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朵大焰，平凡的聖跡
在它的每一個斜面和尖端上
在所有的金紅的霧靄和陰翳裡
殉教者般地發光，但不耀眼，也不刺目
一一彭燕郊《一朵火焰》
詩人與歌手是不同的。歌手帶著他的歌嗓上路，他的目光，大抵關注眼前的事物；作歌是即興式的，歌訖便罷。詩人多出豎琴，手撥琴弦，有靈魂的顫響。詩人的目光是澄澈的，又常常是憂鬱的，迷茫的。他眺望遠方，縱使黑暗，依然眺望而且歌唱。其實遠方是不可見的，而詩人，偏偏喜歡追尋不可見的事物，幻想中的事物，他在想像中達致完美。
彭燕郊先生是一位詩人。
我認識燕郊先生在八十年代初，而稱得上交往，卻也多在紙面上。
他幾次給我寄來已出版的集子，還有詩稿，說是尋求我的意見。我看到，每次寄來的詩，寫的都不一樣:題材，主題，式樣，風格，不斷地變化著。他發掘自己，發掘周圍的世界，發掘構成命運的神秘的而又確鑿無疑的東西。他讓記憶的陰影重現，讓惡魔獰笑，讓羽毛媚舞；他讓鐘聲響起，讓星光和種子醒來......他在風中行走，在音樂中凝坐；他微笑，親切有如火焰，有時也作雷暴般的咆哮，發出閃電般的嘲笑……他不斷地書寫自己，改變自己，他要讓他的作品有如交響樂般地盛大，富麗，涵泳一切......他每次寄來的詩稿都用的格子紙，藍顏色字跡；上面一再塗改過，字行間棲滿了密密麻麻的小字。閱讀時，我會從中窺見詩人的專注的目光，有如鐘錶匠那在深嵌的放大鏡內面透射出來的目光，彷彿聞到他湊近紙張時發出的粗重的、或是輕悄的呼息……
詩人是美的締造者。即使」大美「也要求精微，因此，這種締造的工作，是極其繁瑣而艱難的。然而，燕郊先生不惜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辛勤一如工蜂。可是，他並沒有把目光局限於眼前的勞作，他的靈魂，時時飛離他的肉身而翱翔在別處。正如他在《旋梯》中描畫的攀登者那樣，因在無限廣闊中有微光的召引，便不息地追逐，攀登，且沉醉於上升：「起點是上升，中途是上升，終點也是上升……」
燕郊先生寄我的是複寫稿，即使分寄其他友人，想來也不至於太多的罷?這種信任使我發窘一一其實，詩這東西是不能快速閱讀的。所以，當時並沒有如他所期待的那樣，可以奉獻一點什麼「建設性的意見」。批評的意見倒有一些，譬如覺得山水詩沒有必要太多的「哲學化」，他的最得意的作品《生生一體》、《混沌初開》似乎有點過於虛玄、高蹈，諸如此類。當然，我不曾坦率地將這些寫出，這種世故的保留，是很對不起燕郊先生的。
及至去年歲末，因為編選一個新詩選本，我用了一個下午仔細閱讀了他的全部詩作，特別是晚期的長詩。一個時代的戰士和囚徒，對於精神自由以及詩美的無盡的追求，著實使我深深地起了感動。終卷時，立即援筆寫就一段評介性的文字，接著撥通電話，把剛剛寫下的文字逐字地念給他聽。他很高興，孩子般羞澀地接受我的禮讚。待到這段文字正式印製出來時，燕郊先生已經看不到了！那天，他還在電話那頭笑著，大笑著，充滿青年的生氣——他還在「上升」呀!怎麼這麼快，就到了生命的終點!
詩之外，我還讀過燕郊先生的詩論，以及斷片的回憶錄。其中，不但記述而且品評，是我所見到的他與歷史及外部世界的唯一的理性聯繫。詩表現的是一種普遍性，而這些批評文字卻是非常的具體，就像雕塑家一樣揮動錘子和鑿子，為了保留這個世界在印象中或是想像中所給予他的完好的形象，而不斷地毀壞著和拋棄著。他熱愛，他憤怒，他厭惡，他痛惜，他悲哀，他無奈，這樣，一個個聖徒、魔鬼、小丑，也就以不同的形貌在他的手中出現了。
最後一次見到燕郊先生，是在去年秋季。民刊《詩歌與人》給他頒發一個「詩歌獎」，他到佛山領獎。事前，他曾請我作「嘉賓」到場為他授獎，我因害怕這類場面，當即推辭掉。想不到會後，他竟然由詩人黃禮孩和遠人領著找上門來了。
我祝賀他，他也很感快慰。中午，我們在一家飯館裡聚談，所謂「酒逢知己」可惜都不善飲，只好一邊吃飯，一邊談話。談詩很少，所談多屬人事，算是文藝界的雜俎罷。前年，我約他一本回憶性質的書稿，他因忙於編輯個人文集而遲遲未交，所以，說話往往涉及書中的內容，也即故人故事。說到丘東平和聶紺弩，話間有一種特別的深情。我告訴他，我寫了一個蕭紅的傳記，他立即稱讚蕭紅，接著批評茅盾，認為茅盾不應當把《呼蘭河傳》當美文看待，對茅盾批評蕭紅的「思想上的弱點」，也深不以為然。
在電話裡，或在給我的信中，燕郊先生也都常有品評人物的時候，對我們共同的熟人，直率地表示他的看法。他青年時代當過兵，經受過民族戰爭的洗禮，身上有一般詩人所沒有的革命氣質，偶爾還流露出某種優越感。他看不起那些純藝術家，那些遠離時代游渦的詩人、作家和學者，雖然私下裡他是那麼看重藝術本身。在依然保存下來的少數幾封信裡，他表白說，他一向不喜歡朱光潛，理由是從前「生吞克羅齊」對沈從文、李健吾當年批評左翼作家很反感，認為「那時左翼正走上成熟秀」，那樣一批青年作家是叛逆的、有為的、優秀的。為此，信中連帶批評了眼下文壇的「一股遺老遺少氣」，胡亂吹捧「大師」的風氣；對於「追捧」胡蘭成乃至於後來的變節人物，更為他所不齒。
知人論世，燕郊先生未必都是準確的。但是看得出來，他看重道德甚於文章，其實道德也是一種美。對完美事物的要求，會使一個人的嚴肅的態度近於苛刻。燕郊先生不趨奉官僚，也不迎合時流，只是鎮日孜孜弄他的文字。在我看來，他的思想是前瞻的，寫作是激進的，做人卻是保守的。所謂保守，除了安於清貧，淡泊名利，在人際交往方面，仍然是古典的君子風，純淨如水。文壇上滿眼猴子般的上竄下跳，拉幫結伙，回頭看燕郊先生，實在算得上珍稀動物，是別一個世界裡的人。
在詩人中，燕郊先生是我所見的少有的一位醉心於出版者。
青年時，他便開始編刊物。晚年編事更繁，他主編的《世界現代詩壇》、《詩苑譯林》、《散文譯叢》等叢書，出書統共不下百種。我負責出版的一套散文詩譯叢，其實也是他組織的。我要他任主編，他非要拉我一起掛名不可，我不同意，他也就堅辭不受。讀者在叢書中所看到的只是一篇序言，其實作序之外，策劃選題，聯絡作者，審閱書稿，他是做了許多瑣碎的工作的。
我們之間，通信多談編輯出版的事。我初到廣州日報大洋編譯窒做事，即向他報告工作的性質，並就舊籍重版問題請教於他，數夭後，他便來信給我開具一份幾頁紙的長長的書單，而且分門別類，附加了不少建議。我知道，這份熱忱，包含著他對詩，對文化，對真理和教育的本能的摯愛，不僅僅出於私誼，且出於他對於社會的一貫的使命感。
燕郊先生最後一封信寫於去年年底，也是關於出版的。
信中說:
想起一件事，明年(08)是拜倫誕生二百二十週年，有個想法，何不趁此紀念一下，借此張煌魯迅先生《摩羅詩力說》，對目前迷茫中的詩歌界，應該有振聾發聵的作用。詩壇現況如此，有一大半是環境造成的，不但詩壇如此，整個知識界都如此。登高一呼，我們無此能力，但敲敲邊鼓，應該可以的吧。我建議此間出版社印些相關的書，報刊組織些文章。但人微言輕，沒有所謂的「話語權」，怕不會有什麼用處，倒是覺得青年朋友中，或許可能有些回應。寫了信給黃禮孩，提了些建議，不過他們恐怕也很少往這一方面想，反正試試看，他們有個《詩歌與人》還有《中西詩歌》，後者篇幅很大，很熱鬧，似乎太熱鬧了，現在「民間詩刊」都這個毛病，和我們的意見很難一致。便中，如你以為這事還值得說說，也跟他說一說，可好?
此刻，在這個熱鬧的世界上，不會再有人想到過氣的拜倫。燕郊先生的設想，該是在寂寞中做的一個好夢罷了。
而今，連這個有著繆斯情結的做夢的人也走遠了！
拜倫的自由不羈的、灼熱的靈魂，想必在一生中陪伴著他，給了他鼓舞。燕郊先生呼喚多位一體，呼喚生生精氣，從來不曾想到終結，到生命的最後一刻也不曾想到終結。「終於結束了，再開始吧」一一在詩人那裡，世界是一體的，工作是一體的。自由、生命、詩與美，本來是同一個詞。
2008年5月 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