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個朋友，喜哲學好思辨，最常用的口頭禪有兩個，一為「不就是」，二為「又怎樣」。這兩個說法看似平凡無奇，其實殺傷力超強，前者消解一切理論差異，後者取消所有行動意義，雙「槍」在手，連環出擊，無往而不利。
前不久他來信說：「近讀《楊憲益傳》，開始慢慢瞭解那些不曾知曉的歷史……但轉念一想：政治不就是權力之爭嗎，誰比誰更具道德優勢呢？再者說了，雖然每個人都有權利知道真相，但或許不瞭解真相反倒比瞭解好——瞭解了又怎樣？或者繼續遮掩，或者告白天下，但是到底哪一種對人們更好，卻也未為可知。」
細心的讀者應該能夠從中發現「不就是」與「又怎樣」的蹤跡：政治「不就是」權力之爭嗎？所以，誰都別太把自己當根蔥，充其量五十步笑一百步，彼此彼此。瞭解真相或許是重要的，但瞭解了「又怎樣」？既然行動是沒有意義的，我們注定無法改變這個世界，還不如在一塊紅布下安心過活，如果慧根足夠，沒準還能在「紅塵白浪兩茫茫」的自我慰藉中過上幸福人生。
「不就是」與「又怎樣」的邏輯看似深刻，但仔細想想錯漏百出。誰說五十步和一百步沒有區別？「西紅柿是水果」和「西紅柿是板凳」，都是錯，但此錯與彼錯何止五十步之遙。類似地，自由主義是意識形態，法西斯主義也是意識形態，同為意識形態，二者當然有雲泥之別！
除了「不就是」和「又怎樣」，這個朋友還鍾愛另一個有趣的句式：「現實是很壞的，但現實向來是很壞的。」這句話時常讓我想起狄更斯在《雙城記》中的那句名言：「那是最好的時代，那是最壞的時代。」和所有名言的命運一樣，人們只記住了這句話的上半句卻遺忘了下半句：「……簡而言之，那個時代和當今這個時代是如此相似，因而一些吵嚷不休的權威們也堅持認為，不管它是好是壞，都只能用『最……』來評價它。」
某種意義上，狄更斯的這個觀點恰好可以為我這位朋友作註腳：每個時代的人都會對自己的時代充滿焦慮，因而常有「現實是很壞的」乃至「這是最壞的時代」的感慨，可是這種以「最……」表達的感慨沒準只是一種幻覺，究其根本，每個時代都差不太多——「現實向來是很壞的」。我們之所以對這個時代特別地責備求全，只是因為「這個」時代和我們息息相關、須臾不分，我們憂心忡忡，並非因為這是最壞的時代，而是因為我們身陷其中，所有的希望和絕望都寄托其上。
在一個沒有什麼道理可講的社會裡，這樣一套說給自己聽的道理不僅「深刻迷人」，而且有助於安撫我們對於歷史和現實的憤怒感。相比之下，在孟京輝導演的《一個無政府主義者的意外死亡》中，瘋子為那個被自殺的無政府主義者設計的自殺理由就顯得太過直白和淺俗：「生活太複雜了，現實太殘酷了，理想都破滅了，我也不想活了。」——這種非要撞出個魚死網破、你死我活的邏輯一點都不中國。
孟子在和弟子公孫丑探討仁政的時候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孟子的這套道理有沒有說服歷朝歷代的皇帝們我不知道，我所知道的是善良淳厚的中國百姓一直在抱著最深沉的「不忍人之心」去體恤統治者，總是積極主動地為他們尋找開脫的理由。
「現實是很壞的，但現實向來是很壞的」，對錯是非，往往就在這一轉念間模糊了界限，進而為自己的犬儒主義贏得了許多繞來繞去的理由與借口。
心理學史上有一個著名的「斯德哥爾摩綜合征」：被長期劫持的人質，不僅會對劫持者產生一種心理上的依賴感，而且會與劫持者共命運，把劫持者的前途當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視為自己的安危。如果這個理論成立，那麼從犬儒主義者到國家主義者的轉變簡直就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
我曾經勸告那位朋友，人生觀和世界觀的問題沒法用三言兩語打發，但至少我們可以從最初級的語言習慣做起，比方說，一個月內禁止自己使用「不就是」和「又怎樣」，在「一轉念」思考更複雜的問題之前，先訴諸自己最直接的是非善惡感。沒準一個月後，他會有所改變。
（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