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有手絹嗎? 」
一一赫培·米勒諾貝爾演說
有誰，在思想言論受到嚴密監控的國家裡，甘願選擇寫作為業?當政治寡頭集團用民主的泡沫把一個專制國家掩蓋起來，對外吹噓如何穩定團結富足美好的時候，有誰敢於充當國家公敵，手持小小筆桿，試圖戳破彌天的謊言?當一切已成歷史，誰還堅持咬住黑暗的尾巴，竭力將罪惡拖曳到世人面前，接受正義的判決?
赫塔·米勒。
米勒出生於羅馬尼亞西部巴納特地區的尼茨基村。這是一個德裔聚居地。據說也在公開場合併未說由也是羅馬尼亞人，或者德國人，而是自稱為巴納特人。顯然，她對作為異鄉人、邊緣人的身份是敏感的。二戰結束後，羅馬尼亞置於共產黨管治之下，巴納特的日耳曼等少數民族，長期遭受種族主義政策的歧視和迫害。米勒的父親在二戰時曾經做過黨衛軍軍官，母親在二戰後隨同地區的大批青壯年被強迫驅往蘇聯勞動營，共達五年之久。這樣的家庭，在極權統治下，注定走不出恐懼和屈辱的陰影。
在大學期間，米勒學習日耳曼文學和羅馬尼亞文學，並開始練習寫作。由於她同幾位德裔青年，其中包括後來成為她的丈夫的瓦格納一起組成文學小團體「巴納特行動小組」從此，秘密警察盯上了她。
她畢業後在一家製造廠任翻譯。第三年，國安局找上門來，要她當「線人」，遭到她的拒絕。她說：「我沒有幹這種事情的德性！」她為此付出的代價太大了，不但失去了工作，而且深為國安局製造的關於她是「告密者」的謠言所傷。她沒有當眾做出解釋的權利，於是，她在絕望中拿起了筆。
對米勒來說，寫作就是證詞。
在很長的時間裡，她找不到職業，身無分文，債台高築，甚至每天晚上不知道吃飯該買什麼充飢。其實，對於一個活在精神世界裡的人來說，物質的匱缺還不是致命的威脅。她的命運已經完全攥緊在國安局的手心裡了。她一直被監視，被監聽，不斷的騷擾，甚至製造交通事故，綁架，提審，踢打，種種心理戰術，使到她根本無法忍受。她感覺到，真實的情況不會為人所知，居家時，每樣東西都爬滿陰影，跟蹤無孔不入。這種情況一直延至被驅逐移民為止。
今年7月，米勒在《時代報》上發表文章，表達對羅馬尼亞政治現狀的看法，文中這樣述說她往日在大街上被捕，並遭秘密審訊的情形。
在我去理髮店的途中，一個警員護送我從一面薄薄的金屬門走進居民禮堂的地窖。三名穿便服的男人坐在桌子前，其中身型細小、瘦骨鱗峭的是頭子。他要求看我的身份證並且說：「好了，你這婊子！我們又在這裡碰面了！」我從沒見過他。他說我與八個阿拉伯學生發生關係，以換取緊身衣和化妝品。但我根本不認識阿拉伯學生。當我這樣告訴他，他回答說：「如果我們要找的話，我們可以找到二十位阿拉伯學生作證。你看，那樣足夠開一場大型的審訊。」他反覆把我的身份證扔到地上，我彎腰去撿拾，這樣大約有三四十次，當我的動作漸漸變得緩慢，他瞄準我的背部一腳踢過來。從桌子盡頭的門口背後，我聽見女人尖叫的聲音，也許那是錄音帶發出虐刑或強姦的聲音，我希望吧。然後我被迫吞下八隻煮得爛熟的雞蛋和加了鹽的青蔥。我被迫跪了下來。那個瘦骨麟啕的男人打開金屬門，把我的身份證扔出去又從後面踢了我一腳。我一頭跌進灌木叢後的草堆裡，接著向下嘔吐。我沒有猶豫，拾起身份證立即飛跑回家。在街上被拉走比傳召更恐怖。沒有人會知道你在哪裡，你會就此消失，無法再露面，或者像他們早前所威脅的，你會被拉入河裡，變成一具溺死的屍體，而死因是自殺。
在一個被監控的國家裡，米勒，她想到了自殺。在一篇題為《黑夜由墨水造就》的訪談裡，她說她為自殺與否的問題想過很長時間。她說：「我根本不想死，但是我也真的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曾經非常想活下去，但我完全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活著，因為再也沒有屬於自己的安寧了。」
對米勒來說，寫作就是在恐懼中尋求內心的安寧。
1987年，她移居德國，可是並沒有從夢魘中解放出來，依然生活在早已離開的「獨裁者」的領地之內。在柏林二十年，自由而喧鬧的大街對於她顯得那麼陌生。她坦承道：「對我而言，最壓迫、最令我難以忘懷的經歷，便是生活在獨裁時期羅馬尼亞的那段時間。生活在數百里外的德國，無法抹去我過往的記憶。」她不絕地訴說著緣於極權、壓迫、恐懼的生活經歷，她的主題一直沒有改變，致使德國人認為，儘管她身在德國，儘管她的母語是德語，她仍然是羅馬尼亞人。
對米勒來說，寫作就是對抗遺忘。
在德國，甚至整個西方世界，以米勒這種塊根般深入地下的寫作狀態，不可能為更多的人們所知，所以，當瑞典學院宣佈將2009年度的諾貝爾文學獎授與她的時候，會引起一片驚詫。獲獎的理由，恰恰是人們所忽略的，因為她孤獨；她「以詩歌的凝煉和散文的坦直，展現出無家可歸者的景象」。
在羅馬尼亞，她出版短篇小說集《低地》，這部處女作遭到審查機關的瘋狂刪減，像「箱子」這樣的詞也不能保留，因為容易令人聯想到「逃亡」。兩年後，她只好將全稿偷運到德國出版。《低地》透過小孩的眼睛，揭開羅馬尼亞鄉村的真實面貌。其中，農民的殘忍，政權的暴虐，都是以她的成長經歷為依據的。她又發表了《沉重的探戈》、《今天，如果我不想見面》、《男人是世上的大野雞》等小說，所敘都是秘密警察、逃亡、移民、死亡，專制政體下的日常生活:強迫性，壓抑，荒誕，絕望。
到了西柏林以後，她發表《赤足二月》，小說交織著戰火和死亡的陰影，納粹黨衛隊的形象活躍其間，作者以隱晦的形式把過去和未來連結起來，表達了個人對極權與暴力的恐懼。她接著出版小說《單腿旅人》，寫一位年輕女性在國外流亡的過程，表現一種情感危機，以及對故土的懷戀。 1992年，她發表《狐狸那時便是獵手》，以詩性的語言描述專制鎮壓的恐怖。《心獸》講述的是四位大學生的遭遇，他們在極權統治下，找不到繼續活下去的理由，或者自殺，或者被謀殺，但始終弄不清兩者之間的界限，死亡本身始終不曾透露死亡的過程。最有名的，是今年8月出版的新作《呼吸鐘擺》。這是一部關於勞動營的書，是她同奧斯卡·帕斯提奧等人一起尋訪當年蘇聯的勞動營之後寫作的。故事寫的是二戰結束時，在戰爭中曾與納粹政權合作過的德國人在斯大林統治時期所受到的非人對待。在勞動營裡，個人的命運為偶然所掌控，個人毫無價值可言，生命可以被隨意剝奪。在法蘭克福書展上，當作者談到《呼吸鐘擺》的原型，她的母親在勞動營中的慘況時，幾度哽咽落淚。
至今為止，中國大陸只翻譯米勒的三個短篇，台灣翻譯了她的《心獸> ( 《風中綠李》 ) ，如此介紹是相當寒磣的。但是，即使如此，仍然可以從中讀到這位被譽為「獨裁統治日常生活的女編年史作者」為我們編織的似曾相識的生活:被剝奪，被控制，被侮辱，被孤立，以及貫穿其間的無所不在的恐懼感。
恐懼來自孤獨。無家可歸的孤獨。米勒告訴我們，即使「獨裁者」暴屍街頭，整個制度覆亡日久，孤獨仍然抓住每一個人。這就是專制的力量。極權社會裡，沒有人可以擺脫孤獨，孤獨是人們的一種普遍的生存狀態。
所有關於米勒的文字，都把她描述為一位喜歡穿黑色衣裙的瘦小的女人。在如此柔弱的軀體之內，如何可能蘊藏那麼大的能量，足以對抗比她強大千萬倍的獨裁者及其國家?那反抗的火焰如何可能維持那麼長的時間，從來不曾熄滅過? 12月7日，米勒在瑞典學院演講廳向我們揭開了其中的秘密:她帶有手絹。
手絹與筆，是米勒身為弱者所持的武器。
「你有手絹嗎? 」
演講這樣開頭。這個句子在整個演講中被重複多遍。或許，米勒多年來就這樣不斷地提醒自己，而今，她又這樣反覆提醒她的聽眾，我們中的每一個人。
演講中，米勒說到幾個同手絹有關的故事。
第一個故事，發生在米勒拒絕國安局要她做「線人」的指令之後。工廠奉命把她用的厚厚的字典清掃到走廊的地板上，安排其他人員佔據她的辦公室，不准她進門，實際上在迫使她離職。為了證明自己不是謠言說的那種線人，而是上班一族，她只好在身上掏出於絹，小心鋪平，然後坐在上面，把字典放在膝蓋上，動手翻譯那些液壓機器的說明書。正如她所說，她成了個「樓梯玩笑」，她的辦公室就是一塊手絹。她說，她沒有哭，她告訴自己，她必須堅強。她天天堅持這樣做，直到幾個星期過後被正式開除。
米勒痛恨國安局。大約因為這個機構最充分地體現了一個極權國家的本質，那種沒有限界的暴力和陰謀；而且實際上，米勒也經受了它的最殘暴最無恥的威脅。我們看到，除了寫作，米勒很少像其他知識分子那樣，對公共事務作公開表態。然而，只要事關國安局，就會看到她迅速介人的身影。 2008年，柏林羅馬尼亞文化學院邀請兩位曾為羅馬尼亞國安局效力的學者作家與會，她立即發表公開信表示反對。在東西德筆會籌備合併時，鑒於東德一些作家與國安局有染，既不認罪，也不解釋，她便決然退出德國筆會。她發表文章，對國安局在齊奧塞斯庫政權倒台後，仍然以新的方式繼續存在感到憤慨，指出40%前秘密警察仍然留在今日的國家情報部門工作，而舊日的秘密檔案也仍然留在他們手中。她還指出，今日的羅馬尼亞貌似改革開放，但仍與舊政權妥協，而大部分羅馬尼亞人都裝做失憶，或已然失憶，這是她不能容忍的。此外，她還為爭取羅馬尼亞當局公開她的所有秘密檔案而付諸行動。
米勒的手絹，有國安局留下的她的淚痕和血漬，她用它包紮傷口。
還有一個故事，是米勒同帕斯提奧談話打算寫他的勞動營生活時，帕斯提奧告訴她的。帕斯提奧餓得半死，乞丐般去敲一位俄羅斯老人的門。老媽媽讓進屋裡，給他喝了熱湯，看見他連鼻尖都滴下湯汁時遞給他一塊白手絹，一塊從來不曾用過的手絹。老媽媽說，這是祝你們好運，你和我的兒子，願你們很快能回家。她的兒子和帕斯提奧同年，也像他一樣，在遠離家鄉的另一個勞動營裡。米勒描述說，手絹有格子花紋，用絲絨精心刺繡了字母和花朵，是至美的事物，對眼前的乞丐來說，又是充滿矛盾的事物:一方面絹布中深藏溫暖，另方面又以精緻的刺繡，像一把尺子丈量出了他墮落底層遠離文明的深度。對老媽媽來說，帕斯提奧也是一種矛盾交織的事物:一個被世界拋到她屋子裡來的乞丐，又是失落在世界某處的一個孩子。帕斯提奧在這位老媽媽贈送的手絹中，既感受到欣慰，又承受到一種做人的過高的要求。
帕斯提奧一直把手絹珍藏在他的行李箱中，有如一個雙重兒子的雙重母親的聖物遺骨或舍利子。這條白手絹，既給他希望，也給了他恐懼。因為他知道，一個人，一旦失去希望和恐懼，就是行屍走肉。
米勒說道：「自從我聽到這個故事，我就一直問我自己：『你有手絹嗎\'這個問題是否到處都有效?它是否在冰凍與解凍之間的雪光閃耀中也能向整個世界展開?它是否也能跨越千山萬水，跨越每一條邊界? 」
米勒的演講是以手絹結束的。她最後說：「我希望我能為所有那些被剝奪了尊嚴的人說一句話---- 一句話包含著手絹這個詞。或者問這個問題:『你有手絹嗎? \'」
整個演講，從開始到結束，米勒都用了同樣一句話:
「你有手絹嗎? 」
手絹是微末之物，在米勒的眼中是如此偉大。她說:「對我們來說，家裡沒有其他東西像手絹那麼重要，包括我們自己。」在米勒的作品中，就多次出現手絹，或者類似手絹的布塊，各種代替物。手絹的用處，確如米勒所說的無處不在，譬如擤鼻子，擦乾血淚和污垢，它作條狀可以包紮傷口，咬住可以抑制哭泣；濕手絹可以治療頭痛發燒，罩在頭上可以抵擋烈日暴雨；打個結可以幫助記憶，繞在手上可以拎起重物;在站台前可以揮別親友，還可以將它蓋在死者臉上，成為安息之所。手絹在米勒這裡，代表母愛、親情、友誼；它是工作，是勞動，是抵抗，是保護，是療救;它是一個人的尊嚴、羞恥、同情、慰藉，它把生活中及內心裡最不相干的東西連結到了一起。
關於寫作，米勒說，她並沒有什麼任務可言，只是寫和她自己有關的事情，或者可以說是個人一直承載的傷痕。因此，她需要手絹。
獲獎後，米勒在記者會上說她自己是所有獨裁政權的目擊者，就是說，她的文學世界是廣大的，並不限於極權統治下的羅馬尼亞。她說：「你可以將納粹政權、集中營、軍事獨裁和在一些伊斯蘭國家的宗教獨裁計算在內。很多人都遭到他們迫害，許多生命都給毀掉了。」她覺得自己是為被迫害而死的朋友，以及一切死於暴政的生命而活的。這樣，她便需要許多許多手絹。
由於米勒隨時帶著手絹，永遠帶著手絹，她的作品也就具有如手絹般平靜的風格。血、淚，激情和理性，都包藏在裡面。這是生活自身的風格。身為女性，米勒清楚地知道，任何政治的重壓都必將返回生活，人不能不過日常生活。所以，米勒描寫的最沉重、最險惡的政治，都是日常生活，在手絹中依次展開。
一一「你有手絹嗎? 」
我們的作家有旗幟，鋼鐵，有裸露的床單，有變戲法的手巾。就是沒有手絹。
2009年12月22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