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兒膝下有黃金」，對於辮子已然割掉一百年的中國人來說，這一對膝蓋如果不慎和地面做了親密接觸，仍然會撩撥起最敏感的神經。
遠的不說，2008年1月20日，央視播出復旦大學教授錢文忠行跪拜禮為季羨林賀壽的場景，引發爭議一片。半個多月後，二人轉「帶頭大哥」趙本山收徒，一干弟子磕頭拜師的圖片被擱到網上，再次掀起軒然大波。
有趣的是，無論是支持者還是反對者，表面上都是啟蒙運動核心價值的捍衛者。比方說，痛批趙本山的網友指責他「蔑視人人平等的現代價值觀念」；而同情錢文忠的群眾則認為「錢文忠有跪拜老師的自由，季羨林也有接受學生跪拜的自由。」
趙本山踐踏「平等」，錢文忠享有「自由」，看來拿抽像的現代價值標準來說事兒，這頭該磕不該磕，還真是一個難題！
二戰期間，美國有份戰時廣告說：「自由這些詞，只有當我們把它們打碎成我們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時，它們才能團結我們。」同樣的，只有當我們不被自由、平等、人權、尊嚴這些在根本意義上具有爭議性的大詞蠱惑，而是深入到問題的脈絡機理，探究其中淺白平實的道理，才不會被「磕頭」這一「觸目驚心」的表象輕易迷惑。例如，趙本山接受磕頭，那是人家徒弟在行「拜」師禮，錢文忠給人磕頭，那是人家師傅在過大壽。不分場合時間，見著權貴與長輩倒頭便拜，是奴性的表現；在有象徵意義的特殊儀式慶典如拜師、賀壽或祭祖行磕頭禮，只要不是作秀，多半都是內心敬意的一種流露。如此看來，問題的關鍵不在於磕頭不磕頭，而在於這頭磕的對象、時間、地點合適不合適，以及磕頭所表現的情感虔敬不虔敬。
亞里士多德說：「一個人不是因感到恐懼或憤怒而受到譴責，也不是因怒氣本身而受到譴責，而是因以某種方式發怒而受到譴責。」無論卑微或者虔敬，恐懼還是憤怒，都是人類的天然情感，情感的表達往往需要一些外在的形式予以教化和定型。中國人的神經之所以特別經不起「磕頭」的挑撥，原因在於人們有一種固化的逆向邏輯：磕頭這個「外在形式」只能凝結一類情感——卑微或者奴性。打破這個迷思，也許能讓我們更加平和地看待磕頭行為。
2006年春節前夕，河南民俗學家高有鵬發佈《保衛春節宣言》，指出「磕頭和作揖是典型的非物質遺產，需要保護」，而且「晚輩在春節向長輩磕頭、朋友之間相互作揖是不為過的，都是虔誠的敬意」。
上述主張遭到了朱大可先生的猛烈抨擊，在《保衛民俗還是復辟陋習》一文中，朱大可指出：「這個論調沒有任何新意，恰恰相反，它不過是一百年前『纏足』和『辮子』捍衛論的翻版而已。」在我看來，這個批評可以說打脫了靶子。新的就是好的，舊的就是壞的，這樣的進步史觀如果放在「五四」時期還情有可原，到今天仍然採取如此簡單的二分思維則未免失之粗陋。更何況，類似的批評對於高有鵬這樣的民俗學家根本無關痛癢，因為「沒有新意」對於他們來說原本就是「題中應有之義」。民俗學家孜孜以求的恰恰就是去維護那些雖然「毫無新意」但卻（在他們看來）「意蘊深遠」的傳統生活方式。因此，批評民俗學家的論調了無新意是沒有殺傷力的，朱大可需要澄清的是磕頭和作揖作為一種禮儀究竟是好還是壞，而非是新或是舊。
朱大可的另一個批評理由是：「與磕頭作揖相比，辮子和小腳才是最激動人心的『民族遺產』，在獨創性、本土性和傳承性方面，都更符合『民俗』的文化指標。按照這樣的邏輯，我們不僅要保衛磕頭作揖、長袍馬褂和纏足剃髮，還要保衛與之相關的整個皇權和古代禮制，因為這才是所謂『民俗』的價值核心。」這是一個在大專辯論賽中常見的歸謬法，只可惜從「按照這樣的邏輯……」往後的所有推論都不符合高有鵬本人的邏輯。細查高有鵬的宣言，他所主張的僅僅是恢復「作揖和磕頭」，而且明明白白有著特殊的時間限制和對像限制，即「在春節」、「向長輩」和「朋友間」。春節無疑是中國最重要的傳統佳節，美國人頭腦簡單，尚且知道中國人的「春節」是一個「相當於我們（美國人）的感恩節、聖誕節、新年、生日和復活節的總和」。呼籲在這樣一個重要節日裡選擇性地恢復傳統禮儀以表現虔誠的敬意，哪怕仍有商榷的餘地，但「按照這樣的邏輯」，還真推不到長袍馬褂、纏足剃髮和恢復皇權上去。
「達爾文醫學」有一個觀點，認為人類的身體之所以患上某些疾病，根源在於我們是「行走在高速公路上的石器時代人」。其實身體如此，觀念亦如此。在一個「器惟求新」的變革時代裡，執意於「人惟求舊」已不再是明智之舉，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要脫胎換骨、洗心革面以配合時代的進步。
（2008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