裡，我還是去玩過幾次的。印象中，老姑家還有幾間高大舊磚房，人口卻很少，只記得一個疤眼的表哥，在上海織了幾年布，也沒有掙下多少錢，結不了婚。其次就是大嘴哥。大嘴哥比我大不了多少，也沒有趕上他家的鼎盛時期。他發育不良，還有些喘病，因此農活上也不大行，只能幹一些零碎活。在我外出讀書的時候，我們家已經漸漸上升為富農。自己沒有主要勞力，除去雇一名長工外，還請一兩個親戚幫忙，大嘴哥就是這樣來我們家的。他為人老實厚道，幹活盡心盡力，從不和人爭爭吵吵。平日也沒有花言巧語，問他一句，他才說一句。所以，我們雖然年歲相當，卻很少在一塊玩玩談談。我年輕時，也是世俗觀念，認為能說會道，才是有本事的人；老實人就是窩囊人。在大嘴哥那一面，他或者想，自己的家道中衰，寄人籬下，和我之間，也有些隔閡。他在我們家，待的時間很長，一直到土改，我家的田地分了出去，他才回到店子頭去了。
按當時的情況，他是一個貧農，可以分到一些田地。不過他為人孱弱，鬥爭也不會積極，上輩的成分又不太好，我估計他也得不到多少實惠。這以後，我攜家外出，忙於衣食。父親、母親和我的老伴，又相繼去世，沒有人再和我念道過去的老事。十年動亂，身心交瘁，自顧不暇，老家親戚，不通音信，說實在的，我把大嘴哥差不多忘記了。去年秋天，一個叔伯侄子從老家來，臨走時，忽然談到了大嘴哥。他現在是個孤老戶。村裡把我表姐的兩個孩子找去，說：「如果你們照顧他的晚年，他死了以後，他那間屋子，就歸你們。」兩個外甥答應了。我聽了，托侄子帶了十元錢，作為對他的問候。那天，我手下就只有這十元錢。今年春天，在石家莊工作的大女兒退休了，想寫點她幼年時的回憶，在她寄來的材料中，有這樣一段：在抗戰期間，我們村南有一座敵人的炮樓。日本鬼子經常來我們村掃蕩，找事，查戶口，每家門上都有戶口冊。有一天，日本鬼子和偽軍，到我們家查問父親的情況。當時我和母親，還有給我家幫忙的大嘴大伯在家。母親正給弟弟餵奶，忽聽大門給踢開了，把我和弟弟抱在懷裡，嚇得渾身哆嗦。一個很凶的偽軍問母親，孫振海（我的小名——孫犁注）到哪裡去了？隨手就把弟弟的被褥，用刺刀挑了一地。母親壯了壯膽說，到祁州做買賣去了。日本鬼子又到西屋搜查。當時大嘴大伯正在西屋給牲口喂草，他們以為是我家的人。偽軍問：孫振海到哪裡去了？大伯說不知道。他們把大伯吊在房樑上，用棍子打，打得昏過去了，又用水潑，大伯什麼也沒有說，日本鬼子走了以後，我們全家人把大伯解下來，母親難過地說：叫你跟著受苦了。大女兒幼年失學，稍大進廠做工，寫封信都費勁。她寫的回憶，我想是沒有虛假的。那麼，大嘴哥還是我們一家的救命恩人。抗戰勝利，我回到家裡，他從來沒有提起過這件事。初進城那幾年，我的生活還算不錯，他從來沒有找過我，也沒有來過一次信。他見到和聽到了，我和我的家庭，經過的急劇變化。他可能對自幼嬌生慣養，不能從事生產的我，抱有同情和諒解之心。我自己是慚愧的。這些年，我的心，我的感情，變得麻痺，也有些冷漠了。（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七日下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