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以「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革命氣節作為標準，羅素絕非立場堅定之人，哪怕他畢生反戰，為此先後入獄兩次，也依舊擺脫不了——請恕我借用一種久違了的政治話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先天的脆弱性和動搖性。
這個特點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的當晚一覽無遺。1918年11月11日11時，當廣播中傳來停戰消息，人群從倫敦的各個角落蜂擁而出，陌生的男女在路中相遇並接吻，空氣裡滿是節日與荷爾蒙的味道。出獄僅僅兩個月的哲學家羅素先生混跡人潮之中，雖然對於這一刻的到來期盼已久，此時卻像十足的文藝青年那樣旁觀著眾人的快樂，感到「一種異樣的孤獨，彷彿是從另外一個星球偶然落到地球上來的一具幽靈」。
之所以會有如此不合時宜的疏離感，是因為羅素清醒地體認到自己從來都不屬於任何一個陣營：「我想像自己是一個自由主義者，一個社會主義者，或者一個和平主義者，但是就其深義而言，我從來不是其中的任何一種人。」這種懷疑論的念頭就像春天裡的小蛇蠢蠢欲動，讓羅素雖然渴望與人群融為一體卻每每產生自欺欺人的幻覺，並一再誘使他對各種主義和行為的意義心生疑慮。
事實上，早在一戰爆發之前，羅素就深陷於難以自拔的糾結之中：作為愛國者，他熱切地盼望德國人戰敗；作為人道主義者，他痛恨一切對青年人的大屠殺；雖然最後他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反戰運動的洪流之中，但在骨子裡羅素總忍不住懷疑和平主義的行為完全是「徒勞無益」的。有趣的是，幫助羅素打消虛無感的恰恰是他的對手。來自倫敦法院的起訴，劍橋三一學院對其講師資格的剝奪，以及1918年5月被投送入監，這一切政治高壓行為都明白無誤地告訴羅素：政府並不認為他的抗議活動是徒勞無益的！
羅素的動搖不定還表現在他對於新生的蘇維埃政權以及四分五裂的中國社會的複雜心態上：他厭惡布爾什維克主義的粗鄙輕薄與蠻橫冷酷，卻承認「這正是此時此刻俄國所需要的政府」；他從不提倡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但自問如果中國人反問他，在西方列強虎視狼窺的情況下，不提倡民族主義和軍國主義，中國何以救亡圖存？他自己卻也無言以對。
這種優柔寡斷的思想作風讓羅素在風雲激變的非常時刻顯得很不給力。他對蘇聯和中國的訪問都不怎麼成功，那些熱衷於布爾什維克的北京學生們不喜歡他的漸進主義論調，而胡適也對羅素的中國到自由之路前必先經歷「專政」階段的觀點耿耿於懷。
羅素的尷尬之處在於，他雖搖擺不定，卻又絕不是左右逢源，這讓我想起崔衛平女士批評電影《太陽照常升起》時的幾個妙論。她說，「作為一個持不同夢想者」，導演姜文的最大問題在於「在自己的道路上走得不夠遠。剛走幾步，就不放心起來，就要看看別人正在幹什麼，或者生怕別人不知道自己正在幹什麼。在這種情況下，步伐就會變得十分遲疑、搖晃，就會顯得是『跳來跳去』的……」相比之下，崔衛平更欣賞《海上鋼琴師》中那個演奏家的果敢決絕——「他們這種人抱定決心，將空中樓閣進行到底。如此創造了另外一套不同於這個世界的王國與秩序，這個才有看頭啊。」
羅素的搖擺不定看似與姜文的跳來跳去並無二致，但卻有一個根本的不同：姜文是一個電影築夢師，而羅素則是一個現實世界的批判者。對於姜文，人們可以要求他在電影世界中將空中樓閣進行到底，可是羅素卻無法容忍自己成為這樣的狂熱迷信之徒，因為他深知在複雜的歷史處境下面，沒有人可以一勞永逸地置身於理性、真理和光明的世界，而將敵手貶為愚昧、荒謬和黑暗的另一邊。
1950年，78歲的羅素因「捍衛人道主義理想和思想自由」榮膺諾貝爾文學獎。在頒獎詞中諾貝爾委員會形容羅素「既是一個懷疑論者又是一個烏托邦主義者」，這個判斷可謂一針見血，恰如羅素本人所言：「我絕不會為我的信仰而獻身，因為我可能是錯的。」
不消說，羅素這樣的人越多，建設人間天堂的可能性就越小。不過羅素雖然缺乏為任何信仰獻身的死亡意志，但卻有捍衛個體尊嚴的匹夫之勇：「且不說我是否在做任何有益的事情，如果我不繼續做的動機竟似乎是對其後果的恐懼，那麼我是決不能罷手不幹的。」
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是羅素所真正堅持的思想和行動底線，也正是這一點，讓跳來跳去的羅素與所有的虛無主義者和犬儒主義者都劃清了界限。
（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