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夜，我拿起兩部詩集:一部是《瓦普察洛夫詩選》，另一部是《米吉安尼詩文集》。
《瓦普察洛夫詩選》是上海譯文出版社1978年版本，多人譯。封面桔紅色，其上有線描的兩個武裝起義者形象，書名及書脊均作玫瑰紅。若在煤油燈光的映襯下，會顯得格外溫暖，彷彿透著初暾的微光。
《米吉安尼詩文集》是中學時代購讀的，存放在家屋的大木櫃裡。上世紀六十年代初突發洪水，所有的存書連同木櫃全被壓在磚泥之下，其中就包括米吉安尼。我找不到書的封面，首尾也有缺頁，扉頁後面插印的作者頭像也沒有了。依稀記得詩人的模樣:前額開闊，目光略帶憂鬱，唇上留著短鬍髭。這部書的用紙特別粗，脆，顏色也特別灰。「大躍進」年代有一批書都用這種紙，海涅的《新詩集》就是，簡直近於黑。米吉安尼的詩印在這上面，倒是很相配，愈發顯出那憂鬱來。
在報上讀到關於紀念瓦普察洛夫誕辰100週年的報道，隨即想到米吉安尼，以及他們的詩集。兩部詩集緊靠在書架一側，它們是三十年前從鄉下一起隨我進城的。
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都是巴爾幹半島人，瓦普察洛夫生於保加利亞，米吉安尼生於阿爾巴尼亞。上世紀初，他們差不多同時來到同樣為土耳其人所奴役的世界。瓦普察洛夫1909年出生，比米吉安尼大2歲，米吉安尼卻因肺病在27歲時早逝。時隔4年，瓦普察洛夫斃命於行刑隊的槍彈之下，年僅33歲。這是劃過時代的黑暗天幕的兩顆彗星。
瓦普察洛夫的父親曾參加反對土耳其人的戰鬥，母親是保加利亞的美國學院的研究生，這樣的家庭教育，給一位戰鬥的詩人的成長準備了良好的土壤。他就讀於瓦爾納航海機械學院，畢業後自願當工人，隨後加入保加利亞工人黨(後改名為保加利亞共產黨)，積極投身於社會解放運動。二戰爆發後，保加利亞與德國法西斯結盟，瓦普察洛夫隨之參加抵抗運動，直至英勇就義。米吉安尼誕生在一個貧民家庭，5歲時雙親相繼去世，成了孤兒。在親友的幫助下，他在當地讀完小學，14歲被送進馬其頓瑪拉斯梯爾地方中學就讀，接著又被送進神學院學習， 8年的修道生活，不但不曾使他皈依上帝，相反激發了他的叛逆情緒，不斷抨擊宗教的虛偽和罪惡。不同於瓦普察洛夫的革命鬥爭實踐，他是以一種精神內省的、孤獨的方式傾向於革命的。
儘管在家庭境遇和生活道路方面有很大的差異，但是，對於現實社會的不滿和反抗，兩人是完全一致的。瓦普察洛夫長期當工人，做過火夫、司爐工、技工，進入黨內之後，既是戰鬥者，又是組織者和領導者。他置身於工人階級革命隊伍中，更多地表現一個「喧囂的機械的時代」的集體生活，許多比喻用的都是工廠裡的意象。米吉安尼一直當鄉村教師，熟悉的是阿爾巴尼亞農民的生活，世世代代承襲不變的貧困而悲慘的生活。在他們的詩中，雖然生活的範圍和形態各不相同，但是對於生活，他們都同聲發出惡毒的詛咒。
瓦普察洛夫把生活比作「惡狗」、「邪惡的、慍怒的下流貨」、「積重難返的浪子」之類；在著名的《歷史》一詩中，他唱出了被壓迫者的呼聲:
......在你永無窮盡的卷帙裡，
在每一行、每一個字的下面，
我們的痛苦將偷偷地眨眼，
發出一聲辛酸的呼喊。
因為生活，對我們毫無憐憫，
它用沉重的殘忍的爪子，
抽打我們飢餓的面孔，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語言會這樣粗野……
瓦普察洛夫是富於激情的，即便訴說生活的苦難，也一樣聲調高亢。我是在一個名為「四人幫」的政治寡頭集團覆亡之後不久，騎車進城買到《瓦普察洛夫詩選》的。至今，我仍然清楚地記得，當晚在小屋子裡大聲朗讀此詩的情景。
米吉安尼也曾寫過激越的詩篇，有的帶有戰歌性質，不過，他的熱情更多地是經過壓抑的。比較起來，瓦普察洛夫的詩更偏於主觀抒情，技巧更具現代性。米吉安尼對於農村生活和底層人物的表現多是描畫性的，正如他所說，「保存在人民心中的歌被偷走了，歌變成述說」；手法看似陳舊，讀起來卻是特別真實感人。鄉居十多年，那是一段動盪的、恐怖的、卑賤的日子，我幾乎離不開米吉安尼的詩，特別喜愛詩中那種超乎形式之上的憂鬱氣質。我傾聽他，感激他，始終覺得他代表我在傾訴。他有一首詩，題目就是《在憂鬱的旗幟下》:「在我們的國家裡，/在每個屋頂上，/都懸掛著憂鬱的/沒精打采的旗幟……」他常常寫到淚水，他的歌聲是伴隨著哭泣的。他在《苦難》中寫道:
我每天都看見
生活
把各種情感
都逐個地打上
命運的戳記
而歡樂卻沒有存在的地方
生活，
以往我不知道，
你竟是這樣可怕，
那時，我還沒有
落入你的懷抱。
今天，在鏡子裡
我凝視著自已的眼睛，
我看見，由於苦難我的目光逐漸黯淡，
我看見，我的臉上佈滿了衰老的皺紋，
我很快就要變成一面
百孔千瘡的旗幟，
在屋頂上
迎風顫抖。
兩位詩人都深愛著他的祖國、土地和人民。米吉安尼出身孤苦，命運坎坷，他以悲憫的情懷，注視廣大的不幸者:農人、妓女、棄嬰、自殺者、乞丐、縴夫、瘋子、囚犯......他說，他願意在膝蓋一樣深的污泥中行走，擁抱那些深夜裡與他一起跋涉的人們。瓦普察洛夫的愛同樣來自人性的深處，而非政治信仰和集體意識。人道主義不是意識形態，不是宣傳灌輸可以奏效的。相反，意識形態國家往往敵視人道主義。我懷疑，人道主義直接來源於血統一一深蘊於個體生命內部的關於民族和家族的悲劇命運史，愛與同情都是一種心靈秘傳。為了紀念一位戰死的同志，瓦普察洛夫一連寫下《同志之歌》、《妻之歌》、《信》、《夢》等詩篇，從中不難發現，燃燒的熱血中隨處都有淚水的潤濕與溫柔。
由於愛，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不能不懷著神聖的憤火高唱復仇。瓦普察洛夫在一首詩中寫道：「你曾經教過我，親愛的母親，/要愛所有的人，像我愛你一樣。/我願意愛他們，母親，但是/我必須也要有麵包和自由。」同樣愛人類，戰士、詩人與宗教家便有如此的不同。為了改變人類的非人處境，為了尋求自由、正義和真理，他們的豎琴彈不出平和之音，他們成為至死不肯妥協的反抗者和革命者。
在兩部詩集中，都有多首獻給春天的詩。他們每人都有自己的烏托邦。米吉安尼對索古政權僧恨至極，他在《低聲歌唱》中表示拒絕官方的民族主義宣傳。在《尋求的心》裡，我看見詩人含著熱淚的明澈的目光向著西方，一面懷著敬慕，一面懷著疑懼；正如《沉思》所寫，「每一滴悲苦的淚花裡都有一個人誕生」，用希望的微光照亮行程，而所經的道路又無處不是墳塋和荊棘。他心靈的創傷太深，矛盾重重，他在希望和絕望中遷回行進。《片斷》中寫到，一個小流浪兒立誓要做這個世界的「復仇者」，結果在沒有找到語言之前就被汽車壓死了。我猜想，這是詩人遺下的「途中的鏡子」。他生前惟一的詩集《自由的詩》出版後，立即遭到政府的查禁，只有有數的幾冊倖存下來。他對時代的記錄和抗議，惟靠手抄的形式在世間流傳。
瓦普察洛夫的反抗是有組織的反抗，是政治革命。蘇聯成了他的烏托邦。在當時，作為世界上第一個「工農國家」，恐怕沒有哪一位激進的知識分子不是為之神往的。在政治上，瓦普察洛夫有一種堅定性，一種惟古典共產黨人所具有的抱負；為了實現解放全人類的理想，他渴望戰鬥，甚至渴望在戰鬥中死亡。他在《一封信》的末尾寫道:
儘管強烈的陽光
會灼傷
我的翅膀，像一隻渺小的粉蝶，
我決不詛咒，
也毫無怨言，
因為我知道
遲早我總要死亡。
但是當你死在
大地
開始
蛻去謬誤的軀殼，
千百萬人重慶新生的時候，
死是一支歌，
是的，那是一支歌!
在我閱讀過的詩人中，殷夫，可以說是中國的瓦普察洛夫。為了反抗一個由幾千年的傳統帝制國家演變而成的現代政黨國家，他在中學時起參加革命，兩次被捕，遭到慘害時才22歲。他15歲寫詩，是一個早熟的天才；雖然比不上瓦普察洛夫的成就，但是，他的詩一樣閃射著自由的夢想、青春和激情的光芒。魯迅稱，「這是東方的微光，是林中的響箭，是冬末的萌芽，是進軍的第一步，是對於前驅者的大纛，也是對於摧殘者的憎的豐碑。」而且強調指出，「一切所謂圓熟簡練，靜穆幽遠之作，都無須來作比方，因為這詩屬於別一世界。」當時，還有一些左翼詩人如艾青等，都是與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同屬一個精神譜系的。1949年以來，官修文學史曾經給予殷夫們以很高的評價，其實所取的是政黨立場而非人類的、人道的、自由反抗的立場。任何反抗專制統治，追求自由解放的精神遺產，都是人文主義傳統的一部分，應當為我們所珍視。可是，近三十年來，我們的學者卻無視政治生態的歷史和現狀，手執非政治化的大棒，把殷夫們幾乎全部給打殺了。
據報道，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佈2009年為瓦普察洛夫年。保加利亞的紀念活動十分盛大，國家圖書館召開了研討會，圖書館和博物館聯合舉辦了專題展覽，同時發行第五枚瓦普察洛夫紀念郵票，首映一部長達到54分鐘片長的紀錄片。一個革命時代的共產主義文學聖徒，獲得今日西方和他的祖國如此的尊崇，令我深感意外。由此我確信，只有在民主社會裡，在脫離了極權主義統治的國度，才可能尊重歷史、尊重事實，維護言論社會的公正性，實現真理的價值——說到底是人的價值。
關於瓦普察洛夫，還有米吉安尼，我國當今的詩壇已經遺忘了他們，許多詩人甚至不知道他們的名字。我買的《瓦普察洛夫詩選》，恐怕是最後一個漢譯本了，距今快30年，不見重印；而《米吉安尼詩文集》，在書店裡消失的時間更長，少說也在40年以上。進入九十年代之後，據說到了「告別革命」的時代，學界紛紛批判「激進主義」而倡言「憲政」與「改良」，文界也群起倡導「私人寫作」和「身體寫作」，像瓦普察洛夫和米吉安尼這些曾經尋思反抗和參與革命的詩人，受到普遍的忽視、漠視乃至歧視自是理所當然的了。
瓦普察洛夫在《就義之歌》裡寫道:
戰鬥是艱苦而殘酷的，
戰鬥，正像人們所說的，是史詩。
我倒下了。另一個就接替我一一
何必特別標榜一個人呢?
遭到劊子手一一再遭到蛆蟲，
就是這樣簡單的邏輯。
可是，我的人民呵，因為我們這樣的熱愛你們，
在暴風雨中我們必將和你們在一起！
可是，誰去接替他呢?誰會熱愛他們呢?
我頓然想起，魯迅恰好也曾用過詩中的比喻，但指的是另外的「蛆蟲」，為「文界的腐敗」所滋生。他說，這群蛆蟲「掛著好看的招牌，在幫助權力者暗殺青年的心，使中國完結得無聲無臭」。當然，魯迅的評說距今就更久遠了，時間足足過去了80年！
2010年1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