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的鼻樑凸起？因為要用來支眼鏡架。為什麼嬰兒會啼哭？一定是他在做肺部運動。為什麼我們都在接近100歲時一定死去？那是為了給下一代人騰出生活的空間。
僅僅憑借常識你就能認定上述答案近似腦筋急轉彎而與科學無關。很多時候，我們的確可以替每一個「為什麼」配備一些似是而非的答案，倘若沒有客觀的標準，尋求一個說法總是容易的。某種程度上，這也正是思辨哲學在今天如此不招人待見的原因所在——左右都是一個說法，好壞也能成就一種理論，只要前後邏輯一致並對智性有所啟迪，即使褊狹那也是深刻的褊狹，即使荒謬那也是深刻的荒謬。
顯然，除了缺少嚴謹的實驗方法和充分的科學證據，問題的癥結可能還出在提問方式上。被《紐約時報》譽為「20世紀達爾文」的著名進化生物學家恩斯特‧邁爾在論及本學科的發展時，曾經說過一句發人深省的話：「最重要的也許是生物學家終於能受人尊重地提出為什麼的問題而不致被懷疑為目的論者。」
從「為什麼」（why）入手，常常逼迫人們不得不打破沙鍋問到底，這是孩子們最喜歡的遊戲，可是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原因之鏈和目的之鏈不可能無限進行下去，為了避免惡的無限，人們只有訴諸第一原理或者終極原因，要麼上帝要麼無極，總之是些貌似一勞永逸實則不明所以的答案。反之，以「如何」（how）或者「什麼」（what）發問，就可以乾淨利落地把問題從形而上降到形而下，只需在工具理性的層面上處理一些技術性難題。
以「我們為什麼生病？」這個問題為例，現代醫學選擇從「近因」的思路去回答它，其實就是在轉換提問方式，因為所謂「近因」解答的是我們生了「什麼」病以及我們「如何」生的病。而真正意義的我們「為什麼」生病則被放逐給達爾文醫學去回答。
儘管達爾文提出進化論已有150年的歷史，達爾文醫學卻是一門方興未艾的學問，而且一直以來它都在努力擺脫思辨哲學以及目的論這樣的「非科學」帽子。原因仍舊出在這個「為什麼」上。達爾文醫學試圖從進化論的角度去解釋疾病的起源和功能，可是一來關於身體器官的功能存在不止一種的正確答案，二來無法通過做實驗來檢驗一種疾病的進化史，所以提出的假說稍不留神就偏離軌道，要麼往思辨哲學的形而上方向跑，要麼往腦筋急轉彎的形而下方向跑。
某種意義上，達爾文醫學和神學面對的問題有重疊之處，在驚歎人體器官精妙絕倫的同時，它們也都對人體許多難以置信的紕漏和疏忽困惑不已。借用《我們為什麼生病》的作者R.M.尼斯以及G.C.威廉斯的話說，這好像是宇宙間上帝麾下的那些最高明的設計師手藝做到一半，突然甩手把活兒交給了一個馬虎草率專門會把飯燒煳的徒弟——此處的「上帝」顯然不是實指，因為達爾文醫學並不準備代替神學回答全善全能的上帝為什麼要讓好人生病的問題。
對於人體的諸般疏漏，達爾文醫學沒有用「自然選擇不是萬能的」這種大而無當的話來搪塞過關，他們至少提出了五種可能的思路，其中有一條是這樣的，我們之所以生病，可能是因為身體的防禦機制不如傳染病的病原體進化得更快。打個形象的比方，人類就像是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時代人，外在世界的文明已經來到21世紀，而身體機能卻還停留在1萬年前。人類社會的很多問題都源自於這種時空上的錯位：全世界的普適人權就是一個石器時代不曾有過的新觀念。事實上當柏拉圖要求包括雅典人在內的所有人都要為希臘著想的時候，也曾遭到許多非議。再比如說，為什麼男女之間的性高潮如此地不協調，而且幾乎一定是男人比女人更快到高潮？根據達爾文醫學的觀點，這種「不人道」的現象恰恰體現出自然選擇的最根本原理——它以基因複製是否成功為宗旨而不在乎個體的快樂。我們不妨設想一下，在原始社會的環境中，一個「有幸」擁有持久性高潮的男子將會有什麼樣的下場？他可能會使性夥伴更愉快，但也可能在精液到達子宮之前就已經被別的男人或者野獸殺死，所以在惡劣條件下短平快的性生活不僅對男性更加合適，也更符合自然選擇的目的。
思想史上總有一些廣為人知的偉大理論因為幾句口號式的宣傳而被根深蒂固地誤解，進化論也不例外。「適者生存」曾被廣泛認為是對自然選擇過程的高度概括，但事實上這種提法卻會引起一些誤解：首先「生存」本身並不重要，在自然選擇過程中，那些帶有能夠增加生命期中繁殖力的基因會被選擇和保留下來，即使生物體本身的壽命會縮短；其次對於「適者」的理解也有諸多混淆，從生物學的角度看，最具有適應性的個體並不是喬丹、格林或者霍利菲爾德，而是那些兒孫滿堂的人。
尼斯和威廉斯認為，從達爾文主義的觀點看待醫學使疾病失去了神學的意義但卻得到了科學的意義——這句話目前為止只應驗了前半句，因為所謂科學的意義還在爭取的過程中。關於什麼樣的假說才是有意義的，他們有過解釋，雖然不那麼科學卻非常有洞見：「有意義的假說，是那些重要的及合理的，但不是很明顯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是對還是錯的假說。」
（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