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讀者》是德國作家本哈德‧施林克的作品，自1995年出版以來，已被譯成22種文字，迅速成為國際範圍內的暢銷書。我們知道，戰後的德國文學是以從「廢墟」上站起來的姿態出現在世人面前的，這種姿態絕沒有絲毫死地重生的驕傲，有的只是鞭辟入裡的自覺懺悔——奧斯維辛集中營慘絕人寰的反人道罪行就像一個如影隨形的魔咒讓每個有良知的德國作家都很難掉過頭去，這一點，即便是諾貝爾文學獎新貴君特‧格拉斯也不能免俗。初讀《朗讀者》，很容易落入上述流俗的閱讀陷阱，而且作者似乎也在有意無意地暗示這條可能的歧途：發生在15歲少年白格和36歲少婦漢娜之間的浪漫而詭異的畸戀關係；多年以後，已是大學法律系的見習學生的白格親眼目睹了自己的情人以納粹集中營看守者的身份出現在法庭的被告席，以及由此展開一系列對於集中營罪行的思考——所有的情節似乎都在昭示一個並不新鮮的理智與情感、道德與正義的主題。
但是作者顯然不願意就此向俗套屈服，德國人特有的「面向實事本身」的態度使得他們不會滿足於平面的現象描述和簡單的道德譴責。隨著閱讀的繼續，我們發現漢娜的一切行為都只是基於這麼一個事實：她是個文盲，而且她不想讓別人得悉這個秘密。為了保守這個秘密，她放棄了在西門子公司陞遷的機會而投身集中營；為了保守這個秘密，她津津樂道於白格給她朗誦的每部小說卻總是反應古怪；為了保守這個秘密，她甚至不惜在法庭上承認自己就是那個書寫報告的納粹執行官，而事實上她根本就不可能書寫那個報告——她甚至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漢娜就這麼小心翼翼地維護著這個秘密，在她整個納粹集中營以及此後數十年生涯當中，她所有的舉動居然都只是為了保守這麼一個微不足道的秘密：她是一個文盲！
很難想像這麼一個事實究竟意味著什麼，但是我猜想，對於德國人來說，這意味著一種恥辱，對於漢娜來說尤其如此，它使漢娜在一個由文字組成的現代社會中尋找不到屬於自己的位置和身份。於是當個人的羞恥感與所謂國家民族乃至人類的正義發生齟齬的時候，問題突然變得尖銳起來，是竭力維護所剩無幾的自我認同感呢還是心甘情願放棄它？
桑多羅扎克說：「我們生活在這樣一個時代，個人認同的找尋及個人命運定向的私人體驗本身，都變成是一種主要的顛覆性政治力量。」這樣的一種政治概念是完全有別於傳統意義的，安東尼‧吉登斯稱之為「生活政治」，簡單地說，它關注在後傳統背景下，在自我實現過程中所引發的政治問題。30年代的德國是一個傳統價值完全被顛覆的時代，「上帝死了」的結果有兩種：或者就此放棄所有價值和意義的追問進入到虛無主義的狀態，或者置之死地而後生重新尋找存在的勇氣——納粹德國是30年代德國人尋找勇氣的一種嘗試，他們的選擇當然錯了。現在的問題是，漢娜的選擇究竟是納粹呢，還是所謂的現代性下的自我認同？
漢娜也許沒有意識到這個問題，但她在實踐這個問題。作者也在實踐，很顯然作者不願意像《蘇菲的選擇》和《辛德勒名單》那樣進行簡單的想像，這些想像給予世界一個完整的解釋，但卻是以喪失事實的複雜性和真實性為代價的。而在善與惡的彼岸有一個更加幽晦莫深的「存在」領域，在那裡道德的審判也許顯得有些唐突？！
漢娜的生存境遇相當逼仄，作為一個前納粹集中營的看守者，她面對來自國家、政府和社會道義的壓力，作為一個文盲，她無法從文字那裡獲致任何關於自我認同的途徑，因為超我的強大壓力和自我的無法實現，漢娜唯一可以維護的就是身體的完整。所以在白格無法磨滅的記憶裡，漢娜最為清晰的形象就是她「身上的香水味、新鮮的汗味」，漢娜是如此地講究清潔，在白格看來她甚至有些「乾淨得過分」，每一次幽會他們的必經程序都是沐浴、做愛和朗讀。15歲的白格並不理解這個儀式對於漢娜的意義，但是漢娜知道，身體是她唯一可以找到自我認同的落腳點，身體也是她藉以與白格、與世界媾和的唯一途徑，這是她的希望所在，她自始至終都沒有放棄過重新進入生活的努力，即使這個通道狹窄得讓人絕望。
漢娜在白格朗誦作品的時候顯得異乎尋常地專注，「她是個注意力集中的聽者，她的笑，她的嗤之以鼻，她的憤怒或者是讚賞的驚呼，都毫無疑問地表明，她緊張地跟蹤著情節」。漢娜就是在這種身份和角色的代入中開始她虛擬的文字生涯——沒有現實生活，那麼虛擬的也是好的。
當她終於被判入獄，開始長達幾十年的監獄生涯時，漢娜依舊沒有放棄身體。白格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見到獄中漢娜的時候，她已經是一個「滿頭白髮，滿臉深深的皺紋，一副笨重身軀」的老婦人了，她的身上甚至有一種「老年婦女的味道」。這不能責怪漢娜，漢娜曾經近乎絕望地抵抗過，她在監獄裡通過白格寄給她的錄音磁帶逐字逐句地學習德語，她甚至開始給外面的白格寫信，先是寥寥幾行的問候或者感謝，後來是對一位作者、一首詩、一個故事、一本小說人物的評論，她寫「院子裡的連翹已經開花了」或者「我希望今年夏天雷雨天多點」，她評論「施尼茨勒在吠叫，斯蒂芬‧茨威格是條死狗」，或者「歌德的詩就像鑲嵌在漂亮框架裡的一副小畫」，然而白格從未給漢娜回過信，除了一直為她朗讀，為她不間斷地寄朗讀的磁帶，漢娜在獄中焦急地等待白格的回信，哪怕是片言只句，但是她從來沒有收到過。監獄長告訴白格，漢娜在入獄的前十幾年「一直注意保持體型……而且她乾淨得有些過分」，但是「後來，她開始暴飲暴食，很少洗澡。她變得臃腫起來，聞起來有種味道」，在漢娜減刑出獄的前一天，也就是白格決定迎接她重新回歸世界的頭一天，漢娜死了，她終於放棄了與世界媾和的努力。
漢娜的死亡並非出於對重新投入生活的徹底絕望，事實上，漢娜一直不缺乏這樣的「存在的勇氣」，她的問題也許在於，她究竟有沒有「存在的權利」。我們現在也許可以回答上面那個問題了，漢娜選擇的不是納粹，而是屬於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不管怎樣，漢娜的選擇都構成了切實的政治後果，並進而從存在的幽暗領地進入到道德審判的十字架下——「生活政治」就是這樣發生了作用。
在小說的最後，漢娜留下一份交給集中營受害者家屬的遺產，而且那個當年死裡逃生的孩子最終也象徵性地接受了這個悔罪的舉措：托白格將它轉交給「猶太反盲聯盟」。漢娜無疑是有罪的，作者從來沒有否認這個事實，但是同樣的，這個事實也絲毫無礙於我們在閱讀漢娜時的感動，感動於她對真實自我、真實生活的熱切渴盼和勇氣。也許作為群體的存在勇氣的確來自於某些宏大敘事的煽情，但是對於個體而言，存在的勇氣只能源於某些隱秘的焦慮，那麼你和我的焦慮在哪裡呢？
（200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