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我在牛津街頭溜躂，看見馬路對面跌倒一個老太太，想也沒想就跑過去扶她起來，讓我大為慚愧的是，好事做到一半的時候腦海裡竟然冒出一個念頭：她會不會訛詐我呢？幸虧我反應得快：這是在番邦不是在天朝……
事後我很是自我批判了一下，小時候不是這樣子的，看見解放軍叔叔敬禮問好，遇見拉車的大叔推上一把，太陽當空照，花兒對我笑……雖然很傻很天真，但是我們70後的童年就是這樣過來的。有同為70後的朋友嘲笑我選擇性記憶，說她的回憶和我恰好相反，充斥著「習慣性撒謊」的各種惡行惡狀，比如明明沒有扶老奶奶過街非要說扶了，把墨水奉獻給全班同學是因為快要評三好學生了，從沒去過老師家卻要寫老師嘔心瀝血改作業的身影映在深夜的窗前……
我不否認小時候做好事時常會有私字一閃念——至今仍然如此，「求求你表揚我」的心情也一直很迫切，可這是人之常情，無可厚非。荀子早就說過，「人性本惡，其善者偽」。裝是文明開始的第一步，裝啊裝啊就信以為真了，就深入人心了，就大道通行了。所以裝不是問題，裝什麼和怎麼裝才是大問題。
幾個月前我到英國訪學，左手護照、右手防疫卡老老實實過海關，邊檢人員一邊和身邊的女同事調情嬉笑，一邊有一搭沒一搭地問著例行的各種問題，磨蹭良久，正當我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之際，他合起護照，往手心一拍，突然很客氣地來了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次日去牛津大學哲學系找辦公室主任Tim Moore辦理校園卡，問帶沒帶照片，帶了，「Thank you very much」；填表格，請填這裡這裡還有那裡，「Thank you very much」；請坐，哦不坐，接著又是一句「Thank you very much」……
一來二去，我自以為明白了，這叫做禮多人不怪，總之習慣就好，千萬別把英國人的客氣當回事兒。然而待得時間越久，我就越發現自己的判斷失之偏頗。沒錯，的確有一些英國人假模假式，溫良恭儉讓的背後隱藏著根深蒂固的優越感，但不可否認更多的人真的是發乎本心地與人為善。
更重要的是，他們只是在裝「文明人」而不是在裝「聖人」。作為有理性的動物，人原本兼具神性和獸性。所謂「太上忘情，最下者不及情，情之所種，正是吾輩」，作為有著七情六慾的凡人，可以裝文明人但不可以裝聖人。我們以前並不是不裝，而是裝得太崇高，萬眾一心地裝，泡泡吹得太大，一旦戳破就難以收拾。相比之下，我們現在裝的動機太功利，總惦記著立竿見影的效果，明明是在商言商的生意人，卻偏偏要在雷鋒像前集體下跪宣誓做社會主義的螺絲釘，荒腔走板沐猴而冠。
人是環境的動物，走在牛津的路上，不知何時就會飄來一句「早上好」、「對不起」或者「謝謝你」，這逼迫我隨時處於禮貌用語的待命狀態，久而久之就很難總是擺出一張「煩著呢別理我」的臭臉，而是漸漸地學會走在路上目視陌生人，微笑，並道：「Have a nice day！」
老實說我對於這種文明人的做派到底能「裝」多久毫無自信，除了賣光盤的和推銷保險的，很難想像有人在熙熙攘攘的中關村街頭隨便和陌生人微笑打招呼。也正因為此，我才越發對翻譯家戴乃迭女士感佩不已。戴乃迭女士是英國人，追隨夫君楊憲益來到中國，歷經各種政治風波，「文革」期間她不幸身陷囹圄，即便身處如此極端的環境，她依舊恪守人之為人的基本尊嚴和操守，每當看守送飯給她時，總是答以「謝謝你」。
說到尊嚴二字，戴乃迭還為我們留下了另一則彌足珍貴的記憶。四十年代初她曾在兵荒馬亂的貴陽鄉下教書，後來在回憶錄中戴乃迭充滿感情地提到當地的農民，說他們有一種「天然的尊嚴」，稱讚「中國農村的農民即使貧困、沒文化，也總是一種古文明的後嗣」。
《易‧賁卦》中說：「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無論是學富五車的戴乃迭，還是大字不識的中國農民，他們身上所閃耀的人性尊嚴都是化性起偽、文明教化的結果，這是一種「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的性情積澱和德行培養。
漢密爾頓在《希臘精神》這本小書中說：「文明給我們帶來的影響是我們無法準確衡量的，它是對心智的熱衷，是對美的喜愛，是榮譽，是溫文爾雅，是禮貌周到，是微妙的感情。如果那些我們無法準確衡量其影響的事物變成了頭等重要的東西，那便是文明的最高境界。」
今天的中國，犬儒主義者裝孫子，民族主義憤青裝大爺，而在我看來，與其肆無忌憚地發洩心底裡的戾氣，不如抑制住對偽善的厭惡先裝一裝文明人。
（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