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想到重印《中國文字獄》不免聯想起作者王業霖先生。王先生精研文史，勤於筆耕，平生著作僅此一種;出版之際，武俠言情小說湯湯乎如潰堤之水，此書印數亦僅三千冊罷了。無論書和人，存活在這世間，都寂寥得很。
1984年夏天，參與編輯的《青年詩壇》雜誌已經完結，我被調至《歷史文學》編輯部，同古人打起交道來。開首的工作是清理積稿。在大疊大疊的稿件中，偶然間發現一個短篇《太自墓鉤沉》實在教我感到驚喜。小說的文字堪稱一流，難得有個性，有寄托，富於才思。編輯部同仁也都公認它為優秀之作，雜誌出來時上了封面的要目。正是這不足五千字的小說，讓我記住了王先生的名字。我開始寫信向他約稿，他答允為雜誌寫一個中篇;大約因了我的詢問，回信中相當詳細地介紹了他的境況。 1964年，他在大學中文系畢業，隨即分配到了安徽省當塗縣一一李白墓所在之地一一做中學教師，不久調至縣文化館當館員。他的妻子在蕪湖市任教職，然而長達十多年一直中分居兩地，多次搞調動都沒有成功。生活的清苦與過分的壓抑，使他積下一個致命的疾病，就是慢性肝炎。信中調子低沉，我明白了他寫死去一千多年的李白，何以那般的情辭排惻了;展讀時，記起杜甫懷李白的詩:\"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不禁黯然。
不久中篇也寄來了，寫宋代一樁與大文學家蘇軾相關的文字獄一一\"烏台詩案\"文字果然是好。我把它編作頭條，然而，由於發行方面的原因，校樣剛剛出來便接到通知，說是刊物不印了。我十分沮喪，撿了一份校樣寄給王先生，內心愧疚無已。
但因此，我對王先生的文史修養有了進一步的瞭解。幾年過後，在我可以獨立主持一個編輯室工作的時候，特別約請王先生為我室編輯的《八方叢書》撰寫了其中一種，就是這部《中國文字獄》。
書出版後，我離開了出版社，全然絆倒在一個報社的事務之網裡。其間，彼此相忘於泥塗，不復聞問。直到得到一筆義款，辦起了《散文與人》，我才再次見到王先生的文章。他先後給我寄過幾次稿子，共發表三篇;記得其中一篇，是從人文地理的角度質疑余秋雨先生的。當時，《文化苦旅》紅極一時，不少名家為之鼓吹，沒有人如此嚴正地施與批評，由此，我不禁對王先生肅然而起敬意。無奈凡我辦的刊物和叢書都不長久，《散文與人》做到第七輯，就又接獲通知不再往下編輯了。這樣，我們之間僅憑采約文稿而建立的關係，復因文稿的廢棄而中斷了。
人事匆匆。不編書刊，是實在不曾想到過王先生的。不意在一個雨天，收到他千里迢迢托人從蕪湖給我帶來的一紙橫幅，始知他已經離開了當塗，在市裡的一個叫\"政協\"的地方工作。字幅由隸書寫成，落款用行草，極其脫俗，使我立刻想起\"冉冉孤生竹\"、\"磊磊澗中石\"一類的古典句子。所書是鄧拓先生的一首七絕，記得其中兩句是:
天涯何處覓知音?
一卷離騷到處吟。
可惜我沒有那種名士般的雅興，字沒有裝裱，連同高爾泰先生出國前寄贈的一幅鍾馗舞劍圖，都被我一併藏人書櫃的某一個角落裡。王先生或許想像過我會在廳堂裡掛起它來的罷?前些時候忽然憶及，卻遍找不見，懊惱極了。莫不是愈是珍希的物事，愈是容易喪失麼。
相隔不久，接到合肥朋友沈小蘭女士的電話，報告是:王先生病故了。
我長久陷於無語。消息過於突然。我沒有接著查問王先生生前的病況，以及身後其他種種，因為這一切在我當時看來都沒有了意義。我曾經關注過的，事實上能夠關注的，亦不過是他的文字而已!
前些天，為要重版王先生的書，才輾轉找到並通知了他的夫人。電話交談間，打聽得王先生是死於肝硬化，死於肝炎的一種延長，死於抑鬱的。王夫人告訴我，王先生整理了兩部書稿,臨終前托付給她。然而，一個退休女教師，有什麼能耐可以順利地推出一一姑且借用時下出版界的一個常用詞一一一個已故的非名人的文集?七八年過去，書稿只好這麼擱著，而且恐怕還得繼續這麼擱下去，就當是王先生留給家人，乃致世人的一份關於生活的證詞罷。
\"千古文章未盡才\"。我為王先生未能在生前施展他的抱負和才識深感痛惜。就說眼下的這部《中國文字獄》字數不多，卻是提綱挈領，脈絡清楚，歷史上的大關節都說到了。在這之前，還沒有一部用了現代語言，橫越兩千年的時間跨度縷述中國文字獄歷史的。黃裳先生的《筆禍史談叢》一經出版，即譽滿天下。同為文禍史，黃著限於清史，且是單篇結集，不像《中國文字獄》這般系統，貫穿始終。黃著是學者的文字，講究出典，作風謹嚴;王著刪繁就筒，深入淺出，但也並非演義式的信口開河，而是淵源有自的。黃著惟以事實說話，王著則是論從史出，時作褒貶，喜怒形於色，自是別具風味。
王先生的書排版在即，取\"劍懸空垅\"的古意，寫下如上一點隨感，就此權當序文罷。
2006年10月 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