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說可能是歪曲，不言說則可能是背叛和掩蓋。
——〔美〕埃利·威塞爾
在人類歷史上，集體屠殺是一份特別沉重的記憶。
惟其沉重，所以從政府到民間，便有了種種不同的反應：常見的是掩蓋和抹殺，彷彿世界上從來不曾發生過什麼血腥事件；還有就是隔岸觀火，甚或當成軼事來議論，超然得很。願意守護這份記憶如同守護遺產，主動承擔責任的人畢竟是極少數。
德國就是如此。
從納粹上台，開始迫害文化人和異見者，到建集中營、毒氣室以成批殺害猶太人，發動二戰，以致第三帝國的覆亡，整段歷史，夢魘一般壓在全體德國人的心上。
一個無法迴避的問題是：沉默，抑或言說？
尤其是對猶太人的大屠殺。比較戰爭，它的殺人方式是空前絕後的，帶有更為露骨的反人道的性質。然而，在進行期間，它並沒有引起世界的注意。對猶太人的歧視和排斥是世界性的。二戰結束後，大屠殺事件緊接著被淹沒在戰爭的廣漠的火山灰裡，連紐倫堡審訊，也沒有特別強調過這個方面。五十年代美國的猶太人協會，就很難為紀念大屠殺死難者籌集資金；那時候，有關的史學著作也很難得到出版。到了六十年代末，情況有所改變，關於大屠殺的記憶，通過各種形式如論文、書籍、紀念碑、博物館而被強化；僅華盛頓的大屠殺紀念館，每年參觀人數便達二百萬之多。德國總理勃蘭特於1976年出訪波蘭時在猶太受難者碑前下跪，作為一個歷史性鏡頭，可以算是人道和正義的勝利的象徵。然而，這個動作，距離事件的發生已經過去了整整三十年！
三十年間，有多少倖存者在痛苦的回憶和孤寂的期待中死去！有多少罪惡的證據在大量亡失！隨著時間的推移，事件在理性的複製中已然大大走樣，又有多少新的罪惡，在這個長久地質疑和藐視人類良知的過程中得以滋生！
讓歷史蒙羞的，無疑地，首先當推德國政府。它通過控制大小行政機關，重要的還有學術和教育機構，對歷史問題進行有目的的存封、扭曲或轉移。在西德，受國家獎勵的歷史研究，其中有一條原則，即對納粹主義這一論題必須以1945年為界，至少以1950年作為肅清納粹運動的截止期。他們不容許第三帝國與西德之間存在任何歷史連續性，不容許留下關於犯罪的集體記憶的種子，像摩根索傳說中的那樣，把德國變成一塊土豆地。學者和教育家居然充當了與政府合謀的欺騙性角色。史學家否認奧斯威辛事件的真實性，還出現了所謂「相對化」的論調。在五十年代，揭露普魯士軍團主義的野蠻行徑和俾斯麥政權的獨裁統治的內容，已不再見諸課堂討論；到五十年代末，有關猶太人的歷史以及反猶太主義的題目，也幾乎在教科書上消失了。這些人物，或者將納粹專政時期簡化為一堆日期和戰事，總之是無礙的符號，或者僅僅將恐怖當作他人罪責的證據，以表明自己的無辜。心理學的材料表明，在西德的檔案館中，關於納粹子女心理問題的文件充其量只有二十份；心理學家們在六七十年代蜂擁而起，幫助廣大同胞共同忘記過去，以求得一個民族的永久的安寧。
官方機構聲稱調查一個家庭的歷史是不可能的事。事實上也是這樣。幾年前，中國翻譯出版過兩本關於德國青年一代的採訪錄，一本是《生而有罪》，作者為奧地利著名記者彼得·西施羅夫斯基，採訪對象是納粹子女；另一本是以色列一所大學的心理學教授丹·巴旺的《恐懼與希望》，其中採訪的，卻全是納粹迫害和屠戮的對象，那些倖存的，逃亡的，或是從歐洲移民以色列的猶太人子女。兩位作者都在努力搜集在大屠殺的陰影之下，「代與代之間延遞」現象的材料。西施羅夫斯基回憶說，他的採訪，往往被納粹子女拒之門外，以致不得不一再改變提問方式，比如將一些人的父親稱為「納粹時代的活躍人物」或「政治上的捲入者」，有時甚至許諾通過採訪洗刷其父輩所受的指控，以使採訪順利進行。巴旺教授瞭解到，在一千一百位德國人的抽樣調查裡，有半數不知道自己的祖父母在第三帝國期間的生活情形。可怕的是，官方向民間隱瞞，家庭向社會隱瞞，父母向後代隱瞞，全國布著一張隱瞞的大網。罪惡和黑暗，就在這中間蟄伏下來，獲得長期的可靠的保護。
德國人普遍希望贖罪與懺悔有一個結局，渴望「終點時刻」。納粹人物固然不願意看到自己的劣跡做無限期的展覽，連受害人也害怕舊日的噩夢不時闖入到現實生活中來，雖然事實上無法消除恐懼，傷痛，那種被人連根拔起的感覺。官方人物則積極主張向前看，他們借口振興民族，理所當然要求一切從頭開始；從實質上說，無非是強化現政權的威權而已。僅僅為了維護統治集團的私利，便不惜犧牲事實和真理，而以幾代人對歷史的無知為代價！
在考維爾一處屠殺猶太人的地方，刻著《約伯記》的銘文：
哦大地，
請別覆蓋我的鮮血，
讓我的呼喊永無停息之所。
血跡斑斑，沉默抑或言說？
苦難未必一定喚起反抗，也可以因此陷於沉默以致淪亡。在世界歷史上，抱持了沉重的屍體而默默淪亡的民族並不在少數。德意志在兩次大戰中慘敗之後，仍然能夠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者，首先就因為有人言說。如果不能言說，即使憑著科技興國，這樣的國家還有人文的溫暖嗎？納粹時代的德國，其生產力的發展是足夠可以誇耀的，但是一個狂想而冷酷的國家與個人的幸福有什麼關係呢？「沉默可以造成一座時間墳墓。」西施羅夫斯基感歎說，「整整一代人彷徨於外部新生的民主現實和家庭舊日的法西斯理想之間，沒能消化歷史，並因此難於鍛造新的民族個性，使歷史的重演成為不可想像的事情。」與其使言說保留了歷史，毋寧說是消化了歷史；惟其有了言說，通過同一種民族的語言，修通代與代的隔閡，而使人類的良知與道義感永久地處於戒備狀態。
對於因為罪惡和恥辱而迫切需要反思的民族來說，言說成了知識分子的天職。有意思的是，他們同政府官員一樣，經常地提到「民族」的字眼。但是，不同的是，民族之於他們並非屏風，而是旗幟。這樣，在如何影響一個民族的現在和未來方面，知識分子勢必要對政府，對社會，包括對內部的主張遺忘的勢力做鬥爭。
1976年，美國出版了一部題名《寬恕》的書，作者是有名的西蒙·威森塔爾。他在上個世紀四十年代的頭五年，分別在幾個集中營裡度過，直至戰爭結束，夫妻二人共有八十九名親戚死於納粹之手。1946年，他與其他三十名集中營倖存者一起，共同創立猶太曆史文獻中心。成立期間，中心先後將一千多名納粹戰犯移交法庭審判，這個作著堅忍不拔的努力的人也因此獲得多項獎勵，後來以他的名字在洛杉磯建立了又一個中心。他是不忘言說的，其實他的全部工作都在於言說。在《寬恕》的開頭，他講述了他在集中營的一次親身經歷，並問如果處在他當時的位置上，也即作為集中營的一名囚犯，你將會怎樣做。他以此向許多神學家，政治領袖，作家及年青一代徵求答案：是否應該寬恕？
回答是形形色色的。作者提出：遺忘僅僅是一個時間問題，而寬恕卻是涉及個人意願的行動問題。事實上，所謂寬恕，往往成為罪惡的庇護所。另一位倖存者，著名作家埃利·威塞爾尖銳地指出：劊子手時常要殺戮兩次，第二次是在他試圖抹去他罪行的痕跡之時。在伯克、雅諾夫斯卡和特雷布林卡，在死者被殺害的地方，屍體被掘出來燒掉，連骨灰也被散盡。他揭露說，劊子手的目的是要把他逐出歷史；更惡劣的，是要從他們那裡奪走他們的歷史，要阻止他們的生命和死亡成為人類記憶的一部分。「不記憶就等於做了兇手的幫兇：無論誰促成遺忘，便完成了殺人者的工作。」然而，這些敏感的倖存者發現，德國人並不願意讓他們的罪惡被記憶。老一代的德國人沒有為新一代的德國人鋪平道路，他們諱莫如深，實行不爭論主義，把幾乎所有沾有血漬的問題都堆積在自己腳下，成為障礙，使後來者無法前進。
保衛記憶的鬥爭變得十分艱難。其中，最令人難堪的是作為言說者的知識分子背叛了自己，站到政府一邊，壓迫自己的同行。著名小說家托馬斯·曼流亡到了美國，戰時曾經發表系列反戰演說，戰後撰文抨擊祖國德國，說它是人類無恥、邪惡的典範，與此同時，率先提出德國民族要正視自己的罪行的問題。他批判國民性，認為德國人負有「集體責任」，其中包括知識分子。他表明，在他的眼中，凡從1933年至1945年在德國出版的書籍都寡廉鮮恥，散發著血腥味，應當統統銷毀。面對國內以「內心流亡」為自己的卑怯行為辯護的立論，他公開發表文章，聲明拒絕回國。為此，引起眾多作家對他的攻擊。另一名流亡學者漢娜·阿倫特，作為「猶太文化復興委員會」的領導成員，因為揭露了二戰時歐洲各個猶太人社群領袖與納粹合作的事實，結果猶太知識界的許多朋友和她斷交，以致成為猶太社會的棄兒。在西德作家中，伯爾是罕有的堅持批判立場的人物。他不斷攻擊德國，聲言和藝術打交道的人不需要國家。對於納粹大屠殺的歷史，他明確表示說，「他們造孽太深了，認罪的只是一小撮的人，大多數人欠下的血債，到今天還沒有償還。」因此，他有志於創造「廢墟文學」，在苦難被壟斷、被利用、被粉飾的今天，勇敢自由地言說。然而，正是這種傷痕文學，以它的誠實遭到了人們的責備。一部分作家滿足於做「著迷於文字的白癡」，長久地龜縮在自我之中，置骯髒的歷史於不顧；可是也有一部分作家據說為贏得個人回憶的相對性，多樣性，正當性，而抵制「封閉」了的集體記憶，力圖改變和否定歷史上的基本事實。面對大屠殺的殘片，一些學者為了顧全自己的學術設計，甚至把倖存者的證詞，關於創傷記憶的許多不證自明的結論稱作「霸權話語」，公然予以拋棄。
語言是脆弱的，但也是善於蛻變的。沉默抑或言說？如果選擇了言說，你會認為通過語言，真的可以傳遞那在本質上恰恰是抗拒語言的東西嗎？僅僅講述了過去，是不是就可以算得既不背叛死者，又不背叛自己？
威塞爾把這種兩難的情形叫作「辯證的陷阱」。對於言說的有效性，他是持極端的不信任態度的。他否認「大屠殺文學」的存在，說雖然大屠殺作為題材已經大量侵入了文學創作領域，但是，結果是沒有一個人見到任何東西。他認為，死者的故事是無法被講述的，而且永遠不會被講述。倖存者說的，實際上是一種陌生的語言，在倖存者的記憶裡，感受與詞語的表達之間，有一道無法逾越的鴻溝。過去屬於死者，而他們的所有的繼承人在有關的形象和回聲裡都不可能認出自己。他幾乎用了絕望的口氣說，「一種有關奧斯威辛的小說不是一部小說，或者它不是有關奧斯威辛的。」然而，即便如此，他仍然堅決地說道：「我知道寫作是不可能的，但惟因其不可能才必須寫作。」
寫作就是記憶。寫作的不可能，就是記憶的不可能。記憶和寫作，在寫作者個人那裡，產生了一種不容褻瀆的神聖性。威塞爾認為，對記憶的複述和闡釋有一個前提，就是：「必須懷有恐怖與顫慄接近它，並且首要的是，懷著羞恥。」這是寫作的惟一依據。如若不然，寧可讓死者安睡，讓倖存者把自己閉鎖在自己的悲哀裡面；也就是說，寧可保持沉默。正如他在《為倖存者懇求一次》裡所說的：
「無視他們，不要說起他們，給他們一些安寧吧！」
2001年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