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諾貝爾文學得主、英國小說家維·蘇·奈保爾是一位備受攻擊的人物。這是毫不足怪的。大抵特立獨行之士，都逃不掉被孤立的命運。然而，令人意外的是，在攻擊奈保爾的人們中間，竟包括了向來以大膽批判著稱的愛德華·薩義德。
薩義德原是巴勒斯坦人. 1935年生於耶路撒冷，幼年在開羅讀書. 1951年移居美國，獲哈佛大學博士，1964年開始在哥倫比亞大學英文系任教。他一生勤於著述，並以此介入政治，批判帝國主義對東方的歧視與宰制，積極投身巴勒斯坦解放運動。為此，他曾一度被美國官方視為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以致遭到抄家；但他不改初衷，一直以流亡知識分子自命，堅持一種責任感。《東方學》(1978）是薩義德的奠基性著作。《巴勒斯坦問題》、《文化與帝國主義》等，都可以看作是其中的批判理路的延伸。薩義德從福柯的關於知識、權力與話語理論中獲得靈感，在書中重構國際政治的歷史格局。他認為，東方不是現實的存在，而是西方出於全面干預和控制目的的一種發明。所謂東方主義，實質上是一種有利於帝國主義的合法化的話語，也是強制性的話語。據此，他試圖從政治到學術，從地理到文本，對帝國主義思想及行為進行根本性的清理。無庸置疑，《東方學》本身包含了許多西方觀念，話語邏輯和言說方式也基本上屬於西方系統的，但是，薩義德的鋒芒所向，畢竟刺痛了西方主流社會，所以隨即引起爭議。而這部著作，也正好由此大大加強了它的影響力。
薩義德反抗霸權，反抗統治性，這在《知識分子論》中有著更為鮮明的表述。他對知識分子角色的界定，以獨立、自由、批判精神為準則；強調說，唯有這種精神，才是知識分子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書中第五章題為「對權勢說真話」，其中寫道：「嚴格說來知識分子不是公務員或僱員，不應完全聽命於政府、集團、甚或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所組成的行會的政策目標。」但是，他接著指出，事情恰恰相反，許多知識分子完全屈服於環境的誘惑，摒棄個人道德感，局限於專業角度考慮問題，或阻止懷疑而講求協同一致，等等，這是值得譴責的。其中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知識分子的逃避。所謂逃避，就是轉移明知是正確的、困難的、有原則的立場，而決定不予採取。他認為，這是知識分子的一種極其嚴重的「腐化」心態；倘若這些習慣內化，必將戕害熱情的知識分子的生命。
富於戲劇性的是，奈保爾沒有放棄他的道德立場，他質疑，他諷刺，他批判，卻因此構成了同批判家薩義德的衝突。
同薩義德一樣，奈保爾也是第三世界的移民。他比薩義德大三歲，於1932年生於特立尼達島上的一個印度家庭，18歲時入讀英國牛津大學，專攻英國文學，畢業後移居倫敦，服務於英國廣播公司 (BBC)。從此，他成了印度的「浪子」特立尼達的「流放者」，英國的「外來者」。由東方而西方，然而，對於東西方的任何一種文化，他都無法完全融入。他為這種「他者」的身份而深感尷尬，但這種無家園感無歸屬感，無疑同時給了他以一種無所顧忌的批判的便利。他開始寫小說，1959年出版短篇集《米格爾大街》，獲毛姆文學獎；1961年出版長篇《比斯瓦斯先生的房子》，被譽為後殖民文學名著，奠定了他在英語文學世界中的重要地位。《紐約時報》的書評稱他是「世界作家，語言大師，眼光獨到的小說奇才」。如果僅只從事文學方面的寫作，他將不會遭遇薩義德，可是不然，他確認長篇小說已經過時，是屬於十九世紀的事物，於是進而從事非虛構類文體的寫作。如果僅只寫點我們慣見的遊記之類倒也無傷大雅，他卻把這種文體打磨成為一種利器，揭露和批判的對象且不只是大英帝國的殖民統治，最致命的是，它涉及更為廣大的第三世界！而薩義德，正是第三世界的義務守門人！
奈保爾在數年之內，幾乎走遍了特立尼達、母國印度、非洲、南北美洲、亞洲的伊斯蘭國家。他詳細地考察了被征服者的歷史，記錄了後殖民時代文化遽變的創傷，尤其是構成為民族的個體的命運，以道德家的勇氣和諷刺家的鋒利，說出了這裡所有袒露的和掩蔽的一切。他幾次返回故國，寫出《幽黯國度》、《印度:受傷的文明》、《印度:百萬反叛的今天》等紀實三部曲，描敘了其間的貧困、愚昧、落後、欺騙、混亂、殺戮、等級隔離、宗教衝突等現象；不是從邏輯出發，而是從事實出發，批判了作為印度種姓制度意識殘餘的排外觀念，「自我中心感」，狹隘民族主義，他稱之為「印度特色」的東西。印度知識界群起而攻之，奈保爾不為所動，甚至表示說：「我不是給印度人寫作，他們是不讀書的。我的書只是在自由的、文明的西方國家裡流通，在原始的社會裡是沒有市場的。」他兩次去印尼、伊朗、馬來西亞、巴基斯坦等四個穆斯林國家，寫了兩部遊記，即《在信仰者中間》(1981)和《信仰的盡頭》 (1998)。在書裡，他譴責那裡的領導人在過去幾十年裡，利用宗教對抗西方文化，剌激和煽動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此外，他還嚴厲地批評了阿拉伯文化。他和薩義德以及許多第三世界的知識分子一樣，認為文化是多元的；不同的地方在於，他始終認為文明是分層級的，其中有著原始與現代、落後與進步的區別，從而高度評價西方文明。在描述第三世界的困境時，他堅持西方的價值觀念，明確指出:雖然西方的殖民統治給當地人民帶來了巨大的文化震盪，但是，這絕對不能成為今天第三世界國家野蠻落後的理由。在這些後殖民國家裡，其實情形更為黑暗。他進而認為，這種黑暗的形成，完全源於這些國家內部:政府的極權統治，缺乏教育的大眾，扼殺人性的傳統文化，從及眾多屈從或支持極權政府的文化人。當他以叛逆的而不是辯護的聲音為改變第三世界的現狀而呼籲時，特別不滿第三世界的文化人，認為他們從來都是把自己國家的失敗諉罪於西方，而不知道這正是他們的統治者所希望的。
愛德華?薩義德 (1935-2003) ，美籍巴勒斯坦學者，文化批評家。生於耶路撒冷，在英國佔領期間就讀巴勒斯坦和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式教育，五十年代赴美國，先後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和哈佛大學。 1963年起，在哥倫比亞大學講授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著有《東方學》、《文化與帝國主義》、《知識分子論》等。他抨擊印尼的文化人，說他們在現代科技的發展方面雖然發揮了作用，卻是蘇哈托政權的幫兇；還譴責了一些西方的知識分子，一方面享受西方文明，一方面無原則地極力美化第蘭世界。他甚至以極端的態度宣稱：第三世界幾乎沒有知識分子！
奈保爾的批判當然要引起薩義德的反批判。薩義德在一篇叫作《智力災難》的評論中說奈保爾對穆斯林抱藐視態度，是一個與穆斯林世界為敵的人。就奈保爾的《超出信仰》一書，他評論說，那是完全根據「有點白癡和侮辱性的理論」寫成的，是「一本愚蠢而沉悶的書」，「一場嚴重的智力事故」，「某種精神式自殺」「一場一級智力災難」。他總結道，奈保爾早已停止了思想，變得沒頭沒腦，唯靠聲譽過日子，寫作只能是浪費才能，更可怕的是淪為「一個代人寫作的捉刀人」。
所謂「南桔北枳」，奈保爾和薩義德同屬東方的根系，而且幾乎同時移植到了西方，沐浴一樣的陽光空氣，並無地域的嚴格差異，為什麼對第三世界的態度會表現出如此的對立?在知識分子研究中，比較這兩個批判家之間的異同實在是一件饒有意味的事。何為「左派」?何為「右派」?何為「自由主義」?何為\"保守主義\"?無論個人或團體，都不能光看固有的標籤，一切應以當下的具體的態度為轉移。批判精神不是唯一可靠的，只是問題的先導而已。
200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