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象中，「全國道德楷模」上春晚是央視最近兩年才用的招數，雖說套路與十餘年前「愛的奉獻」相差無幾，但至少楷模們臉龐更質樸、神態更本色，比起八卦消息滿天飛的當紅歌星要來得可信且可敬。
「道德楷模」的宣傳歷史可謂源遠流長，按學術界的說法這屬於「示範倫理」的範疇，從「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依舊樂不可支的顏回到「二十四孝圖」，中國人從來都篤信於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示範倫理的「興」映襯出規範倫理的「衰」。這是一個說教的主題已經用盡的時代，從「五講四美三熱愛」到「八榮八恥」，規範雖然仍在提供生活指南，但質疑之聲卻不絕於耳，這樣的困局表明規範已經被徹底掏空了道德意義和指導生活的功能。也正因如此，示範倫理才成為一些人眼中救治道德困境的一劑良方。
可是問題在於，道德楷模的感染力是隨著時空尺度的拓展呈遞減趨勢的。道德楷模必須活生生地嵌置在每一個具體入微的熟人共同體中，唯當他的善良是你我親眼所見，他的勇敢是你我親耳所聞，才有可能因為朝夕相處耳濡目染，近朱者赤。反之，當道德楷模們四下穿梭只為陌生的人群巡迴演講時，哪怕聽者動容聞者啜泣，得到的也不是光榮而只是虛榮。
被架到空中的楷模是偶像，稍不留心就會現出泥胎金身的本來面目。不信就讓我們看看某網站的這段報道：「大年初一下午，參加中央電視台牛年春節聯歡晚會返回武漢的全國道德模範吳天祥一下飛機，就被迎接他的武漢市武昌區委書記、機關幹部給圍住了……區委書記張光清說，看到你在春晚上向全國人民拜年，你是武漢人民的驕傲，辛苦了！吳天祥說，這不是他個人的榮譽，這是全市人民的榮譽。」
我絲毫不懷疑吳天祥同志曾經做過很多好人好事，可是一旦被政治綁架，就會出現類似言不由衷、虛頭八腦讓人啼笑皆非的效果。明明是好榜樣，卻生生做成了壞榜樣。
不久前辭世的季羨林先生差一點就成了這樣的壞榜樣，幸虧老先生覺悟得快，主動摘去了包括「國寶」在內的那三頂高帽。近來網上流傳季先生的語錄，比如「好多年來，我曾有過一個『良好』的願望：我對每個人都好，也希望每個人都對我好。只望有譽，不能有毀。最近我恍然大悟，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比如「歌頌我們的國家是愛國，對我們國家的不滿也是愛國，這是我的看法」。都不是什麼豪言壯語，也沒有什麼聖賢氣象，恰如一個網友所言，看他的文字聽他的故事都會覺得，他不是一個聖人的形象，而是一個人性美好的典例。
「一個凡人越難解放他自己，就越強烈地觸動我們的人性。」季先生顯然是明白這個道理的。
示範倫理的另一個潛在危險在於，雖然好榜樣能夠觸動我們的人性，但是壞榜樣卻往往要更具誘惑力。柏拉圖在《理想國》中這樣問道：如果不正義的人過得比正義的人更幸福，那我們為什麼還要成為一個正義的人？這是一個讓人撓頭的問題：如果在現實的邏輯裡面道德楷模注定無法在世俗意義上獲得成功，那麼最終的結果就是壞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因為按其本性，人們更願模仿在社會中最易成功且獲利最大的行為，而不會模仿看似動人而實際會吃虧的行為。
相比壞榜樣，好榜樣有一個天然的弱點，好榜樣的樹立和維護有如水滴石穿非一日之功，敗壞起來卻是一潰千里不可阻擋。這個學期結束不久，有學生告訴我，考場上一位深受學生愛戴、平素裡總是壯懷激烈痛砭時弊的老師，在目睹作弊現象時不僅袖手旁觀，而且語帶無奈地歎道：「你們這樣我倒是沒什麼關係，只是對不作弊的同學不公平。」這位學生說，那一剎那有如「偶像的黃昏」，第一反應是想把卷子糊在這個老師的臉上。
多年前我曾在一家不知名但有擔當的媒體工作，主編策劃了一個封面專題叫做「夢想的中國」，哲學家陳嘉映寫了一篇非常出彩的命題作文。他說：「我夢想的國土不是一條跑道，所有人都向一個目標狂奔，差別只在名次有先有後。我夢想的國土是一片原野，容得下跳的、跑的、採花的、在溪邊濯足的，容得下什麼都不干就躺在草地上曬太陽的……」這樣的夢想顯然無法寄托在三兩個好榜樣的身上，因為唯當所有人都向一個目標狂奔時，才需要在終點處矗立一個標桿。更何況，在一個普遍正義尚未實現的社會裡，好榜樣的力量與人性的光輝終究只是暗夜裡的微光，它可以鼓勵人們前行，卻無法真正照亮這個大地。若要遏制壞榜樣的無窮破壞力，歸根結底還是要回到正義制度的建設上。這個社會必須要能帶來比「靠人們的信念堅持」更多的保障。
（200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