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原則都是對的，但是我們的結果都錯了。這是一個有病的世紀。我們以顯微鏡的精確診斷了疾病的起因，但是不論我們在什麼地方應用手術刀，總是有個新傷口出現。
一一〔英〕阿瑟·庫斯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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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午的黑暗》:阿瑟·庫斯勒著，董樂山譯。作家出版社，1988。上海譯文出版社，1999。
這是一本令人悸動的書。
《中午的黑暗》最早同米蘭·昆德拉的小說一起，被作家出版社編入「作家參考叢書」。作者與昆德拉同為東歐人，因此在他們的書中，自然含有一些共同的東西，但不同是明顯的。昆德拉的書，使人想起一具具完整、光潔、手藝精巧的器皿，所盛是甘美的酪果；庫斯勒的書則像一隻容量適中的木桶，厚實，質樸，桶內裝的地糧。昆德拉的書充滿哲理，在疏密有致的情節中，格言猶如銀子打造的飾物一般耀眼。在庫斯勒的書裡一樣有哲學:政治哲學，歷史哲學，還有人生哲學；但是，它沒有表現為昆德拉式的抽身而出的智慧，它是沉潛的，深入的，進入內心的，作繭自縛的。而且，這種哲學與情節攪和在一起，以致譯者把它解說為一部「理念小說」。如果說，昆德拉是思的，庫斯勒則是反思的；如果說在昆德拉那裡，有一種「不能承受之輕」，那麼在庫斯勒這裡，就有了一種不容迴避之重。
十年過後，中譯本有了新版。新版本封面由墨藍色改為綠色，裝幀講究許多，惟扉頁多出一幅原著插圖。據介紹，插圖是作者與人合作的，簡潔有力，足以傳達原著的精神。圖中左右為兩條大漢的半側身，突出各自的大手，夾著一個全裸的犯人，拖過長長的廊道。倘若往長廊遠端望去，猶如無底的黑洞；往回看則像一隻巨形喇叭，正在播放著一個根本聽不到，卻是人人都能聽懂的恐怖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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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看起來是一部正劇:新的代替舊的，「人民」始終如一，控制不斷強化，社會堅如磐石。問題是，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並非一致。在這裡，存在著兩種不同的價值觀念，它們是歧異的，對立的，顛倒的。現實中的喜劇，在道德背景上幾乎無一例外地表現為悲劇:領導即獨裁，解放即奴役，前進即倒退，為希望所導引的一切逐步歸於毀滅。
這是革命的悲劇。悲劇由眾多革命者的命運構成，在作者筆下，他們的命運沒有表現出更多的差異性，而是趨於高度一致，帶有某種宿命的意味。主人公魯巴肖夫是一個老布爾什維克，因接受共產國際的派遣，在歐洲各國長期從事秘密革命的領導活動。在斯大林即「第一號」發動黨內大清洗之後，他對黨內的政策及由此產生的反常現象表示質疑，於是被捕入獄；經過三次提審，接連的精神折磨，終於承認了強加給他的「叛徒」、「反黨」、「反革命」等罪名，最後遭到處決。環繞魯巴肖夫的活動，展開另外一批革命者的人生軌跡；可怕的是，無論他們的性別、年齡、身份如何，這些軌跡的交叉點都是孤獨與死亡。理查德是一個市的小組長，因為豎持說出事實的真相，被認為「散佈驚慌氣氛」，「有利於敵人」，危害革命而被開除出黨。小洛埃長期為黨工作，卻蒙受組織的懷疑，一度被拋棄為流浪漢；重新工作後，因對組織的——其實是蘇聯強加的一一決定表示異議，被指為「奸細」最後上吊自殺。阿洛娃是魯巴肖夫的秘書和情人，可以說，她已經把青春的生命無保留地交給了組織。「你願意怎麼樣待我都行。」她的這句話，使魯巴肖夫終身難忘。可是，由於她的社會關係而被告參與反對派的陰謀時，他仍然做了公開聲明，以犧牲她作為代價保全自己。在理查德的眼中，魯巴肖夫「像自己的父親一樣可靠可信」。然而，正是這「父親」般的人物徹底拒絕了他。當魯巴肖夫對他說「我再也沒有話要同你說了」之後，他表現得那麼自卑、驚恐、無助。小說有一段注滿深情的文字，表達他對組織的留戀:
「同志，但一一但是您不能告發我，同志……」理查德說。出租車慢了下來，離他們只有二十步遠。理查德縮著肩站在魯巴肖夫身旁，他拉魯巴肖夫的大衣袖子，正對著他的臉說話；魯巴肖夫感到了他呼吸的熱氣，額角上有一陣潮濕的感覺。
「我不是黨的敵人，」理查德說。「您一一您不能把我喂狼，同一一同志……」出租車在道旁停下，司機肯定聽到了最後二個字......
「去車站，」魯巴肖夫說，進了汽車。司機伸出右手把他身後的門關。理查德站在人行道邊上，手中拿著帽子，他的喉結上下迅速移動。汽車啟動了，......魯巴肖夫不想回頭看，但是他知道理查德還站在人行道邊上，看著出租車後的紅燈。
溫情使我們感覺到了對面逼人的冷酷。霍布斯的公式：「人對人是狼」。在革命隊伍中，在自己的國家內部，一樣的血腥，一樣的殺機四伏。所謂「敵人」或者「同志」，他們的區別到底在哪裡?
魯巴肖夫說：「為了解決意見分歧，我們只知道一個證據:死亡。」理查德們的死亡，是在魯巴肖夫的記憶中發生的；而現實中的死亡，其蔓延則更為迅速而寬廣。在監獄裡，犯人常常突然消失。艦隊司令鮑格羅夫因為主張建造大噸位、遠航程的潛水艇，與黨主張小噸位、近距離不同，自然被作為「反對派」被處訣。他被帶走時呻吟著，最後留下的，是呼叫魯巴肖夫的名字時那不像人樣的聲音。預審官伊凡諾夫徹夜審訊魯巴肖夫，而且確信魯巴肖夫會在次日簽字，但是等不到這一刻競已一命鳴呼，原因是有了同情魯巴肖夫的嫌疑。接替他的是他的部下，冷酷的新人格列金。小說反覆多次寫到牙疼，以及釘掛肖像的牆壁所留下的空白，那是接連了無數記憶的痛苦和神秘莫測的死亡。一個不可思議的事實是:正是革命，造就了一個罪惡的世界，荒謬的世界。
然而，各式死亡，以及為此尋找的根據與編造的謊言，都完滿地契合於同一邏輯。在前兩次提審中，伊凡諾夫對魯巴肖夫大談「邏輯」。所謂邏輯，就是把他的思想推理到一個結果，同過去和現在求得一致，同生者和死者求得一致。無獨有偶，魯巴肖夫在入獄前對待他的受害者也同樣大談邏輯。他說：「運動是不講情面和顧忌的；它毫不在乎地朝著目標前進，把淹死者的屍體衝到航道的拐彎處。它的航道有許多轉折和拐彎，這是它存在的規律。不能跟上它的曲折航道的人就被沖刷上岸，因為這就是它的規律。個人的動機，在它看來並沒有關係。他的良心，在它看來也沒有關係。它也不關心他的腦袋裡和內心裡是怎樣想的。黨只知道一個罪惡：那就是背離它規定的航道:只知道一個懲罰:那就是死亡。在運動裡，死亡並不是一件神秘的事；它並沒有什麼高尚的地方:它是政治分歧的合乎邏輯的解決。」正如他所感受到的，運動和黨就是他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也屬於黨，他同黨的命運是不可分離地連在一起的。作為老一代革命者，伊凡諾夫和魯巴肖夫是一起成長的孿生子，他們從共同信念的同一臍帶中吸取營養，有同樣的道德標準，同樣的人生觀，用同樣的方式思想。正因為如此，伊凡諾夫才敢於斷定，魯巴肖夫屈服的時候不會是出於怯懦，而是出於邏輯。邏輯是決定性的。邏輯成了宿命的根由。最後，魯巴肖夫果然放棄了抵抗，而承認了起訴書控訴他的所有罪行。雖然他曾經質疑過這一邏輯，但是他藉以質疑的根據，仍然來自這一邏輯。正如小說所敘述的，「四十年來他一直嚴格地按照他的教派的誓言，也就是黨的誓言生活。他堅持邏輯計算的規律。」他別無選擇。他在日記中寫道：「我們拋棄了一切傳統，我們惟一的指導原則是後果邏輯。我們航行沒有倫理壓艙物。」這是可悲的。
在這裡，「邏輯」是意識形態，是教條本本，是組織原則，是思維方式，它深入到個人、集團和社會的各個方面，結合霸權的維繫而成為信仰、真理，成為現實，成為簡直無從改變的所謂的「歷史意志」。
魯巴肖夫死前，發現有一個沒有形狀的人影俯在他身上。他分明地聞到了手槍套的新皮革味。「但是那個人影的袖上和肩上佩的是什麼徽章?它以誰的名義舉起手槍的黑黝黝的槍膛?」其實，什麼樣的徽章和名義並不重要，因為所有這些都可以變做一樣東西，被抓到一隻大手之中隨意揮舞。只要邏輯得到貫徹，它就可以成為世界上最偉大最神聖的事物的代表，如果需要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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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重新定義革命。
什麼叫革命?革命的全部意義包含在「目的與手段」之中。關於革命的目的，小說沒有直接的正面的說教，倒是魯巴肖夫在現實批判中有一段話注意及此:
為了保衛國家的存在，我們得採取特殊措施，規定過渡時期法律不論在哪一方面都是同革命目標相違背的。人民的生活水準比革命前要低，勞動條件要差，紀律更不講人情，計件苦活比殖民國家對待土著苦力還差，我們的兩性關係法律比英國還要古板，我們的領袖崇拜比反動獨裁政權還要拜占庭式。我們的報紙學校都提倡沙文主義，軍國主義，教條主義，盲目服從和愚昧無知。政府的專斷權力是無限的，是歷史上沒有先例的。新聞自由，輿論自由，遷移自由被徹底取締，好像從來沒有過人權宣言似的。我們建設了最龐大的警察機器，告密成了全國性的制度，肉體和精神苦刑拷打成了最先進的科學方法。我們鞭策全國呻吟中的民眾驅向一個理論上幸福的將來，這只有我們才能看到。因為這一代的精力已經耗盡，這些精力已消耗在革命中。
在魯巴肖夫的嚴厲的內心拷問中，我們還不止一次聽到這樣的聲音:
......我們的意志堅定純真。我們應該得到人民的愛戴。但是他們卻憎恨我們。我們為什麼這樣令人生厭?
我們為你們帶來了真理，但是在我們口中，它聽起來是個謊言。我們為你們帶來了自由，但是在我們手中，它看起來像條鞭子。我們為你們帶來了活著的生命，但是在我們的聲音可以聽到的地方，樹枝枯萎，可以聽到枯葉嗦嗦地響。我們為你們帶來了未來的希望，但是我們的舌頭口吃，只會吠叫......
革命出現了異化。革命目的完全翻到了它的反面。革命的異化現象是隨著它的進程變得更為嚴重的。還在革命初期，處在基層的小洛埃通過實際鬥爭已經敏感地意識到了這種變化，說：「黨越來越像一塊化石了。它的每一條肢體都患血管硬化，青筋暴突了。不能這樣來進行革命。」以致革命政權建立以後，活力減少了，就像魯巴肖夫形容的那樣，一切反映為上層的權力變動，而下層依然保持漆黑和沉默，人民群眾再一次又聾又啞。小說通過魯巴肖夫對邏輯的思考，指出：「政權越穩定，它就越僵化，為的是要防止革命所釋放出來的巨大力量掉轉頭來把自己衝垮。」革命目標始終受到障蔽，革命原則一再被塗改，顯然，有一種強大的邏輯力量在起作用，那就是:手段至高無上，運動就是一切。伊凡諾夫和格列金都是惟手段論者。伊凡諾夫多次表示說，「為了目的可以不擇手段這一原則，仍是政治倫理中的惟一法則。」格列金同樣以肯定的語氣說：「黨的路線是明確規定好了的，黨的策略是根據為了實現目的可以不擇手段——毫無例外，一切手段——的原則決定的。」原則無可爭辯。然而，魯巴肖夫的經歷表明:他正是為了這個原則犧牲了別人，而自己也因此遭到犧牲的。當他遠離了「形而上學的妓院」，退回到記憶和現實的門檻之前，他會清楚地發現:為了達到目的而不擇手段，這無非是「製造政治」而已。
所謂革命，是以人類的解放和進步為前提的，它必須符合人道主義這一最高原則。革命把人民群眾動員起來，只是為了他們能夠以足夠的力量扭斷鎖鏈，衝破牢籠，爭得自身所應擁有的權利和尊嚴，而不是把群眾運動當作工具，權宜的手段，為個別的集團或領袖人物謀取特權。小說中的「第一號」就是這樣的人物。群眾也不是個人的簡單的集合體，就像魯巴肖夫與伊凡諾夫討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說《罪與罰》中的學生拉斯科爾尼科夫有沒有權利殺死一個老婦人的問題時所強調的，「數學單位是人的時候，二乘二不是四。」在群眾中，個人的生命，利益和自由意志必須受到尊重和保護。生存者是幸福的。生活著是美好的。小說中多次寫到腳拇趾的扭動形態，它是作為血肉之軀的一部分而出現的；哪怕是很小的部分，也將因為它生動的提示而令人永遠留戀所在的世界。理查德的口吃，阿洛娃的大眼睛、白皙的脖頸和彈性的胸脯，鮑格羅夫的呻吟與呼叫......記憶就是為這些生命現象所撩撥產生的，因而有了現代心理學家所稱的「海洋感覺」。然而，在實際生活中，生命恰恰遭到敵視。「肉體清算」每天都在進行，此外，是大量的決議，指示，教條，原則，抽像邏輯對生命實存的禁錮、絞殺和葬送。魯巴肖夫強調不能像對待物理試驗一樣對待生命個體，對待歷史；因為前者可以上千次地作同一試驗，但是對後者只能有一次。然而，他知道，「無限是政治上可疑的一個量，『我'是可疑的一個質。黨不承認它的存在。」已故的夥伴們以巨大的沉默表明，「黨否認個人的自由意志——同時，它要求他自願的犧牲。」對他個人來說，從事革命工作四十年，「黨取走了他所能貢獻的一切，卻從來沒有給他答覆。」組織與個體，邏輯與生命的對立是明顯的，以致他不能不承認：「人道主義和政治，對個人的尊重和社會進步是互相不能容忍的。」可以說，正是這一無法解決的悖論，構成了全書的主題。
在目的與手段之間，魯巴肖夫一直是鐘擺一樣來回擺動。作為黨的一名忠誠戰土，他相信這樣的邏輯：「個人算不得什麼，黨才是一切，樹枝若從主幹上折斷，必然枯萎而死」；為了維護屹立的大樹，一直聽任手段的擺佈，以致終於導向公開審判這場古怪陰森的把戲。事實上，手段戰勝了目的。惟有在內心深處，他仍然保持了對目的的探尋，並以目的質疑手段。問題的複雜性在於，長期的嚴密的組織生活一一失去自我的生活一一使人處在運動慣性的過程中，難以看清革命的目的；即使有所察覺，也不敢向自己充分承認。其實，早在理查德事件以後，內心分裂的事件就隨之發生了；直到被處決前夕，這種個人的覺悟才以想像或幻覺的形式出現。但是，他已經不可能為未來的「新的運動」而鬥爭了。他曾經問一位農民道：「你記得聖經中那一段沙漠裡的部落開始叫喊:讓我們選個隊長，讓我們回到埃及去嗎?」他沒有給帶到山頂上，就被沉重地擊倒了。圍繞他的只有沙漠和無邊的黑暗。在他與有限的天數做鬥爭的最後時刻，周圍這個使他為之奮鬥四十年的世界，激起他的最輝煌最美麗的想像的，竟然是純粹屬於個人的和生命的。當他在審訊中暈倒被抬出院子裡時，剛剛醒來便立刻為刺骨的新鮮空氣和慘淡而清新的陽光所陶醉。小說寫道：「他以前沒有充分欣賞這種美事，真是愚蠢。為什麼我就不能乾脆地活著，呼吸新鮮空氣，在雪地上散步，讓臉上感到陽光的溫暖呢?」革命者把他追求的目標，從最遠的高處移至自己的腳下，他只渴望獲得一個普通人的正常生活的權利，僅此而已。
目的與手段，到底誰戰勝了誰呢?無論對革命者，還是對於革命，這都是富於諷刺意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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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通過插敘，內心獨白及分析，展現了主人公魯巴肖夫的鬥爭經歷，同時也就是革命的歷程。在監獄中，他已經把以前對於革命的種種疑慮和質詢，推到了一個明確的極限：「第一號的政權潔污了社會國家的理想，甚至像一些中世紀的教皇站污基督教帝國的理想一樣。革命的旗幟降了半旗。」顯然，他的思想不復切合「邏輯的結論」。通過痛苦的反思，至少通過多少有點近乎自我麻醉的「語法虛構」，他已經能夠從抽像的「人類」回到有血有肉的單數，回到良心那裡去了。當他知道了自己的下場，知道了生命的最後期限，完全應當而且可以為自己辯護，作一次丹東式的英勇無畏的發言，事實上，他也確曾有過這種念頭的誘惑；然而，他放棄了質問充當他謀殺第一號的證人的權利，把燃燒在舌尖的話強嚥下去了。最後的發言是出人意外的寧靜:
......反對派被打敗，摧毀了。如果今天我問自己，「我為什麼而死?」我面對的是絕對的空虛。如果一個人死時不後悔，不同黨和運動和解的話，那麼他的死是沒有目的的。因此，在我的最後時刻的門檻上，我向國家，向群眾，向全體人民跪下雙膝。政治把戲、討論和陰謀都已結束了。我們在檢察官公民要求把我們判處死刑之前，在政治上早已死了。讓失敗者見鬼去吧，歷史已把他們踏為塵埃。法官公民，我對你們只有一個辯解:我現在這麼做並不容易。虛榮心和殘存的自尊心向我低語，叫我默默地去死，什麼也不要說；或者以一種高貴的姿態去死，臨死唱一曲慷慨的悲歌，把心中的話都兜出來，向你的起訴人挑戰。對於一個老叛逆來說，這樣做會更容易一些，但是我克服了這一誘惑。至此我的任務已經完成，我已付出了代價，我同歷史的賬已經結清。請求你寬恕將是嘲笑。我沒有別的要說了。
對此，除了看門人瓦西裡以為別有深意而有所保留之外，無論持正統派還是反對派立場，都不會完全認同，因為這既沒有對犯下的罪過表示懺悔，相反也沒有對強加的罪名表示反抗。圍繞革命問題所產生的尖銳對抗的事物，通過魯巴肖夫的最後發言，一切趨於和解。
對於魯巴肖夫來說，他只能如此。
這是他長達四十年的生命獻給了黨，熟悉黨如同熟悉自己的肌體一樣的職業革命家魯巴肖夫，這是在無限和有限之間不斷穿梭往來的思想者魯巴肖夫，這是身陷絕境而對這境遇有著深刻認知的死刑犯魯巴肖夫。他只能如此。
他清楚地看到，鬥爭環境早已改變，即使被看作「反對派」，此刻也被剝奪了公開鬥爭的合法性。當年創造了「革命」這個神聖名詞的老一代革命者，為了廢棄權力而夢想掌握權力，為了讓人民放棄忍從暴政的習慣而夢想統治人民，如今卻到哪裡去了呢?「他們的頭腦曾經改變了世界的進程，卻都吃了一顆子彈。有的在前額，有的在後脖頸。」當他們被為之奮鬥的「革命」當成「反革命」，而像自己一樣作最後的告別演出的時候，沒有一個把被告席變做講壇，向全世界揭露真相，展示真理，把無恥的控告扔還法官，像法國革命時的丹東那樣。他們或者為了逃避肉體的痛苦，或者希望保全腦袋，或者害怕連累家人和朋友，總之因為恐懼而使他們中間最優秀的分子保持了緘默，甚至願意充當替罪羊。「他們陷在自己的過去中太深了，陷進了他們自己佈置的羅網裡，根據他們自己的法則，歪曲倫理和歪曲邏輯；他們都是有罪的，儘管不是他們控告自己的罪行。他們沒有退路。他們從舞台上走下場是嚴格地按照他們自己的奇怪遊戲規則進行的。」其實，魯巴肖夫自己不也是這樣走下場的嗎?
「新一代」已經形成。「新一代」代替了「老一代」，這是一個讓人無法接受而又不能不接受的嚴酷的現實。在審訊中，一直主張用酷刑，最後置魯巴肖夫於死地的預審官格列金，還有小說最後出場的看門人的女兒，青年工人瓦西裡奧夫娜，都是新一代的代表。這是「在洪水以後才開始思想的一代」，「生下來沒有臍帶的一代」，沒有傳統，沒有過去，沒有記憶同舊世界相聯繫；他們被「偉大的政治策略家」改變成為盲從、粗暴、冷酷的新時代的野蠻人，喪失了道德感，人情味，沒有輕鬆，也沒有悲哀。他們只知道保護矗立於社會之上的既成的「堡壘」，並且用這一原則闡釋一切，辯解一切。新一代的產生，意味著革命的蛻變是必然的。
但無論是意志消沉的老一代，還是咄咄逼人的新一代，都一樣沒有愛，沒有同情，即魯巴肖夫的所謂「倫理壓艙物」。沒有壓艙物，革命和革命者就只能被大海無情地拋棄。
「人民」在哪裡?小說寫道：「四十年來他們用威脅和允諾，用幻想的恐怖和幻想的酬報把人民趕進沙漠。」沙漠中的人民在小說中演變成為旁聽席上的群眾，其中的場面，與中國作家魯迅的小說《藥》描寫處決革命者的情景十分相似。當被告魯巴肖夫的審訊快要結束時，關於謀殺黨的領袖的罪名的辯護隨即引起聽眾的憤怒的風暴，不斷地有人叫喊：「把這些瘋狗殺了！」魯巴肖夫曾經以熱切的眼光，在旁聽席上尋找一張同情的臉孔，結果，發現那裡有的只是冷漠和嘲笑。即使他因此感到寒冷，試圖最後一次用自己的話來為自己取暖，也不得不因為傾訴對象的缺席而打掉這個願望，頹喪地低下頭顱。太晚了。魯巴肖夫發現已經太晚了。「回到原路上去已經太晚了，再次踩在自己的腳印上已經太晚了。說話不能改變任何東西。」
小說引用了拉薩爾劇本《濟金根》的話：「沒有道路就別給我們指出目標。」然而，目標已經指明，道路卻沒有找到，甚至根本不可能找到。作者借了魯巴肖夫的「相對成熟的理論」表明：「每次歷史階段的發展，總是把群眾拋在後面，使他們處在相對不成熟的狀態，這就有可能和有必要出現某種形式的絕對領袖的領導，而人民往往需要好幾代人的時間才能認識到自己用革命的手段所創造的新狀態，在此之前，民主政體是不可能的。我們眼前出現的全部恐怖、虛偽和墮落不過是上述這個規律不可避免的看得見的表現。在群眾成熟的時候，反對派的責任和作用是訴諸群眾。在他們不成熟的時候，只有蠱惑人心者才訴諸『人民的最高判斷'。在這樣的情況下，反對派只有兩條路可以抉擇:發動政變奪權，而不能得到群眾的支持，或者在無聲的絕望中聽任命運的擺佈一一『默默地去死'。」
魯巴肖夫和他的同時代人的悲劇，遠遠超出為中國人所慣於稱道的「冤案」範圍；疼痛如此廣泛，如此深邃，而直達個人心靈。最大的悲劇是心靈的悲劇。當歷史無法跨越，時代難以改變，所有有目的的行為都屬徒勞的努力，不是走向反面就是返回原處時，意義消解為虛無。凡是聲音都沒有回應，凡留痕跡處都遭到覆蓋，這是本來意義上的死亡。跟生命歸於毀滅一樣，死亡是可悲哀的，而感受死亡一一死亡不復為人們所記憶，所追究，則是死亡的死亡一一當是更沉重的悲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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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部《中午的黑暗》，是一部關於革命和革命者的沉思錄。
在書中，革命否定了革命者，但也通過否定革命者而否定了自身。革命者則否定了革命，肯定革命的目的而否定革命的手段；與此同時，他也否定了自己，肯定自己的現在而否定自己的過去，但最終連現在的自己也給否定掉了。忠誠與背叛，肯定與否定；革命之革命，否定之否定。關於革命，本書一大特點，是完全撇開了對敵鬥爭，而在自己的隊伍內部尋找鬥爭目標。在某種意義上說，叛徒是比公開的敵人更危險，也更可惡的。問題是:誰是叛徒?誰從根本上背叛了革命?由於第一號長期處於黨的正統地位，這樣，叛徒的惡名便自然落到了魯巴肖夫以及所有「反對派」的頭上。
作為叛徒，魯巴肖夫並沒有出賣同志，卻出賣了自己的良心。作為叛徒，在他的一生中，從來不曾發生過任何投靠敵人一類細節，卻也曾以敵人的手段對付自己的同志。雖然，這一切都是組織通過他進行的，是組織的陰謀與叛賣；但是，他畢竟有著不可逃避的個人責任。因為，組織本來就是由無數的個體所構成，而所謂邏輯，也必須經由無數個體的實踐而體現。當他一旦做了一貫忠實於黨的自己的叛逆，也就是說，一旦良心發現時，必然地要站到黨的對立面。然而，在行動上，他沒有做出任何有損於黨的行為；直到最後判決，他的表現，也同所有革命老一代一樣恪守一貫的邏輯。如果說是叛徒，他只是思想的叛徒；這種叛逆的思想，在現實生活中並沒有能夠找到可以傳播和適宜生長的土壤。我們注意到，當他在思想上叛離了黨的原則時，仍然堅持了革命的原則，社會運動的原則，仍然關心人類的命運和文明的變遷。他曾經幻想過，在「大黑暗時代」過去以後的將來，還會有新的政黨新的運動興起；而這個新興的實體，正是被革命的原則賦予了一種新的精神，把正當的目的和純潔的手段結合到一起。在他這裡，革命的原則優先於黨的原則。他可以成為黨的叛徒，但始終是一位皈依革命的聖徒，或者說是一位革命的原教旨主義者。
在小說中，魯巴肖夫充滿矛盾，內在世界是豐富的。這種豐富性，與其說得助於作者的藝術想像，毋寧說是複雜的現實鬥爭所賜更為合適。這是一位特異的叛徒。在蘇共大清洗的日子裡，不知有多少如此特異的叛徒，也如此一樣「默默地去死」，獻身於為自己所提前奠基築就得革命的祭壇！
然而，誰來撫哭他們?
1941年，大清洗的血跡未乾，庫斯勒為犧牲的叛徒寫下了自己的悲痛的悼詞：《中午的黑暗》。那原因，在於他也是一位魯巴肖夫式的人物。據介紹，庫斯勒是英籍匈牙利裔作家。早年參加國際共產主義運動，是三十年代蘇共的大清洗，使他不滿於斯大林的個人獨裁，以致對共產主義運動產生幻滅感。脫離運動後，他依然積極參加西班牙內戰，同法西斯佛朗哥軍隊進行鬥爭，遭到俘獲，被判死刑。由於世界輿論的支持，他方獲釋放，從此在巴黎從事著述。二戰爆發後，又被維西政府逮捕，拘禁到1940年，從此前往英國，定居倫敦。1983年，與其妻雙雙自殺。可以說，作者是以其曾經戰鬥過來的革命者的命運，闡釋了他筆下的魯巴肖夫的。
正是這樣一部充滿著理想的光輝和戰鬥的激情一一連絕望的灰燼也閃耀著火紅色——的小說，被普遍看成為一部「反共」的作品。於是，在西方，它被譯成多種文字一版再版，僅在美國，從問世之日起至1979年止，便一共印了二十六次，並作為經典名著收入「現代文庫」；相應地，在東方也就成了一部禁書。對此，譯者在譯後記中辯護說: 「在斯大林個人獨裁下，不論是在第三國際還是蘇共本身， 馬列主義政黨的原則已經遭到了踐踏和破壞，由此而帶來了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扭曲和畸變，但這並不是運動本身的應有素質。如果說《中午的黑暗》揭露和聲討這種扭曲和畸變現象是『反共』，那無異是承認這種扭曲和畸變是共產主義運動的本色。任何一個曾經對這個運動的目標抱有崇高理想並為之奉獻一生的人不論從思想上或者感情上都是不能接受的。」接著，譯者批評說，由於作者未能具備我們的歷史眼光，因而不像我們那樣能夠把這種扭曲和畸變同運動本身劃清界限。這種批評未必是確當的。因為小說自始至終，都在革命的目的和手段之間進行過反覆多次的劃分；手段在作者那裡是包容更廣的，它不僅指形形色色的策略，還包括了連同主體在內的發展變化的全過程。
有誰具備了譯者所稱的那種「歷史眼光」呢?就在中譯本《中午的黑暗》出版的次年——1989年，在作者以及他的小說主人公魯巴肖夫的故鄉，便發生了震撼世界的巨變，史稱「蘇東事件」。1989年事件，不但譯者始料未及，即使世界上最明智最敏銳的政治觀察家，也不曾作過準確的預見。
人類社會就像大海一般，茫茫相接，湧浪千疊。小說的結尾寫到魯巴肖夫之死:後腦先後受到兩次摧毀性的打擊，眼前的暈眩與黑暗，正好切合大海的意象。這是另一種「海洋感覺」。他顛簸在海面上。一道道的霧。海和海濤聲。一陣波浪把他托起，它從很遠很遠的地方來，又繼續向前逝去......
一滴水和一個大海。這既是關於本書主題的隱喻，也是關於革命時代的象徵。我們能說盡其中的奧秘嗎?我們只知道，故事發生的時候，正值「中午的黑暗」；至於風波湧起之後，時間的地圖作了怎樣的轉移?在小說中是沒有交代的。但見安詳的大海，一切如恆，一切無聲無息......
200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