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2年，年僅19歲的英國人埃裡克‧布萊爾遠渡重洋，來到下緬甸的毛淡棉服役。他的正式身份是印度皇家警察的分區警官，這個工作讓他時常感到焦慮和煩躁：殖民地的反歐洲情緒非常強烈，儘管沒有群體性的抗爭事件，只是漫無目的地在小事情上發洩發洩，但是天天被當地的百姓揶揄嘲笑和起哄，也不是什麼讓人愉快的事情。
一天清晨，布萊爾接到電話，說有一頭發情的大象正在市場橫衝直撞，問他能否處理一下。不知所措的布萊爾掛下電話，拿起一支小口徑的步槍就騎馬上路了。
這頭大象不僅夷平了一座竹屋，踩死了一頭母牛，撞翻了幾個水果攤，而且還踏死了一個印度人。可是布萊爾並不想射殺大象，手上的這支步槍口徑太小威力不夠，他的初衷只是用來自衛。當他終於發現那頭大象的時候，它正在安詳嚼草，看上去像一頭母牛一樣沒有危險；而且在當地，打死一頭能做工的象等於是搗毀一台昂貴的巨型機器。
然而，形勢的發展已經不在布萊爾的掌控之中。他的身後簇擁著兩千多名興致勃勃等著看戲的當地人，布萊爾意識到，如果自己不開槍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傻瓜。於是他換上另一把威力更大的步槍，開始朝大象射擊。
事實證明，這是一場徹頭徹尾的災難，年輕的布萊爾不瞭解射殺大象的訣竅，他把槍膛裡的子彈一次又一次地射向大象的頭腦、心臟和喉嚨，直到用光所有的子彈，那頭可憐的大象也沒有在他的面前徹底死去……
布萊爾的射象行為在殖民者內部引發不小的爭議，但只有布萊爾本人清楚，他射死那頭象的真正動機只是「為了不想在大家面前顯得像個傻瓜而已」。
對於布萊爾的這個動機，心理學上有一個很專業的術語叫做「暴露焦慮症」，也就是「懼怕在人前示弱」，它的基本邏輯是「認為如果行事不能堅定不移，則自身的社會地位也會遭到貶低」。
美國學者肖爾說，暴露焦慮症的患者可以是個體，也可以是國家。當布萊爾被兩千多名當地人圍觀的時候，他不僅僅是一個兩股戰戰的19歲白人小孩，更是合法性日益衰微的大英帝國在遠東的符號和化身。
布萊爾必須開槍，不僅因為大英帝國不能「示弱」，而且因為大英帝國需要回應身後那兩千當地人的「民意」——這些傢伙正提著桶和籃子在等著瓜分像肉呢！
布萊爾事後這樣回憶：「一旦白人開始變成暴君，他就毀了自己的自由。他成了一個空虛的、裝模作樣的木頭人，常見的白人老爺的角色。因為正是他的統治使得他一輩子要盡力鎖住『土著』，因此在每一次緊急時刻，他非得做『土著』期望他做的事不可。」
更加悲劇的是，布萊爾雖然開了槍，卻仍舊沒能逃脫成為「傻瓜」的結局。原因很簡單：首先，布萊爾未能將大象一槍斃命，這十足暴露出布萊爾這個「白人老爺」的愚蠢和笨拙；其次，布萊爾雖然積極回應了民意，卻沒能換回民心，那些瓜分像肉的「土著」不會感激他，大象的主人對他心存怨恨，就連他的歐洲同胞也認為因為一個苦力而開槍打死一頭大象太不值了。
有趣的是，對於這種「在緊急時刻非得做土著期望之事」的國家，政治學上也有一個很專業的術語，叫做「回應性威權政府」（responsive authoritarian）。據說這種統治模式的特點在於「責任」（responsible）、「回應」（responsive）和「問責」（accountable），優勢在於「高效率」。
可是問題在於，當公民缺乏獨立的政治渠道和司法渠道去影響或者改變政府決策與行為的時候，單方面地強調地方官員的「責任」與「問責」，只會激化問題本身，這是因為地方官員為了規避責任，要麼採取高壓手段絕不示弱，要麼不惜一切代價收買民意，無論是哪一種方式，都只會激勵民眾在下一次採取更加極端而不是理性的行動。於是在這種惡性循環的局面下，一個患上「暴露焦慮症」的國家越是注重它的「回應」職能，就越有可能成為布萊爾所說的那個「空虛的、裝模作樣的木頭人」。表面上的高效率，換來的卻是資源的高度透支和信用的高度透支。
1922年，布萊爾只有19歲，他對於身邊的事情還很困惑，他太年輕，沒有受過什麼教育，還看不清帝國主義、殖民主義以及一切極權政府的虛弱本質。直到23年後，他寫出了《動物莊園》，又過3年，《一九八四》出版，所有人都知道了他的另一個名字——喬治‧奧威爾。
（2010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