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滿子先生逝世的消息傳來，使我深感哀痛。
作為一位文章家、文藝理論家、古小說研究專家、教育家和編輯家，他的逝去，對於許多相關的領域來說，都是不可彌補的損失。但是，有一種損失是超乎這一切之上的，那就是作為精神界戰士的亡失。
何先生以戰士現身，可以說是近三十年間事。毛澤東詞云：「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作為「胡風分子」及「右派分子」的雙料賤民身份，何先生恰恰是一生被「裁」為「三截」的人。他自敘說\"從成年到投老的人生跋涉，曲曲折折地經歷了流亡、牢獄、播遷、勞役等種種屈辱和艱辛，雖不驚天動地，確也死去活來。倘若在承平年代，這樣的經歷庶幾也只有英雄人物才能承擔，但時代偏讓我這個平凡人挨上了。」九死一生，這其中確實帶有某種英雄主義的悲壯意味。然而，許多和何先生一樣掙扎著活了過來的知識分子到後來都紛紛表示不念「舊惡」，主張「寬容」做出極其溫和豁達的樣子來了。果真生活在一個沒有陰翳、和諧圓融的世界裡，確乎是幸福的事，可惜何先生不能，因為他實在無法擺脫苦難記憶的重壓。於是，我們看見他每每為文，都要披堅執銳，如赴疆場一般。這種堂吉詞德的架式，在我們的學者之流看來，未免覺得太可惡一一那簡直是\"蠻性遺留\"了!
何先生從來不曾拿苦難作為一種資本來炫耀，但也不諱言個人的遭遇和怨憤。對於他，苦痛的經驗，已然訓練出敏銳的痛覺，直抵體制的核心。他善於察見鬼魅，勇於挑戰強勢，唯是沒有耐性或竟不肯作「壕塹戰」，往往孤軍深入而不憚於短兵相接。
何先生一生樹敵不少，卻不見有什麼「私敵」；大約舒蕪算得上唯一的一個，事實上仍然同那場著名的文字獄有關。他坦言道：「對受難者，對社會公德，對歷史都有不能不擔承的良心和責任。」何謂戰士?戰士就是為社會而戰的人。作為戰士，他的思想觀念中必定具有一種普世性的東西，我們稱之為普世價值。譬如自由、民主、人權、社會正義等等，都是其中的內容，為現代人所普遍認同的。當然，當今世界也會有連「普世價值」一詞竟遭到否棄的時候；但這也無妨，歷史的進步本來便是由鬥爭換取的，不然要戰士幹什麼呢？
從青年時代任新聞記者開始，何先生便投身於爭自由、爭民主的鬥爭，結果罹身羅網；掙脫之後，仍舊為爭取自由民主而鬥爭，可謂「雖九死其猶未悔」。不過，何先生似乎未曾使用過今天已經變得很流行的「普世價值」一詞，而變換了一個頗中國化的用語，就是「五四新人文精神」。不問而知「五四」首倡自由民主科學，本身便意味著對傳統價值的反叛和對現代價值的接受。至於「新人文」，顯然是相對於「舊人文」而言的。在何先生看來\"舊人文\"大約指儒家的「仁」的思想，民貴君輕的思想，但這些都是必須合乎「王道」的。所以，他在一篇關於文學史的論文中，創造性地提出人民中心(主流)與權力中心(主流)相對立的命題，並認為是歷史的一個「大綱」。這個說法，與魯迅的著名的「循環」說頗相近，即:中國歷史是「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的循環。
「人民」一詞，由於長期被濫用，至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後，已被聰明的學者用「公民」所取代，至於「公民社會」形成與否是大可不必計較的。在這裡，何先生堅持使用「人民」這個政治學概念，而不用「公民」這個憲法學概念，相對於國家權力，其意當在明確「五四」人文精神的歷史主體的罷?
總之，在滿嘴「後現代」「反啟蒙」的學者眼裡，何先生是一個「保守主義者」是無疑的了。只是，他所保守的，是「五四新人文精神」自由民主科學的核心價值，而且隨時隨處加以捍衛，而不許有任何站污和損害。不同於權門之下的善變的學者，藉口「反思五四」對「激進主義」大加撻伐。其實，「五四」式的激進主義是自由民主的一種形態，一種足以引發專制帝國為之震盪不安的社會運動的形態一一此等「反思」無非暴露反思者的葉公本相而已。
戰士是現實中的戰士。
作為雜感家，何先生出版過十餘種雜感集，都是現實中的抗爭，稱得上魯迅說的「感應的神經，攻守的手足」。反專制，反迷信，反特權，反腐敗，反奴性，自始至終貫徹他的「大綱」,鋒芒直指權力和權力者。較為直接的，有如議論陳希同案一類時評，更多的是針泛社會痼疾，所以常常借歷史、民俗、藝文之事生發，但最後一樣回到現實政治中來。
他有一篇很機警的文章，叫《「下文」缺乏「上文」也缺乏》，立意在於提醒讀者，面對社會事件時，必須注重所由發生的制度根源。他的雜感，從來不像我們高貴的學者那般做出「客觀」的姿態，而是發揚踔厲，非表現他的主觀傾向和基本立場不可。正值舉國大做建國六十週年紀念之際，不妨回頭看看何先生的一段總結:
建國以後的頭等重大災禍共四次:胡風案，反右，「大躍進」 「文革」。前三次也提得上「史無前例」的定語。至於內部的什麼路線鬥爭，你整我我整你之類，雖也鬧得很凶，權要失勢，元戎落馬的事也時有所聞，但老百姓管不著。而這四次「史無前例」的災禍，卻是延禍於老百姓，有的叫千萬人妻離子散，家破人亡，有的則鬧得全民沒飯吃，俄殍遍野;最後一次幾乎是以民族為賭注，想起來至今猶有後怕的。
何先生講文學理論，常常講「人民性」，這裡他拿出了最好的例子。在朝在野，了了分明，令人想起元人張養浩的《山坡羊》。
去年，我重印了何先生的一種讀史隨筆《中古文人風采》記得讀後記時，很受震動。他這樣寫道：
在《魏晉清談人物剪影》將要完篇之時，已是八十年代的最後一年。在趕寫這最後部分的文字時，我想到中國知識精英最早的災厄，東漢黨錮的歷史。那是中國讀書人群體意識最早覺醒的一役，而且漢末的清議名士和魏晉的清談名士雖然性質和傾向不同，卻有其微妙的傳承關係。我因意外的剌激擱下了魏晉清談，改而寫漢末清議。
感時而發，一如他所說「不以學識為務」。從這裡可以看出，何先生之為人，為文，確有一種俠義風格，與一般的文人學士是很兩樣的。
在諸多社會事象中，何先生似乎更為關注文化動態，對於影響輿情的許多問題，總是及時表態，毫不含糊。像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流行音樂、武俠小說，九十年代的「國學」熱等等，他都是大聲說「不」，明顯地反潮流。
在音樂方面，何先生有過很好的訓練，青年時作過曲子。他對流行音樂的批評，就是不能容忍其中的庸俗化傾向。他把這類迎合時尚的現象稱為「商品拜物教」把唯在俘獲感官效果的音樂稱為「噪音」，很不屑地說「有點流行歌曲玩玩是不妨事的，要緊的是要知道那不過供玩玩，尋尋開心。但如果『鄧麗君歌當舜音至』就糟了，何況連鄧麗君都不如的呢？」他特別不滿官方對一些庸俗歌曲的縱容和鼓勵，嚴正指出，「全世界沒有一個文明國家是由政府機構出面，領導人授獎來鼓勵扭捏作態的酒吧間式的庸俗歌曲的，有之，只有中國。」他尋求「正聲」，除了音樂本身的問題之外，顯然包含改善國民素質的要求，有著更深隱的憂患意識。
金庸武俠小說一味編造怪力亂神的故事，語言沙泥俱下，觀念陳腐不堪，在教育水平低下、「三國氣」和「水滸氣」相當濃厚的中國社會中得以風行本不足怪，但由北大教授及諸多文學史家奉為經典，供上文學聖殿，倒是咄咄怪事。何先生曾經撰文，從文化意識方面痛加拒斥，指出武俠小說是「為舊文化續命」而反「新人文精神」的，說；「可怪和可怖的是，『五四』過去了八十年，今天竟有人對這種舊文化越加鼓掌歡迎，評功擺好！」
歷史是可以倒退的，幾經反覆，永遠反芻也不是沒有可能。當年魯迅不贊成施蜇存在青年中提倡讀《莊子》與《文選》，正是從保衛「五四」新文化的成果出發的。時過境遷，想不到至今還有不少學者做翻案文章，為施蜇存打抱不平，不由人不感慨系之。
從鼓吹「新儒學」到後來的「國學」熱，何先生一以貫之地持反對態度。他指出：「周孔儒學之所以能成為數千年中國文化的主流，是因為它的倫理政治學說恰好適合『家國同構\'的歷代專制王朝的統治體制。國家機器掌握在哪個家族手裡，他家就是萬民之主……(這種『家國同構\'的統治體制直到蔣介石統治才改為『黨國同構』)。既然『家國同構』，則『三綱五常\'的儒家宗法倫理學說天然就成了不能更易的統治思想，稍有逾越，便是異端。民族文化就被限定在這個鐵定的圈子裡，不再有創新的生機。可歷史所昭示的，直到西方的先進文明的打擊下實在再無法撐持時，才被迫變法。」把變法局限在傳統的框架之內，頂多是魯迅說的「半當真半玩笑的變法」要深化改革，不改轅易轍不行。何先生以十分肯定的語調說：「統治了中國幾千年的儒家學說絕對催生不出現代文明來。」把文化分析同社會變革結合起來，以古證今，結論看起來雖然有點民族虛無主義的味道，實際上是合乎事實的，科學的，捍衛了五四的新價值。
有關歷史人物及相關著作的評價，三十年前前後後，有曾國藩、周作人、張愛玲，包括胡蘭成等等，出版界及評論界都曾有過肉麻的炒作。對此，何先生的抵制，可謂不遺餘力。說到張愛玲，他很憤慨，說：「人家也講究知人論世，大節上的順逆是非哪個民族都重視，絕不會像中國某些人這樣向喪失大節的叛徒獻玫瑰花而行若無事。」他月旦人物，始終取其大而捨其小，著重政治倫理原則，著重操守和人格。然而，我們的評論家是不屑於談論政治和道德的，而讀者又喜歡跟著「權威」跑，這樣，何先生的聲音恐怕只好在空氣中徒然遊蕩一時，很快就被學院和媒體煽起的囂聲所淹沒。
我是在1989年那個著名的夏季認識何先生的。是唯一的一次見面。當時，他留給我很深的印象是:一、雄辯滔滔，頭腦明晰;二、赤子其人，喜怒形於色。後來往返通信多回，又蒙他多次贈書，披閱之下，知道他是一個充滿道義感，愛憎極其分明的人。
對於魯迅的敬重，他完全發自一個戰鬥者的內心的摯愛。他說每年都要把《魯迅全集》通讀一遍，還寫了一本跟魯迅有關的書，名目樸素得很，就叫《讀魯迅書》。他表白說「我不是以學者態度研究魯迅，讀魯迅書在我非常實用主義，除了前面所說的從魯迅書理解中國之外，是為了使自己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做人不至於傲得太不像話。」不是敬之若神明，這種平實的為人生的態度，倒是同魯迅書中的精神很切合的。此外，對胡風，對呂熒、路領、耿庸等「團友」，也都一往情深。
對於我一樣的後輩，何先生滿懷關愛之情。九年前，他有信賜我，說：「......世途荊棘，前行時祈左顧右盼一下。不像我這樣的糟老頭，反正歲月有限了。閣下年富，還有幾十年的光陰要走。」這些話，令我感動至今。
在他所身歷的關於叛賣與犧牲的當代傳奇中，他恨「總督」與「猶大」；為了「猶大」的緣故，據理抗辯，不怕開罪於朋友聶紺弩。「猶大」僅作文一篇，他竟一口氣寫成駁文數篇，手榴彈一般從南往北一路投擲過去。一年，見到《書屋》雜誌上署名路文彬論魯迅「局限」的文章，他立即寫信給我，囑「奮筆反擊之」。信末，還著重寫道：「此非小事也，足下能默爾不言乎?」我讀過文章，並不覺得新鮮，無非端出「學術」的架子而已，不明白何先生何以動那麼大的火氣，便覆信婉拒了。想不到四個月過後，他來信還不忘提及，說「路文彬一文，仍極盼閣下撰文斥之……」
以這樣峻急、激切的性格，能享九十高齡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雖然何先生深諳作文之道，因為性情使然，往往捨曲筆而取直道，即使他自以為有的文章已經「含蓄」「委婉」到家，到底發表不出來。他在信中這樣對我說：「我很佩服兄能沉住氣，......而弟則脾氣暴躁，壓不住火，即曾彥修所說的『漢賊不兩立\'的脾氣。所以寫文章處處碰壁。真無可奈何也。\"每讀至此，都令我十知慚愧。在我，惟是犬儒主義的寫作罷了，即使有點鋒芒，也已被自己暗中銼盡，怎比得何先生的文字看了令人神旺呢!
魯迅生前多次慨歎中國戰士太少，其實現狀又何嘗不是如此。當此際目送何先生遠去，沉痛之餘，惟願他的靈魂高揚，依然呼嘯，永不寧息!
2009年7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