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定要弄清楚，究竟是社會正確，還是我正確。一一易卜生《傀儡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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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紀曙色大作。
中國。北京。在黑暗的最深處，先覺者呼喚，叫喊，掙扎，與舊物相糾纏。青年運動快刀般切入歷史，旋即為黨派力量所左右；自此，勞工大眾代替了知識者，精神為物質所置換，組織淹沒個體，地面的革命戰勝了書面的啟蒙......
西方的各種思潮，同時通過新文化運動的窄門進入中國；有的化作雲煙，有的變作沙泥，其餘的成分則結合了傳統的力量，衍生為主流政治及其意識形態。
政治來源於文化，是文化的一部分。由於文化是多元的，政治是一元的，結果為後者所不容。
政治有弒父情結。
在極權主義時代「無為而治」成了一種政治理想。從本質上說，權力是專制的，強暴的；倘要治者「無為」，除非因自身衰敗而淪為弱勢集團，否則不會放鬆控制。
新文化運動的勃興，明顯地同弱勢政府的存在有關。
然而，傳統是強大的。
幾千年是一個恆量，它所指稱的實際上不是時間，而是空間，是人類生命原子在當下承受的巨大壓力。
傳統是別無選擇的。於是，反傳統成了唯一的選擇。
五四運動是一次集體出走事件。
知識者不甘於做黑暗的附庸和犧牲，也不甘於目睹周圍的昏睡。這是理想主義者的一群，知識——父輩稱作「西學」——賦予他們以自由的信仰，理性，叛逆的勇氣和熱情。他們必須起來，走開，遠離了奴隸生活，那充滿血腥和朽腐氣味的「鐵屋子」。
在古老的語碼中，找不到任何足以描述一個覺醒時代的對應物。閃電並非來自雲層。那是普羅米修斯之火，是盜來的光耀，娜拉超越了倫理的意義而成為中國現代的象徵。
2
時代的情感內容不容漠視。
關於歷史，社會，制度，學者可以拿出事先制做好的各種工具去計量，劃分，考證，用邏輯的語言作出各種判斷，唯獨可以不必理會人類的情緒。情緒是一種充盈的液體，它比僵硬的教條，周密的計劃，蒙了面具的戲劇更真實，更富於變化。古人采風，就是采情緒。但當民怨沸騰，便可以感知社會的崩潰；此時，有關政治安定的結論，無論如何的言之鑿鑿，都不足為據。
集體情緒比集體意識更敏銳地預告著時代的到來。
五四的典型情緒:懷疑與憤怒。
據此，我們說五四時代是革命的時代。
與其說，激進主義是一種信念，一種立場，一種思想一一實踐方式，毋寧說是一種特定的情感形式。
由於歷史環境的差異，激進主義既可以成為左翼，也可以成為右翼，其表現內容或有很大的不同。中國新文化運動被稱為激進主義，其實並非誣枉；只是它既不同於此前的英國激進派和法國激進黨，也不同於此後的德國法西斯，從嚴格的意義上說，它尚未超出文化的範疇，是精神上的反叛行動。這批文化革命的先驅，力圖顛覆個人-民族的奴隸地位，所以不可能不是激進的。
易卜生被斯特林堡稱為「歐洲的最憤怒的人」。他在戲劇《布朗德》中，借主人公宣說一種哲學：「全有或全無」；恰如另一位懷疑論者克爾凱郭爾的命題：「非此即彼」。倘要「整體革命」，便要激進主義。
真正革命的行動主義者，決不會平和地講說「客觀」和「克制」除非場外的學者。在一個奴役的國度裡，即使人道主義，也會被目為「過激」的。場外與場內不同。場內總是傾斜的，旋轉的，滿佈飛揚的沙粒。
激進主義沒有明確的邊界，它是相對的。譬如，相對於陳獨秀，相對於魯迅，胡適可以說是保守主義者或溫和主義者了罷?然而，他的那些提倡「白話」的文字，在林琴南們看來便是激進得可以；又如鼓吹「人權」的文字，在政府那裡，其激進則已到了必須制裁的地步。正因為語意模糊，學者便常常借批評「激進主義」，而唾棄五四的內核。
胡適在推進新文化運動時，可謂「去志已決」；但在檢討自己的歷史時，仍然不無慚愧地說，自己的態度太和平了，如果按照他的態度做去，而沒有陳獨秀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餘地的精神，文學革命至少還須經過十年的探討與嘗試。
有學者批判五四的激進主義，危言其危害之烈，居然延及「文革」。作為歷史性事件，「文革」的構成，遠比五四運動為複雜。說到激進主義，既有紅衛兵的自下而上式的，也有權力者的自上而下式的，未可一概而論。即說紅衛兵的激進主義，也不是清一色的。應當承認，其對官僚體制的沖決，自有五四的血脈在。可是，六十年代的革命模仿者，他們的暴力行為，卻多的是最古典最保守的流氓主義；從口號到實踐，山呼萬歲，「誓死捍衛」，明顯是封建時代正統意識形態的產物。而這些，與五四運動並無相近之處。
激進主義於是有了最後的分野:它是奴役的?抑或是解放的?
本世紀的第七個年頭，一個留學青年在荒島上呼喊：「今索諸中國，為精神界之戰士者安在？」
十年後，終於出現了《新青年》的一群！
在人類思想解放運動中，作為戰士，大約總是成群地產生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佛羅倫薩，沙俄時期的彼得堡，流亡的法蘭克福學派，塞納河左岸的知識分子......他們都是圍攏著，用熱血和理智點燃了一堆又一堆篝火。如果失去它們的照引，人類不會跋涉到黎明的河邊，而將長久地在蒙昧中匍匐……
分裂是偉大的，也是悲哀的。
新文化運動的分化太早，太迅速，其實它是被迫中斷的，未完成的。現代啟蒙精神的淪亡，雖或同社會矛盾的激化有關，而知識分子集體人格的先天缺失，則幾乎是致命的。
陳獨秀們向左轉，擎起政黨的大旗；胡適們向右轉，徐徐踱進研究室，由學者而政客還是後來的事情；周作人們從叛徒到隱士，從此追遙起來……經過一場惡鬥，結果戰士風流雲散，惟余一片舊戰場……
獨有魯迅一人，肩負黑暗與虛空，繼續作唐吉訶德式的戰鬥。
魯迅不是一個人而來，
但是他是一個人留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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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啟蒙，康德有一個經典的說法：「啟蒙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不成熟狀態。所謂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對運用自己的理智就無能為力。當其原因不在於缺乏理智，而在於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通過勇氣和決心去加以運用時，那麼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之於自己的了。要敢於認識!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勇氣來自激情。在這裡，正是激情與理性，鑄就了啟蒙思想者手中的雙刃劍。
啟蒙首先是反叛，決裂，掃蕩，是部分到整體的破壞；建設是隨之而來的，是破壞的必然。五四思想者群有兩個口號，一個是「打倒孔家店」再一個是「全盤西化」，都是對傳統文化一社會結構的徹底性顛覆。
價值重估。偶像破壞。沒有神聖之物。尼采、易卜生等名噪一時，與其說是新偶像，毋寧說是精神領袖，現實中的文化英雄。正是他們，引領一代青年知識者走向新的自我。個性解放的結果導向多中心主義。多中心即元中心。不必說盛行一時的虛無主義一無政府主義，即說蔡元培式的兼容並包，其實也是無中心。歷史上任何啟蒙思想運動，都是對「中心」的解構。
嚴復譯述的《天演論》，是辛亥一五四一代人的「聖經」。雖然，至今有學者指當年的「進化論」如何錯誤，但是正是這「錯誤」，成了中國現代歷史的先導。
五四啟蒙戰士，動盪的知識者群，從來不曾考慮把「破壞」和「建設」分開，一如後來的學者。他們創辦了許許多多社團，刊物，載運生氣勃勃的思想《新青年》，《新潮》，《新女性》，《狂飄》，《洪水》，《莽原》，《貢獻 》，《創造》；還有《晨曦》，《太陽》；還有《少年中國》，《淺草》，《未名》和《語絲》......全是新的，力的，夢的，光明的和前進的。知識者深信，未來在他們後面。他們勇於充當開路的先鋒。
別爾嘉耶夫指出，在俄國「理性也將與德國的大炮、地球儀一起從國外進口，捨此別無他途。」
中國亦然。
世界主義戰勝民主主義。
激進主義戰勝保守主義。
五四大旗書寫著兩個新鮮的語詞:民主與科學。
這就是有名的德先生和賽先生。雖然在西方，它們已經流行了數百年。
在這裡，民主與科學是一種精神，而且只能是一種精神。不能說精神不是重要的。正是這精神，把五四的一代同以「洋務派」為代表的清末一代區分開來。它表明，中國已經開始掙破「中體西用」的緊身衣，跨越唯重器物的階段，而有可能進入照耀著理性之光的縱深地帶。
科學作為一個口號，是在五四的濃厚的人文空氣裡產生的；一旦空氣流失，所謂科學理性，就會被民族化為宋代的新儒學一樣的扼殺人性和創造力的東西。而技術主義，不過是唯理性主義的一種物質形態而已。民主也一樣。如果民主不是首先意味著民主精神，它便永遠是「大多數」的代名詞。即使名義上已經「共和」，議會政治代替了君主立憲，最後也將逃不出極權的領袖和善變的政客的玩弄。中國的傳統，由來是借眾凌寡的，「少數派」根本得不到保護。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三結合」，「群眾專政」就是典型的例子。其實，有一個叫「十六條」的白皮書寫道：「要保護少數。」試看除了意在起用有數的幾個佞臣，還有什麼「少數」曾經被「保護」過?
精神大於物質。
物質是具體的，為精神所包容，所滲透，所改變。其實，精神也是物質，一種異質性物質。古代把「五行」一一金木水火土一一看作「生化之源」，精神當是第六元素。在現代，沒有民主精神和科學精神的參與，「現代化」的生命源泉一一現代性一一就有可能枯竭。
然而，作為精神的、觀念的民主與科學，畢竟缺乏社會的強大的物質基礎，失去自由的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的依托，所以五四過後，「娜拉走後怎樣」也就必然成為面臨的一個象徵性的問題。
歷史的悖論。
三十年代及八十年代中期，思想知識界雖先後發動兩次被命名為「新啟蒙」的運動，但都旋即銷聲匿跡了。無論時間的長度，還是震盪的幅度，都無法與世紀初的新文化運動相比擬。作為一次思想啟蒙運動，後者雖然夭折了，但是，它仍然以「破壞主義」的革命姿態，和所揭示的系列重大的文化命題，成為中國知識界乃至全社會的發掘不盡的精神資源。
三十年代的「新啟蒙」，從思想到組織，都受制於一定的黨派性。救亡不是必然地壓倒啟蒙的。魯迅就是在救亡聲中堅持啟蒙的例子。在面臨「亡黨亡國」的危難時刻，一個突出的問題是:要不要做奴隸?做誰的奴隸?是不是做本國人的奴隸就比做外國人的奴隸為好?在著名的「兩個口號」的論爭中，魯迅所以不畏「破壞統一戰線」的罪名，贊同「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化」的口號，其實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堅守五四的啟蒙立場。然而，他的聲音很快就被一陣噪音淹沒了。
及至八十年代，出版過一種名為《新啟蒙》的刊物，但當壓力一來，就立即停頓了。隨著環境的遷流，「新啟蒙」人物也便漸漸以「國學大師」的面貌出現。刊年譜，印日記，翻故紙，弄古董，功成名就，志得意滿，乃至譏評起從前的啟蒙者的激進傾向來。奇怪的是，有學者居然為之鼓吹，把這樣一種復古主義一保守主義行為稱為「另一種啟蒙」。
啟蒙學者是戰鬥的學者，十足的「刺蝟」。
大約戰士與學者是很難統合的，甚至天然地處於對立的狀態。學者一旦批評起來，勢必打破高貴的寧靜，所以為保守計，首先便須過濾激情。激情是「學理」的死敵。對學者來說，雷池就是雷池「學術規範」是不能跨越的。
據說，標準學者是「為學術而學術」的，正如標準文藝家是「為藝術而藝術」的。但是，在啟蒙時期，卻幾乎沒有哪一個知識者不是「為人生」的，雖則打著學術和藝術的旗子。
啟蒙運動的落潮，乃從知識者自身的蛻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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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從產生之日始，便遭詛咒；甚至連革命者後來也都回過臉去，跟著痛罵起來。
流亡者梁啟超，這樣講說革命的惡果：「革命只能產生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文學革命」的旗手之一，啟蒙主義者胡適說：「我們很誠懇地宣言:中國今日需要的，不是那用暴力專制而製造革命的革命，也不是那用暴力推翻暴力的革命，也不是那懸空捏造革命對像因而用來鼓吹革命的革命。」
九十年代復有著名學者聯抉登台，宣稱「告別革命」！
一一革命到底是什麼呢?
魯迅說「人被壓迫了，為什麼不鬥爭?」又說人「恐怕也有時會逼到非短兵相接不可的，這時候，沒有法子，就短兵相接。」當被壓迫者起而維護自己的生存權，而又遭到阻遏時，革命便成了自然的選擇。所謂「逼上梁山」，革命的情勢其實早經歷史安排停當，說到底並非出於革命家的蓄意的宣傳。
革命倘能和平進行是好的，可惜不能。革命往往免不了污穢和血。然而，真正的革命者是知道死屍的沉重的；真正成功的革命，也就只能以最小的本錢換取最大的利息。至於連本錢也無須支付的便宜買賣，無論如何鼓吹，史書上是不見紀錄的。在今日的中國學者看來，英國政體恐怕是最穩重最具風度的政體了罷?其底座仍然混有昨夜的血漬！
「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革命以必要的犧牲表達社會正義，而在實質上，它是敬畏生命的。在這裡，生命是複數，也是單數。當革命同生命個體發生關係時，它應當成為個人主義一自由主義的守護神；但同人類群體聯繫起來時，它就是人道主義的偉大的母親。
既有革命，必有反革命，亦有偽革命。魯迅指出，中國有一個革命黨，就是靠造反起家的「阿Q黨」。但是，國人對此竟毫無反應。
革命革命，多少人假汝之名以行!
法國大革命乃是革命的經典之作。
對於法國大革命中使用暴力，歷來褒貶不一。有一個美國人摩爾，寫了一本很著名的書，極力為之辯護。他指出，革命是隨著貴族的攻勢開始，而在發展過程中變得越來越激進的。當時的立憲議會，一群在起義中被挽救的執法者，在舊制度走向滅亡的重大時刻，確曾頒布過一些法令，實行公開選舉，廢除個人的封建租金義務，廢除官職出售，以及禁止「什一稅」，等等；但所以這些，都是在手槍的威逼下，在普遍的政治動亂的情況下採取行動的。摩爾說：「如果我們不顧當時的背景，用統治階級願意作出讓步這一現象來證明革命激進主義是不必要的，那麼，我們就會對當時的形勢作出完全錯誤的判斷。」他認為，「用暴力摧毀舊秩序，是法國走上民主制漫長道路的決定性的一步。」針對把暴力與專制並論的陳腐看法，他進而指出，暴力的積極作用不容低估，整個西方民主道路的起點就是暴力革命。
托克維爾在其名著《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揭示了一個被掩蓋了的歷史鏡面:被人們普遍攻擊的大革命的種種劣跡，其實是舊制度的遺產。於是，一個突出的問題被提了出來:人們為什麼會如此偏袒舊制度而竟不加以譴責?
某一種理論被概括為「不斷革命論」。革命到底有沒有本質的規定性?有沒有一定的範疇?倘若有，它可以是無限擴展的嗎?
在魯迅那裡，革命的邊界是清楚的，有限的。 1927年，當他帶著夢幻來到被稱作「革命的策源地」的廣州以後，相當集中地發表了一些有關革命和革命文學的言論。他認為，「'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革命就是「變換現代社會底狀態」，無論暴力與非暴力，倘一味維持現狀，便不能稱作「革命」。相應地，這時候的文學，隨之頌揚新政權，「奉旨革命」；甚至在指揮刀的掩護之下，斥罵他的敵手的，都不能稱作「革命文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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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藝復興時期，自主性思想得到人們普遍的頌揚，尤其是人文主義者。在社會領域，文化領域，特別是政治領域，自主性原則是啟蒙運動時期基本的價值標準之一。
中國新文化運動如此。
世界上任何思想解放運動也如此。
羅素說:「文藝復興通過復活希臘時代的知識，創造出一種精神氣氛:在這種氣氛裡再度有可能媲美希臘人的成就，而且個人天才也能夠在自從亞歷山大時代以來就絕跡了的自由狀況下蓬勃生長。」
中國新文化運動則通過移植西方主要是文藝復興以來的知識和思想觀念，從而創造出一種氣氛。這種氣氛的活躍程度，可以與古代的春秋諸子百家爭鳴相媲美；但是，那已經不復是王權時代的游士的代言，而是知識者自由個體在民族歷史上的首次亮相。
別爾嘉耶夫說到恰達耶夫對法國政論家、政治活動家、哲學家梅斯特爾和博納德，以及德國哲學家謝林的思想遺產的繼承時，說：「對於西歐來說，這些思想是保守的。而對於俄羅斯來說，這些思想則表現為革命的。」
中國的情形與俄國極為相似。在辛亥一五四時期，許多西方的保守的、過時的思想，也都成為了中國的革命的思想。
在正統意識形態中，集體從來享有比個人更高的價值，集體主義則對個人主義和無政府主義懷有天生的敵意。
新文化運動在「個性解放」的口號下，創造了許多具有抗擊力量的知識者個體。這些個體從內心裡擺脫了宗法社會的權威，而在事實面前，保持著自主和自由的情感，獨立地作出自己的決定。從家族類似性來說，這些先驅者更像德國的狂飆突進的浪漫主義者群，而不太像重社會秩序的法國式的自由主義者，也不像謀求政府參預的英美式自由主義者。
五四時期的新「偶像」，孤獨的鬥士易卜生，一生標榜「自我」。他鼓懂說：「我首先希望你具有真正強烈的自我主義，這種自我主義一時會促使你我把同你自己有關的東西看成是惟一有價值的和重要的東西，而把其他的一切當作是不存在的東西。不要把這個看作是我的獸性的一種表露。要對社會有益，最好的辦法就是發展自己的本質。」
「個人主義」一詞，最早來自歐洲人對法國大革命及其思想來源，即啟蒙運動的思想的反動。法國革命證明了這樣的思想，即:個人理性的行使，將有損於國家的穩定。這種觀點，可以遠溯到法國天主教復辟主義的思想家那兒去； 而在共產主義烏托邦的思想家中間，把個人理性看作是聯合的致命敵人，也相當普遍。卡貝認為，自世界誕生以來，是個人主義與共產主義兩種制度造成人類的分裂和兩極化；布朗基亦斷言，共產主義是個人的保護者，個人主義則是他的根絕者。作為一個術語「個人主義」被系統地使用，還是十九世紀二十年代的聖西門主義者。
但是，個人主義也有另一種闡釋。社會主義者路易?布朗承認，「個人主義的原則把個人從社會中剝離出來，使他成為了周圍的事物和他自己的唯一評判者，賦予他以登峰造極的權力，而沒有向他表明他的責任，使他沉湎於他自己的權力，而對於整個國家來說，則宣佈自由放任。」但是，他依然熱烈讚揚和高度評價個人主義的積極意義。他說：「個人主義獲得了巨大的進步。它為被抑制和壓迫達如此之久的人類思想提供了呼吸的空間和活動的範圍，使人類思想恢復了自豪和膽魄；使每一個有理智的人都獨立地判斷全部的傳統、時代，他們的成就以及他們的信念；有時把人置於充滿著焦慮、危險的獨立無援的境地，但有時卻又使他充滿著崇高的莊嚴之感。而且還使他在無窮盡的鬥爭中，在普遍爭論的騷動中，能夠親自解決自己的幸福與命運的問題……」
當社會主義被制度化以後，個人主義這顆堅硬的砂粒，很快就被運動著的磨床粉碎了。
密爾在《論自由》中寫道:文明生活的核心問題，是政府的政治權力與被管理者的自由之間的關係。
現代國家是從一種權力主義制度的基礎開始的。而自由主義，最初則作為制度的抗議和批判出現。霍布豪斯通過對自由思想史的考察，指出自由主義在一個長時期內，它在消除自上而下的壓力，砸爛桎梏，清掃障礙等方面的作用是主要的。他認為，產生自由主義的環境，足以說明批判性和破壞性的工作何以占主要地位，而無需由此推斷缺乏最終的重建力。
但是，許多自由主義者是迴避破壞的。
從密爾到伯林，如果自由主義真的如他們所理解的那樣，指稱的是自主性，那麼他是同個人主義必然地連在一起的。但是，也有自由主義者對個人主義加以懷疑和拒斥的，甚至如托克維爾。他認為，個人主義屬於民主的血統，只要具有平等的社會環境，就有發展起來的危險。個人主義一旦發展起來，將會給國家政治權力的無限擴張提供了場地和機會。在他看來，只有美國是一個例外。因為在美國那裡，有著自由的組織和制度，以及雙極的公民責任和權利，所以能夠避免個人主義的破壞性後果:不是用強制，而是用自由征服了個人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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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運動有三個代表性人物:陳獨秀，胡適，魯迅。
胡適一生都在反覆申說自由主義。而魯迅，是從來未曾公開標榜過什麼主義，惟在私信中，自述有「個人無治主義」思想，但從來不曾提及自由主義。他翻譯過一篇題為《說自由主義》的文章，但隨即聲明這並非是他看重的文字，只是為了尊重作者，顧及原書的全貌而已。他表示說:「我自己，倒以為瞿提所說，自由和平等不能並求，也不能並得的話，更有見地，所以人們只得先取其一的。」
陳獨秀也曾一度鼓吹個性和自由。然而不久，個性融涵於黨派性；在一個組織之內，多次論及黨內民主，殊屬難得，但所爭已是另一種自由了。
無須回溯啟蒙時期，即使在國難當頭的時刻，魯迅仍然把爭取中的最緊迫的自由定位為「言論自由」。言論自由是絕對的，無條件的。這裡的言論，則主要是指反對政府的言論，違背法律的言論，是一種異質的聲音。
個人觀念，與孤傲的氣質，多疑而又固執的性格相結合，形成為魯迅的強韌不拔的獨立人格。他一無所有，惟靠人格的力量，「改造世界的思想」，對抗種種迫害；不但無視於政府的通緝，文氓的攻擊，書報審查官的禁令，而且蔑視「革命營壘」內部的「元帥」的指示，和「實際解決」的威嚇。他的靈魂猶如一面戰旗，彈痕纍纍，百孔千瘡，然而始終屹立在原處，代表著一個民族的精神的高度。
在魯迅那裡，個人主義與人道主義糾纏在一起，而互為背景。由於人道主義的存在，任何過激的個人主義行動都不至於使個人脫離社會；個人主義的拒絕融化的力量，則又使人道主義免於淪為大眾的工具，不失自我的立場。
不是思維的辯證法，而是生命的辯證法。
魯迅說：「舊的和新的，往往有極其相同之點一一如:個人主義者和社會主義者往往都反對資產階級，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張為人生的藝術，都諱言黑暗，棒喝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都厭惡人道主義等......」
胡適與新月社批評家於1929年發起的「人權」運動，是以承認國民黨政府的「懵主政治」為前提的。關於這樣一個政府，第一，它是從「清黨」運動的血泊中上浮起來的，明顯是反動的，野蠻的政府。二，它不是在共和原則的基礎上選舉產生的，是根本不合法的政府；三，從建制的情況看， 它是赤裸裸的一黨專政，以黨代政，黨在國上的獨裁政府。 中國的「自由主義者」竟指望這樣的政府改善人權，實行法治，豈非滑天下之大稽?
何謂人權?
法國《人權宣言》公稱：「這些人權是自由，財產，安全，及對壓迫的反抗。」古典自由主義者洛克強調「革命的人權」，亦指出其中可能包括「製造動亂的權利」。人權是人民主權的具體化。按照盧梭創立的人民主權理論，政府一旦失去它的合法性和代表性，人民就有權力推翻它！
正是蔣介石汪精衛取決於武力進行血腥清黨之後，胡適倡言曰：「所以我們為國家民族的前途計，無論黨內或黨外的人，都應該平心靜氣考慮一條最底限度的共同信仰，......既是汪蔣倆先生感電提出的『國內問題取決於政治而不取決於武力'的坦坦大路。」在這裡，胡適明顯參與了黨國政府的政治欺騙。 1934年，在有關新式獨裁(相當於「新權威主義」)之爭中，胡適又倡言曰：「政府應該明令中央與各省的司法機關從速組織委員會來清理全國的政治犯，結束一切證據不充分的條件，釋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論犯罪的拘囚；並且應該明令一切黨政機關不得因思想言論而逮捕拘禁人民。」「他們(按，指『因思想言論而受逮捕拘禁的青年人』)的新聞有錯誤，政府可以命令他們更正；言論有失當，政府與黨部可以駁正。......」
胡適以及以胡適為代表的新月社批評家的言論算什麼言論呢?魯迅給了一個很恰切的說法，即《紅樓夢》賈府裡的焦大式言論。「焦大的罵，並非要打倒賈府，倒是要賈府好，不過說主奴如此，賈府就耍弄不下去了。」即使對黨國有一點微詞，也無非「揮淚以維持治安」，「所要的卻不過是『思想自由』，想想而已，決不實現的思想。」
一個反動的政府，連像胡適一流的最溫和的批評一一魯迅稱之為「好藥料主義」一一也不能優容。結果，新月書店被查，夥計被捕，仍用魯迅的比方，即等於焦大被塞了一嘴馬糞。這時，羅隆基復引西洋的經典與事例，為了論證，爭辯，要求「政府守法」。「法」為政府所訂，何「守」之有?不指政府存在之荒謬，乃指政府所屬執法者越職侵權，正是羅隆基本人之所謂「顧小失大」。所謂「大」者，當是對政府現行統治的挑戰。捨此而討論如何「保障人民權利」，「達到法制目的」，倘非欺世，便屬空談。
中國第一代「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獨自一一
胡適：「我終自信我在政府外邊能為國家效力之處，似比參加政府更多。我所以想保存這一點獨立的地位，決不是圖一點虛名，也決不是愛惜羽毛，實在是想要養成一個無偏無黨之身，有時當緊要的關頭上，或可為國家說幾句有力的公道話。……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按，為汪精衛)容許我留在政府之外，為國家做一個諍臣，為政府做一個諫友。」
傅斯年：「我擁護政府，不是擁護這般人(按，指孔、宋家族)的既得利益，所以我誓死要和這些敗類搏鬥，才能真正幫助政府。」
蔣廷黻：「我們應該積極擁護中央。中央有錯，我們應設法糾正；不能糾正的話，我們還是擁護中央，因為它是中央。」
丁文江：「新式的獨裁如果能夠發生，也許還可以保存我們的獨立。」......
胡適晚年曾為《自由中國》雜誌寫下《容忍與自由》一文，稱引康乃爾大學史學家布爾的話：「我年紀越大，越感覺到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認為，能夠容忍「異己」是難得的，說：「容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沒有容忍，就沒有自由。」
容忍，在這裡並非指共存的客觀實在，而是代表了一種中庸退讓與苟且因循的主觀態度。
容忍是批判精神的反動。
容忍也即寬容。倘要借用意義相近的外來術語，便有所謂「費厄潑賴」。有關費厄潑賴應該實行的主張，二十年代曾經有過;到了八十年代，竟會留聲機一般重現，簡直絲紋不差。
在專制主義政體底下，且由焦大式人物來奢談自由主義，實在很有一點喜劇意味。
魯迅論及我們中國人決沒有被「洋貨的什麼主義」引動，有抹殺它撲滅它的力量時，說到自由主義與人道主義在中國的現狀，說：「自由主義麼，我們連發表思想都要犯罪，講幾句話也為難;人道主義麼，我們人身還可以買賣呢。」
胡適和魯迅都曾以烏鴉鴟鴞之類不祥之鳥自喻。胡適說：「人家討嫌我，說我不吉利。我不能呢呢喃喃討人家的歡喜。」結果他很快變作「王謝堂前燕」了，而魯迅仍作著「梟鳴」。
7
世界現代化進程是同大學聯繫在一起的。
大學不復如神學院一般，惟以傳遞信仰的薪火為職志；它敞開大門，廣泛散佈科學知識、真理，自由民主的思想。大學是重要的。莫斯科大學，就是俄國革命的火藥庫；巴黎高師是思想家的產床；許許多多的科學鉅子，都出自大學之門......
北京大學是中國文化啟蒙的發祥地。它所以引起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經久不息的嚮往之情，惟在「敢為天下先」的自由創造和理性反抗的精神。
知識具有實踐性，也具有形而上學性；知識者可以走向社會，也可以留在書齋裡，埋首於自己的專業而不聞窗外的風聲雨聲。但是，無論如何，大學總不失為一具獨立的大腦。如果連學術教育都必須取媚於權力的話，那麼，不管大學的聲名如何煊赫，它的生命實際上已經完結了。
蔡元培是北大精神的培育者，也是北大精神的損壞者。
1922年，校內數十名學生因反對徵收講義費而鬧起風潮，蔡元培帶頭辭職，直到大部分學生也反對風潮，並且公推代表挽留，才宣告復職。雖然校方最終取消了講義費，但也相應地作出了一個旨在維護當局權威的決定，就是:把發動風潮的學生領袖，一個分明有為的青年開除出校！
見微而知著。北大校徽的設計者魯迅，對此表示了他的憂憤，有文章《即小見大》為證。然而輿論界是沉默的。
大約因為權力的存在，尤其是政治強權的支配勢力，作為民間知識分子的自由集合體，北大的維持是艱難的。
魯迅甘於以政敵所誣的「北大派」自居。他的眼中，北大是「常為新的，改造運動的先鋒」，又是「常與黑暗勢力抗戰的」；雖然中了暗箭，背了謠言，還是活的，生長的，向上的精神始終一貫，不見鬆懈。及至三十年代再度打量，面目已非，遂有「北大墮落」之歎。他戲集「五四失精神」，「時代在前面」的聯語，與其說寄托一種茫漠的希望，毋寧說是哀悼一個知識者啟蒙時代的終結。
馬寅初：「我雖已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敵眾，自當單身匹馬，出來應戰，直至戰死為止，決不向專以力壓服不以理說服的那種批判者們投降。」
梁漱溟：「1974年 1月，北京有所謂批孔運動發生，其實迅猛，我不肯附和，閉戶寫出此文，且容得便在海外發表之。」
馮友蘭：「尊孔和批孔不是一個學術問題，而是一個現實的政治鬥爭問題。更重要的是使我進一步認識，歸根結底，知識分子要徹底改造，必須遵照毛主席屢次教導的，轉變階級立場，改造世界觀。」
三人均出於北京大學。
另有三人，也出於北京大學。
他們的名字，分別標誌著本世紀中葉中國三次重大的政治運動:延安整風，肅反運動，反右運動。其中一人為「托派」王實味，《野百合花》是他的絕唱；二是「反革命」胡風，曾經上書「三十萬言」；餘下年輕的「右派」學生叫林昭，勞教期間，仍然以病弱之軀，積極參與編印地下刊物《星火》。從野百合的凋謝到星火的熄滅，時間間隔三十年一一長久乎?短暫乎?逝者如斯，不捨晝夜!
將這一滴血注入祖國的血液裡；將這一滴向摯愛的自由獻祭。揩吧，擦吧，抹吧，這是血呢!殉難者的血跡，誰能抹得去?......
一百年風雲際會。一百年人世滄桑。一百年北大校格安然無恙?一百年北大精神已然墮落抑且高揚?
北大百年慶典，在一座有著古希臘神廟的廊柱和中國古代宮殿的琉璃瓦頂的莊嚴宏偉的建築裡舉行，是具有象徵意義的。一種盛大的王者氣象，渲染著世紀末的氛圍；一種鐘聲，壓倒了嘈雜和岑寂……
大家都做了列車上的旅客。目的地早經確定，只要上了軌道，便只管隆隆隆地向前開行……
8
五四「新女性」是覺悟的第一代中國婦女。她們以知識為鏡，反照幾千年的被壓迫被凌侮的苦難記憶；憑理性的微光，從社會，從家庭，從眾多不同的和相同的性別中尋出「自我」，並設法加以拯救，雖然難免依舊沒人冷酷的敵意和深濃的黑暗之中。
「三一八」慘案。
北京女師大學生從容輾轉以致仆倒於政府的子彈之前。
她們不是家雞，她們是猛禽，因此整個的天空是她們的意志，而非柵欄和鎖鏈。中國女性閃耀在「死地」裡的勇毅，友愛，百折不回的精神，使一位漢子深為感動，於是在最黑暗的日子裡，寫下藉以作為紀念的文章。他寫道：「真的猛士，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
然而，還是血，還是血......
五四運動是人的教育，而不是男人的教育。
當時的「新女性」要衝破一切束縛而做一個「人」，不是做男人似的人。首先是奴隸與主人的區別，而不是女人與男人的區別。作為一場人文主義運動，五四不同於西方的女權主義運動，性解放運動；它更為廣延，在同一時限裡，把倫理問題同政治社會問題統合起來。
以男性作為參照，結果回到男性那裡去；惟有以獨立的「人」作為目標，才可能實現女性的全部。
首先有人權，然後有女權。
西方女權主義運動作為獨立的運動，可以看作是人權運動的繼續。正是人權運動，培養了女性的獨立自主精神。如果沒有經過爭取人權的鬥爭，沒有在鬥爭中實行關於人權的常識性教育，很難設想會出現激進的女權主義運動。
男性的佔有首先表現為經濟佔有。娜拉雖然因為自由的匱乏而出走，卻可能因為經濟的匱乏而歸來。
無論在生理上，還是在文化心理上，兩性關係都比同性關係更富有精神上的聯繫。任何快感和美感，都是精神上的體驗。但是精神是不穩定的，脆弱的，易逝的，而且常常需要呼應，不同於物質可以構成單方面的實在。因而，在世俗社會中，尤其是家庭中，作為生成中的精神，很難避免物質現實的入侵，腐蝕，損害和最後的吞噬。
家庭是一個經濟實體，具有某種獨特的意識形態。家庭意識形態由於靠日常生活，基於狹小空間中的大量凡庸，瑣碎，反覆然而必須的物質材料的積累與運動來維持，因此，比國家意識形態更趨向於親和性。處於前家庭階段的愛戀行為不構成意識形態，惟是一種純粹的精神交往，帶有很大的虛幻性，游離性，使男女雙方易於保持相對的獨立和自由。中國的婚姻是無愛的婚姻，所以，所謂家庭的和諧，實質上是一種文化規定，相當於國家的「法治」，它已淪為對於男性中心和奴性習慣的堅守與防衛。
魯迅在《我們現在怎樣父親》中說到:「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中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這是何等悲愴的聲音！在這裡，寄希望於未來的一代，乃因為愛情的戲劇未及上演，便已降下帷幕，其沉重有如閘門。
覺醒的一代，是犧牲的一代。
五四時代不存在「第三者」問題。男女之間，只有布伯式的「我一你」關係，永遠沒有他(她)。當他(她)出現的時候，沒有任何障蔽，便已隨即變做我與你了。
五四運動前後是民族精神的高揚期和震盪期。革命是最富於精神氣質的。多少青年男女走出大門深院，又緊靠了故家的莓牆相愛，在十字街頭相愛，在動盪的精神氛圍裡相愛。他們的關係史，構成中國婚姻史上最令人難忘的一頁精神羅曼史。
五四時代是初吻的時代，愛的時代。
魯迅在《傷逝》裡說：「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的確，物質生活是生命的根本；但是對兩性關係來說，要首先不失為愛。所謂愛，既不是一個人搓著另一個人的衣角，更不是分手以保各自的生存，而是共同的創造，且在創造中更新。愛就是愛，溫暖、柔韌，為物質所滋養，卻不能為物質所劫持。
子君是悲慘的。她為了愛而忘卻翅子的扇動，結果所得只有威嚴，冷眼，與空虛。然而，子君仍然是美麗的，因為她畢竟勇敢無畏地愛過!
子君死了。
《傷逝》所傷，是人間至愛的亡逝，精神的亡逝。愛以它的純淨，高尚而成為永遠的烏托邦。伊甸園就是烏托邦。
從莎菲出發，走向杜晚香。
在莎菲與杜晚香之間，丁玲寫過一篇《三八節有感》,對延安的婦女受到普遍的輕視和責難的現象，表示了一個准女權主義者的溫和的抗議。然而，立即受到了批判。四十年以後，一樣是三八節，一樣是女作家，而且在一樣性質的報紙上著文，一樣有感於在婦女和家庭問題上，封建主義思想的影響之大，說:只差「三從四德」沒有說就是了！如一箭之入大海，不受注意，更不受批判一一
誰說歷史不是在走向進步呢?
中國的女報，女刊，長成一群花指甲的長舌婦。它們教女性如何討好男人，如何妥協，如何取巧，如何保持家庭「和諧」；從來未嘗言及矛盾和痛苦，言及危機，言及不合理，未及反抗，未嘗促進男女共同體的崩解。
安娜·卡列尼娜受到嚴重的關注以及種種非議，在中國，而且在八十年代。
同樣在八十年代，乃有選美的盛舉，據說不為帝王而為俗眾。後來，居然野火一般延及北大......
娼妓像成群的黑蝙蝠，在黃昏悄悄起飛......
中國女性只有容貌，沒有聲音。
婦女解放被演變成胴體的解放，體力的解放，攻擊本能的解放。男女平等觀念被演變成「半邊天」觀念。一半對一半：分裂，對峙，同級鬥爭，於是所有不同性別的眼睛不復關注全體。
成群的女童失學；
成群的女工下崗；
成群的婦女被拐賣......
在私人房間裡， 知識女性靜靜地進行著一個人的戰爭......
中國女性遺留了古老的妻性和妾性，還有娼妓性，卻失落了女兒性。至於博大的母性，卻是由來缺乏的。
9
儲安平有一句很著名的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其實，由來存在著對「自由」一詞的不同解讀。毛澤東說得明白：「自由」是有階級性的。所以，直至八十年代，仍然有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不叫運動的運動。
從北大到西南聯大，從左聯到魯藝；留學則從日本到蘇俄，從歐陸到英美......不同的路線，不同的網絡，構成二十世紀下半葉中國文化知識界的全部景觀。
十年是小週期，百年是大週期。
中國新文學發軔於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是鼎盛期，四十年代是衰退期，五十年代是顛覆期，直到八十年代，出現顛覆的顛覆。然而，此時仍然不能稱做文藝復興。當歷史精神一旦衰歇，恢復就不是一代人的事；而且事實上，趙翼所言的「江山代有才人出」並非真確，荒蕪與死亡是可以蔓延許久的。
所以說五四是一個空前絕後的時代，除去客觀環境不說，單說被稱為「五四人物」者的素質，便無以倫比。一，他們學貫中西，知識資源十分深厚。二，他們都各各有著個人的理想，個人的主義，幾乎一個人 一個主義。他們那麼忠實於時代，卻又那麼忠實於自己；如果不是出於真理的命令，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決不退讓的。三，他們富於創造力，連「打倒孔家店」這類破壞性口號， 其實也是一種創造。二千年來破天荒第一次喊出來的聲音，從無到有，這樣的革命精神就是創造精神。四，他們的心態是自由的，健康的，無所顧忌的。
五十年代人不同，從履歷看，他們是革命戰爭過來的一代，知識貧弱的一代，服從的一代。以階級一階級鬥爭理論為基礎的意識報態，先天地具有反智傾向。
一面製造沙漠，一面打井。
幾十年的中國文學，唯在沙漠裡打井。
五四前夕，科舉，一個延續了上千年的教育考試及官僚選拔制度，隨同一個完全失去了社會控制力的政府的衰敗而提前消亡。「蒼天已死，黃天當立。」正值當立未立之際， 元「家」可歸的士人，在中國歷史上再度成為「游士」。這是一群無組織的自由職業者。他們終身服務的對象已不再是君王和權臣，而是新興的報刊，不是人而是物。這些報刊首先是個人的，同人的，不是哪一個黨派的；即使為黨派所有，也不為黨派所壟斷。
知識分子一旦擁有報刊，就擁有了廣場，擁有了向全社會發言的權利，控告和抗爭的權利。
循環往復，無有終己的政治運動，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實質上是近於「圍獵」一樣的遊戲。
如果說目的在於獵獲的話，幾隻小動物，既不會給盛大的筵宴增添特別的美味，也不至於因此便可改善捕獵者的胃口。最大的目的，恐怕仍在於發現和追逐本身。
這是在沒有戰爭的情況下發動的「亞戰爭」。由此，捕獵者可以飽覽遍地鷹犬，火光薄天，兵車雷動，鼓角爭鳴的大場面。毛澤東喜歡而且多次建議黨內閱讀的枚乘《七發》其中就有「校獵之至壯」一段。至收穫掌功時，「高歌陳唱，萬歲無斁」，征服的陶醉更是無上的快樂。
天生弱質的知識分子卻不堪其苦。在雕弓與死亡之間，是無邊的驚恐，絕望，焦慮，卑怯，嫉妒，僥倖......精神於是變態。
知識分子本出於民間，卻長期被視作勞動大眾的對立面。
正統理論是重視實踐的。然而，實踐之於知識分子，並非學術藝文方面的實踐，而是專業之外的體力勞動。所謂「知識分子勞動化」，「接受再教育」之類，無非打了漂亮的旗子，把知識者群驅趕到絕境中去，不停頓地折磨手腳而讓大腦閒置起來長草。
思想實踐也是實踐，而且，對於人文知識分子來說是尤其重要的實踐。取消思想實踐的權利而代之以奴役性勞動，如「右派分子」的勞動改造，以及後來的「五七干校」，都是以消滅能思想的知識分子為目的的。身為知識分子而不帶一定的社會思想，如技術知識分子，在一定範圍內卻可能被賜用。文化大革命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打倒「反動學術權威」，就仍然「保護」了原子能專家和其他一些自然科學家。有人把這種將知識和思想溺斃於勞動大眾之中的行為稱為「民粹主義」，其實不確。的確，民粹主義是土生土長的，帶有相當封閉和野蠻的傾向，但是，它是對民間，對農民，對勞動者世界的自覺的皈依，而不是「革命」的宰制。
知識和思想都構巢於人格。人格具有凝聚力。沒有人格的知識和思想，只能是一堆零散的無用的廢料。而人格的高尚與卑污，則可以使知識和思想呈現出各種不同方式和不同質量的組合。
奧威爾說：「對知識的尊嚴直接的、有意識的打擊，就來自於知識分子自己。」這就是知識分子人格的卑賤性。在專制主義政治及其意識形態的影響下，這種卑賤性將更明顯地暴露出來。
人稱 1957年「反右」運動為大悲劇，對部分「右派分子」而言，實乃大誤會，原因蓋上下缺乏溝通，所以「隔膜」之故。李慎之自述說，被打成「右派」以後，嘗書龔定庵詩，匿名寄呈最高領袖以明心跡。詩云：「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
蘇聯作家愛倫堡發表小說《解凍》，從此成為一個象徵，被人用以指稱後斯大林時代。赫魯曉夫敢於否定斯大林，卻不敢清理斯大林身邊的贓物；在悄悄推行自由體制的同時，始終堅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直到同僚們陰謀地把他從舞台上給弄下來為止。
九十年代末，有學者著書描述中國改革，亦名曰：「解凍時代」。
1898年，詩人高爾基寫道：「我來到這個世界是為了說『不'。」等到成為政論家高爾基以後，相反便說「是」了。
五四是說「不」的時代，隨後是說「是」的時代。
五四時期，有一批作家相繼崛起，如郭沫若，茅盾，曹禺，巴金等，再後來簡直化作金剛一般，被供於機構化了的文壇之上。他們後半生的寫作，幾乎都可以當作胡話和廢話而存留。除了獲得官職，可以說，他們失去的是全部:從人格到藝術。
所幸的，是巴金還來得及補做《隨想錄》。
周揚從延安時期起，即反對資產階級人性論一一人道主義。據說進了一趟秦城監獄，大徹大悟，乃趁馬克思逝世一百週年之際，改而大頌人道主義了。其頌未畢，即遭批判，且鋒芒來自老夥伴胡喬木。如此曲折衝突，無以名之，或可稱「戲劇性」。
一分為二。
彷彿為了給這一東方最古老而又最現代的哲學製造根據，人格分裂成了一種極其常見的現象，尤其在政治運動中。
考據家無從判斷：何者為共相？何者為殊相？何者為面具？......
最後，連考據家也變得面目模糊了。
政治運動是一種不定期施行的懲罰制度。避免懲罰，在某種程度上也相當於獎勵，可以鼓勵各種機會主義的產生。
知識分子唯在行政懲罰及獎賞中感受政治的力量。
五四新文學的主流是「為人生」的。
魯迅則主張不但為人生，而且要改良這人生。
人生是個人的，也是社會的，是個人與社會的內在關聯。歷來的文學只有瞞和騙，「為人生」則以自身的誠實與經過的真實，建立了中國文學的現代品格。其後，新式的「文以載道」論起來，於是不復為人生，乃為所謂的「政治」。現實中的主體消失了，人生以及感悟人生的內容消失了，文學只好退回到古典主義那裡去，退回到阿諛取容，矯揉造作，拘謹保守那裡去，退回到老化和僵死那裡去。
蒲寧的目光極其鋒銳，在1928年就注意到了大嗡大嚷的未來派詩人馬雅可夫斯基，說他的詩作已經粗具雛形的古典主義，並且預告說：「在未來，無論馬雅可夫斯基如何不願意，他將不會再像過去那樣放肆地造反了。」
作家修改作品是經常的，但是受命修改是少見的，接受無形的命令而修改更是罕有的。
中國作家長期處於待命狀態而拚命塗改自己。
有所謂「樣板戲」者，它的出現是世界戲劇史上的奇跡。
樣板戲是政治文化專制主義的產物，不特是荒誕的正劇而已。它是強行製作的。進入「新時期」以後，傳播加劇，可謂越數十年而不衰。除巴金老人神經衰弱，驚為惡夢者外，舉國上下，不以為意。
知識分子的批判立場是如何喪失的?
魯迅曾經說過，中國的知識分子「無特操」。然而，當他無情地抨擊變節者之餘，卻又說，中國論人未免過於苛酷。他是把問題歸咎於個人呢?抑或環境呢?還是由兩者糾纏而成的死結?
中國作家協會"四大「代表」為「創作自由」口號鼓掌，熱烈達數分鐘。殊不知「創作自由」同「思想自由」一樣，都是假問題，其實質是「出版自由」。
彌爾頓發表《論出版自由》時，尚在17世紀。西歐知識分子經過多麼漫長的鬥爭，包括制憲鬥爭，才廓清中世紀的禁錮，使言論和出版自由成為可能。
有一個很奇特的現象，就是在五四一代的口號中，獨缺爭取「出版自由」一項。當時，無論「叛徒」和「弔客」， 都可以大聲呼號而無須避忌。他們的鬥爭是意識形態的鬥爭，文化的鬥爭，而非政治的鬥爭。況且，當時的政府已無力顧及。結果，他們把「出版自由」的難題留給了來者。
蔣介石政府是中國第一個現代政府，也是第一個建立新聞審查制度的反現代政府。
中國出版界為打擊各種不良現象，至九十年代，全國統一管理書號，限額配給出版社。
記者評云:亂子從茲少矣！
中國作家協會諸分會為作家評定級別，以相應規定住房及薪餉多少。其實，這正好繼承了老傳統，無須乎大驚小怪。春秋時養士就是分等級的。在孟嘗君那裡，有士馮驩，級別不高，故有「食無魚，出無車」的彈鋏之舉。因為出格，史書遂有記載焉。
奧威爾說，想像力是不能圍起來馴養的，就像有些野獸一樣。大約這是針對文學而言的。其實，世界上有哪些野獸是不可馴服的呢?
就像魯迅所舉的獅虎鷹暈，當是最「偉美」的罷，也仍然可以「捕來放在動物園裡」。根本的問題唯在有沒有被馴養。只要野獸有過被豢養的經驗，本性肯定會有所改變。
馴養便有馴良的文學，在野便有野性的文學。
洛扎諾夫：「正如希臘毀於哲人，羅馬毀於寄生蟲。」
個人崇拜，在五四時代近乎絕跡。唯有到了統一的時代，集權的時代，才得以復生。由於個人崇拜源於信仰—青感方面，所以文人集團特別適宜發揮其專業特長；即使不是始作俑者，也是推波助瀾一流。
1976年9月，毛澤東辭世。創造社元老，著名詩人郭沫若應約寫了兩首詩，授與《詩刊》。原詩起句云：「偉大領袖比爺親。」其時，「史無前例」的現代造神運動已近尾聲。雅人作俚語，此可記也。
1997年3月. 《天涯》雜誌載作家梁曉聲答問:
曾有一位外國朋友問我：「處在轉型期的中國人中，哪些人的心裡負荷最大?」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首先當然就是政治局的成員們。中國這個斯芬克斯給他們出的難題太多了。」中國知識分子憤於分配不公，以一貫從事「簡單勞動」之引車賣漿者流為參照，見有所改善，即呼為「倒掛」。
文化界名流訴訟成風，當屬一朝盛事。
在經典的階級論中，知識分子不是一個獨立的階級，以致在實際的社會操作中，竟無立錐之地。由於它的無根性，故能浮游於各階級之上，超越自身的利益而獲致二個普遍的高度。但也恰恰因為無根，所以容易依附他者，而難於獨立支持。
聲稱代表全民族全社會的集團或機構，往往是最狹隘，最自私的；而一貫喜歡標榜「自我」的知識分子個人或集團，卻可能代表社會全體。
大約也為此，索爾仁尼琴說:一個作家就是一個政府。
然而，政府的吸附能力極強。它可以把一個或一群知識分子倒吸過去，變著法子使用，而知識分子不能。
五四知識分子:非此即彼；
後五四知識分子:亦此亦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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愈往後的人們，愈是與歷史疏離。本世紀著名的歷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有一個悲觀的結論說:與歷史脫節是現時代的特點。
人類當下的生存與過往的人物和事件，貫穿其間的歷史精神，並不存在必然的聯繫。聯繫是有選擇的。各種各樣的選擇，沒有極限的選擇，然而一經選擇就變做了現實。地球上的人類基本上屬於現實主義者。即使選擇是天賦的權利，而且與未來的福祉相關，人們仍然把現實當成唯一合理的事實加以接受，從而放棄選擇。
現實的合理性其實是無法證明的，除非進行再選擇。
唐詩云：「山圍故國週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歷史也許同潮水有關，也許竟是空城;但見山蒼蒼，水茫茫，現實之波涵蓋一切......
1998年5-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