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 ‧ 11」之後，塞繆爾‧亨廷頓的理論信用度在美國達到頂點——「亨廷頓一說話，人類都傾聽」，儘管這樣的吹捧之詞有些把肉麻當有趣，卻也真實地反映出這位新權威主義者一時無兩的學術地位。2004年5月，亨廷頓新著《我們是誰？》新鮮出爐，正如其副標題「對美國民族認同的挑戰」所提示的，這一次亨廷頓把目光放在了美國國內的「文明衝突」上。
亨廷頓警告說，儘管今天少有美國人放膽預言美國的解體，但問題是蘇聯解體前同樣也沒有幾個人預見到，因此如果美國人依舊無動於衷，任由目前的局勢蔓延下去，那麼2025年的美國（仍舊是我們熟悉的美國）將會是一個「最大的意外」——這一對美國民族認同造成空前威脅的因素就是移民問題。
說到民族「認同」就必定預設「他者」存在，這一點原本無可厚非，可是如果這個他者不僅是「敵人」，而且還是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家族「內鬼」，那可就茲事體大不得不防了。亨廷頓沒有一棒子打死所有的移民，在膚色不同、背景各異的移民大潮中，他獨獨挑出西班牙裔尤其是墨西哥移民說事，自有其道理在：首先，墨西哥移民人數龐大，2000年已達800萬之眾，占移民總數的27%；其次，墨西哥移民喜歡聚族而居在美國南部少數幾個州市，與他們的故國近在咫尺；第三，這些墨西哥移民缺乏融入美國社會的興趣，與以前的其他移民相比，他們教育水準落後，大部分人不願意學習英語，而根深蒂固的天主教信仰則使得他們安於貧困、無視「美國夢」，並拒絕接受代表美國民族認同和政治文化基石的基本信念。
除了上述理由，墨西哥裔移民們對亨廷頓的最直接刺激來自於1998年的美洲足球金盃賽，在親眼目睹了無數墨西哥裔球迷高舉墨西哥國旗狂噓星條旗之後，作為「愛國者」的亨廷頓自認有充足的理由懷疑這些「墨西哥旗下的蛋」能否成為真正的美國孩子。亨廷頓擔心，一旦墨西哥對美國南部各州提出領土主張，這些拒絕歸化的墨西哥裔移民將會成為潛在的「敵後武工隊」；而且隨著更多墨西哥移民的不斷湧入，將使美國的核心價值和文化不斷萎縮，最終成為一個「擁有兩種語言、兩種文化和兩個民族的國家」。
什麼是美國的核心價值和文化？亨廷頓的回答是對自由、民主和個人權利等信條的篤信，這個觀點並不新奇，亨廷頓的與眾不同在於，他認為這些抽像的普遍信念「其實」來自一個特定源頭，即美國的「盎格魯—新教」文化，具體說來包括操持英語，信奉基督教，遵守法律條規，恪守個人主義的新教價值和工作倫理，相信人們有能力也有責任在地上建立天國等信念。亨廷頓相信，如果美國最初的定居者不是英國的新教徒而是法國、西班牙或者葡萄牙的天主教徒，那麼美國就不會是今天的美國，而會是魁北克、墨西哥或者巴西。
亨廷頓的邏輯與錢鍾書正好相反：光認識雞蛋是遠遠不夠的，一定要熟悉乃至崇拜下雞蛋的老母雞。所以，要想正面回應墨西哥裔移民的挑戰，重建美國人對自由、民主和個人權利的信念，就必須「再次確認美國是一個宗教性並且首先是基督教的國家」，就必須懷抱「堅定的盎格魯—新教價值，說英語，保存歐洲的文化遺產，承諾（美國）信條的原則……」
亨廷頓的這些觀點極富挑釁性，一經發表便遭到群起攻之。
有人費心點數伊拉克戰爭的美國陣亡將士，指出截止到2004年2月，在525名陣亡者名單裡面西班牙裔名稱的有64位，占總數的12%，恰好與西班牙裔的全美人口比例相一致，證明西班牙裔移民同樣熱愛美國。
激憤者清算舊賬，從2004年的《我們是誰？》開始，由此上溯到11年前的《文明的衝突》，34年前的《民主的危機》，以及47年前的《戰士與國家》，白紙黑字歷歷在目，亨廷頓從來就是不折不扣的種族主義者。
更具學術深度的批評則指出亨廷頓缺乏基本的美國思想史知識：首先，美國建國之初，盎格魯—新教徒雖然在馬薩諸塞州建立教堂，但是與此同時紐約和新澤西州的主要定居者卻是德國新教徒，馬里蘭州的主流力量是天主教徒，羅得島州的定居者是浸禮會教友……；其次，即便在盎格魯—新教文化內部也存在著激烈的觀點分歧。一句話，美國人的核心價值和民族認同絕非由盎格魯—新教獨力形成，亨廷頓一貫以來就以「撒謊」作為治學方式。
上述指責可以用「政治不正確」這個標籤一言以蔽之。亨廷頓雖然自稱老資格的民主黨人，但在移民問題上卻和新保守主義者站在了同一陣營，為此《歷史的終結》的作者福山甚至暗中慶幸：只有亨廷頓這種級別的學者才有可能發表這樣的觀點而不被唾沫完全淹死。
拋卻「政治不正確」、「事實描述有誤」等硬傷不談，亨廷頓倒是提出了一個值得嚴肅思考的真問題，即國族認同對於維護國家統一和穩定的重要性。他的錯誤在於把國族認同混同於文化認同，尤其是混同於對某一特定宗教文化的認同。當人們通過移民方式獲得一國國籍，就表明他以明示的方式認可了國家權威和憲法，由此也將承擔相應的政治義務，但這決不意味著要求移民認可該國的主流文化乃至某一特定宗教，這一點對於美國這種移民國家和多元文化社會尤其如是，對此羅爾斯的《政治自由主義》有過詳盡和令人信服的論述。
美洲金盃賽後，一個飽受酒瓶和檸檬攻擊的美國球迷說道：「當我們在自己的國家甚至不能舉起美國國旗，一定有些事情出了差錯。」如果這就是亨廷頓的困惑，那麼它的確是個問題，雖然它極有可能宮外孕出一個政治上不正確的政治問題。
（2005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