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正確性（Political Correctness），簡稱PC，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美國知識界成為最打眼的一個概念，並和稍早出現的另一種PC（Personal Computer）一道迅速走紅，席捲全球。說來也怪，這兩個八桿子也打不著的PC不僅深刻影響了所有人的生活方式，而且關鍵詞也是驚人的相似：比如強大、霸道、追求統一性和普適性以及因此對異己懷有不容置疑的排他性。
1793年，兩個來自南卡羅來納州的公民因財產問題起訴佐治亞州，州政府的官員拒絕出庭應訴，並堅決否認最高法院對此案的管轄權，美國最高法院做出了不利於佐治亞州的判決，這就是美國憲法史上著名的「希謝爾姆訴佐治亞州案」。當時的大法官之一詹姆斯‧威爾遜在判詞中指出，當「美國」而不是「美國人民」成為最首要的東西時，「這是政治上不正確的」。
據說這是「政治正確性」在美國歷史上的首次亮相。威爾遜只是在純字面意義上使用PC，由於他相信是美國人民而不是美國政府擁有真正的權威，所以把國家置於人民之上就違背了「正確的」政治理論。注意，是「正確的」而不是「真的」，這暗示出在美國先賢們眼裡，政治領域是一個與真理無涉的意見世界，一個此時此地正確的政治理論並不代表它永遠正確或者放之四海而皆准，因為正確這個詞既不保證時間上的永恆也不保證空間上的無限。
可是真正預見到PC本質的卻是當時的首席大法官傑伊。傑伊同意威爾遜的觀點，他認為佐治亞州之所以拒絕出庭是因為蔑視作為個體的公民：「我無法想像被十萬人起訴……和被一個人起訴有什麼不同……除了可能認為起訴人數少而瞧不起這種訴訟、並由此在感情上產生不快之外，我看不出二者之間有什麼更大的不妥。但是，如果抗辯的理由是基於這種瞧不起少數人起訴的鄙視心理的話，那麼這種抗辯的效力至少有一半會因以下事實而被抵消：州是可以作為原告在本院起訴作為被告的單個公民。」傑伊沒有使用PC這個詞，但幾乎是一語成讖，200年後，人們的確就是從「陰暗心理」入手去給正確/不正確劃界的：只要你在語言/行動/觀感上鄙視「少數人」，那麼無論是你的理由還是你這個人都是站不住腳的。所以現在的美國人就真得學會了不說「印第安人」而說「本土美國人」，不說「寵物」而說「我們的動物朋友」，不說「某人醜怪」而說「看上去很……獨特」——任何可能對少數族群造成心理創傷的字眼都成為禁忌。
傑伊的判詞開了一個非常不好的先例，它不但否定了政治和真理的關係，而且進一步割裂了政治與正確或者說理性的關係，直接把PC與偏好、傾向、立場等心理因素聯繫起來。這就好比另一種PC對用戶的習慣培養，一旦當你熟悉了Windows的界面，就意味著你再也不能適應MAC，儘管所有人都承認MAC要比PC更加優雅和完美。
1987年，列奧‧施特勞斯的大弟子阿蘭‧布魯姆教授撰寫《走向封閉的美國心靈》，指責美國高等教育充斥著自由主義主導的各種政治正確性的教條，並因此反對歐洲傳統和「西方經典」、排斥白人精英並最終腐蝕美國心靈。保守主義者左右開弓大打出手，和他們直接交過手的論敵從自由主義者到激進主義者、社會主義者、女權主義者、多元文化主義者、環保主義者、平等主義者直到各種其他左派觀點。
保守主義者不但認為自由派在各種社會議題上論斷話語權：比如支持女性主義、多元主義、少數族裔的權利、環保主義、福利國家、凱恩斯主義，在抽像意義上傾向於共同善優先於個體自由但在具體問題上支持少數群體的權利優先於多數人的一致意見，支持用社會學的方法而不是生物學和心理學的方法去解釋人類行為，反對歐洲傳統和「西方經典」，反對帝國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下的新世界秩序，支持參與式的民主而不是消極的民主，以及支持各種積極補償行動等等，而且還篡改美國歷史，包括中學和大學的歷史教材都有嚴重的自由派偏見，這「無疑」是對上帝、民主、愛國主義以及大部分美國家庭價值觀的背叛。為此一個名叫托馬斯‧伍茲的人專門撰寫了《美國歷史之政治不正確指南》，此書於2004年12月出版，力圖重現「真實的美國歷史」。在伍茲筆下，清教徒並不是盜竊印第安人土地的種族主義者，建國之父們也不是革命派而是保守主義者，美國內戰根本不是為了奴隸制而戰，林肯不是奴隸的朋友，羅斯福的新經濟政策事實上讓大蕭條變得更加糟糕。
但是正像一個美國學者所指出的，反政治正確性的主要力量的確主要來自保守主義，可焦點並不在於政治正確性的具體信念和意識形態是對還是錯，而在於自由主義者在主張和推行其信念時的方式讓人無法容忍：比如狹隘、教條化、不公正、不寬容、自以為是……
如果說自由主義者把政治搞成了站隊問題，那麼保守主義者則試圖在政治中重新發現絕對真理，前者的面孔虛假而乏味，後者的面孔嚴肅而無趣，二者都和真正意義的「正確」無關。所以我們要做的是超越政治正確性以及政治不正確性。
（2006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