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德是個不折不扣的英國人，父母早年在華北一帶傳教，他生在台灣長在台灣，打小就在幼兒園裡學說「『共匪』來了」。時間一晃過去幾十年，「共匪」仍舊沒有打過來。於是彼德決定追隨穆罕默德的教誨——既然山沒有到穆罕默德這邊來，那穆罕默德就到山的那邊去。
彼德在大陸的時候，專攻中國政治思想史，尤其對明朝這一段感興趣。第一次見到彼德的時候，他正在牛津中國研究中心每週五例行的Coffee Time（咖啡時間）上大談方孝孺的「烈士」精神。作為從「山那邊」來的人，彼德對我充滿了期待，儘管我最近讀過的「歷史書」是《明朝那些事兒》。
喝完咖啡，他從書架上抽出新鮮出爐的一篇英文論文《1402年篡權時期對烈士的尊崇》給我。當晚，他又追加了一封Email，內附「方孝孺網」上的文章《方孝孺與姚廣孝：活得不明白VS活得很明白》。彼德很客氣，約好過完新年找時間和我好好聊聊。
聖誕過完，我決定開始「備課」。先從那篇網文讀起。《明史》中描寫的姚廣孝和方孝孺，一為「目三角，形如病虎」的方外和尚，一為「雙眸炯炯」、「雖粗蔬糲食，視其色，如飫萬鍾者」的讀書種子。作者李國文開宗明義，這二人雖然同為知識分子，卻分屬兩類，「姚是明白人中極明白的一類，絕不做傻事，方則是看似明白，其實並不明白的一類，常常倒做不成什麼事。」至於兩人的遭遇，地球人都知道：「一個輔永樂，得到大成功，一個佐建文，結局大失敗。」
全文不長，卻被網絡編輯切成了十頁，或許是有意，或許是無心，第十頁只有一句話：「活著，就是一切。」老實說，這句話看得我面熱心跳。根據我不可考的記憶，幾年前去世的中國哲學史家張岱年老先生曾經說過類似的一句話：「活著，就是一種成就！」雖然犬儒和隱忍，投降與妥協，差別從來只在一線之間，但我還是願意相信「活著，就是一切」與「活著，就是一種成就」有著根本的不同，因為前者很輕易就滑落成為「一切就是為了活著」，而後者多少包含著某種溫和的堅持，以及堅持之後的通達。
作為紅旗下的蛋，我從小只知日本人的「三光」政策沒有天理，直到最近才輾轉從余英時那裡瞭解到，原來中國歷史上對於「三光」還有另外一番解釋：范仲淹批評朝政，主張「寧鳴而死，不默而生」，一生被貶放三次。第一次送行，朋友們說：「此行極光。」第二次大家說：「此行亦光。」最後一次說：「此行尤光。」他笑答道：「仲淹前後三光矣。」
胡適談及方孝孺時曾說：「外人常說中國很少殉道的人，或說為了信仰殺身殉道的很少；但仔細想想，這是不確的。我們的聖人孔夫子在二千五百年前就提倡『有殺身以成仁，毋求生以害仁』，這是我們的傳統。」胡適的邏輯不夠好，外國人其實說得沒有錯，一來他們沒說中國「沒有」殉道的人，二來中國雖有殺身成仁的傳統，但這樣的傳統從來只在文字上提倡提倡，更多的人只想安靜地生活，或者簇擁在「前後三光」的范仲淹左右與有榮焉。
對於方孝孺這類「活得不明白」的人，我們的傳統是把他們叫做「傻子」的，外國人不是這樣，傻子（idiot）這個詞在古希臘文裡的原義是「不關心公共事務」的人。這個觀點真是有趣，它與中國人今天對於傻子的理解恰好滿擰：我們在現實生活中更多地稱那些不關心個人事務只關心公共事務的人是傻子。想想影視劇裡妻子最常出現的嘮叨：不要那麼傻，那些事情與你何干？為什麼就不能好好地過咱們的日子？！
二戰期間有這麼一個真實的事情，一位走出納粹集中營的德國神甫懺悔時說：「納粹追捕共產黨人的時候，我沒有說話，因為我不是共產黨人；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時候，我沒說話，因為我不是猶太人；然而，當納粹的屠刀舉向我的時候，沒有人替我說話……」對此，早生三百年的洛克有一個說法很精到：「人們是如此愚蠢，他們小心翼翼地不讓臭鼬或狐狸傷害自己，卻心甘情願地被獅子吞食，還認為這很安全。」
我希望我們不要成為這樣的idiot，如果讀書思考不能提升我們的氣節或者品格，至少能讓我們明白這樣一些基本的事理。
今天上午我剛給彼德回了一封信，告訴他李國文的那篇文章我其實沒有讀完，因為第四頁被「拒絕訪問」，理由是：「頁面包含非法關鍵字：王爺」。
（2009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