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什麼？
唯物史觀教導我們說，人是從製作工具，以及運用這工具從事勞動的時候開始，轉身與猴子揖別的。其實，除了勞動，人還必須會思想。所謂思想，自然離不開獨立自主的意識。這是最基本的。倘使僅僅懂得勞動，耕植和採集，充實了肚子，發達了四肢，最後也很難免於陷入牛羊一般的境地。迄今已有半個世紀的傳播歷史的《世界人權宣言》，赫然寫著如下條款：「人人有權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在這裡，生命權和自由權是並列的，不可分割的。不是活著便可以尊為人類。從「溫飽」到「小康」，如果人類只是被當做一種結構性物質，而滿足於生命的維繫，是無法體現存在的本質的。人類是精神的人類。沒有哪一種生物，能夠像人類一樣熱愛獨立、自由和尊嚴。所以，在世界上，凡有人類聚居的地方，都有著同樣含義的成語在世代流傳：「不自由，毋寧死。」
真正的思想，也即自由思想，萌櫱於禁錮、奴役，不自由的現實關係，以及對此痛苦的覺省。沒有先驗的思想。思想是反抗現實，變革現實的，是對於既存秩序的否定。哪裡有一種思想是滿意現狀的呢？除非是統治者——魯迅常常稱作「權力者」，「權勢者」，個別時候也稱「政治家」——的思想。他在一個著名的演講中說到：「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從前的社會也的確沒有人想過什麼，又沒有人開過口。且看動物中的猴子，它們自有它們的首領；首領要它們怎樣，它們就怎樣。在部落裡，他們有一個酋長，他們跟著酋長走，酋長的吩咐，就是他們的標準。酋長要他們死，也只好去死，……哪裡會有自由思想？」納粹有句座右銘式的話：「思想先行，行動緊跟。」這「思想」就不是自由思想。意識形態化了的思想，是不能稱作思想的，因為已然失卻自由的含量。思想是個體的，弱勢的，異質的，非正統非主流的。
人類擁有自由思想是相當晚近的事情，推算起來，最早也當在「後酋長時代」。在黑暗的中世紀，我們已經可以透過十字架的陰影看見：懷疑與信仰共存，異端與信徒並現。思想鋒芒初露，雖然隨即為火與劍的方陣所包圍，卻依然咄咄逼人。僧侶們無法預料，他們以日夜積聚的大量的統一思想的工作，培養出一種普遍的觀念；正是這種觀念，誘使思想者在更為開闊的地帶播撒自由和反抗的種子。及至近世，隨著「權利的時代」的到來，可以想見，思想將會變得何等活躍。至於思想者，當然大可以走出地堡，卸掉盔甲或偽裝，睥睨氣息奄奄的宗教裁判所而自由言說了！
然而，事實上，張捕與逃逸仍在進行，沒有哪一天停止過。有時候，言路特別狹窄，甚至完全被阻斷！
進化論遭到挑戰是必然的事情。社會的進步與否，怎麼可以根據時間的先後論定呢？權力者始終佔據著歷史的主動地位，像他們的父輩一樣，恆定地聽命於「權力意志」；而思想者，卻難免為環境左右，不是慷慨激昂便是憂心忡忡。——角逐的雙方，誰也無暇顧及鐘錶。
近代歷史確乎發生了很大變化。雖然，這種變化，說到底不過是在「原型」那裡作出量的增減而已。隨著大學的勃興、科學的昌明，知識分子勢力迅速膨大；相應地，權力也變得更為集中，打擊的能力大大增強了。阿倫特在名著《極權主義的起源》中，專論希特勒的納粹政權和斯大林的蘇維埃政權，它們都是在本世紀建立起來的。蓋世太保、格別烏、竊聽器、集中營、特別法庭、秘密審訊和處決等項發明，足夠叫中世紀大主教大法官的玩藝相形見絀。在權力者和思想者之間，存在著大量貌似中性的平和的知識分子。到底他們幹了些什麼？他們精心設計的機械、技術，各種關於管理的理論，包括憲法，最大限度為誰所利用？這個問題很難量化，故而長期被懸置起來，無人深究。希特勒是一貫標榜「革命」，信奉「社會主義」的，他曾經弄過一個由總統簽署的非常法令《人民與國家保護法》，其中規定：「在相反規定的法律限度以外許可限制個人自由，限製表達意見的權利，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結社和集會權利，還許可侵犯私人郵件、電報，電話、通信保密權，許可搜查民宅，許可下令沒收財產和限制財產權。」類似的法令是否經由法學家的潤飾，我們不得而知，但它通過剝奪進行「保護」是明顯的，還不能說是完全的赤裸裸。比較起來，斯大林於1936年頒布的蘇聯憲法要莊嚴得多，然而不出一年，就開始大規模的肅反了！
近代以降，權力者對知識者的打擊，主要集中在兩個地方：其一是大學，其一是新聞出版界。凡知識分子成堆的地方，就有可能成為思想的產床。作為中國近現代歷史的轉捩點，五四運動就是來源於一所大學和一本期刊。
赫爾岑的回憶錄《往事與隨想》，對莫斯科大學的情況，有著詳細的記述。這是一所偉大的學校，給世界貢獻出了一批富於頭腦的人物。為了對付他們，政府安置了特務網，還有政法委員會之類。思想與青春結盟是可怕的。希特勒根本不把成年人放在眼裡，貶斥為「迷失的一代」，而致力於毒化和爭取青年，他說，德國青年應當「像獵犬一樣敏捷，像揉過的皮革一樣堅韌，像克虜伯工廠生產的鋼一樣經受過鍛煉」。這些青年什麼都具備，就是不具備思想。1933年4月，政府明令規定大學生必須加入大學聯合會，還須參加四個月勞動鍛煉和兩個月集體軍訓。教師也有統一的組織，主掌管人員進行苛刻的挑選和培訓。1933年至1934年，納粹黨在大學進行了一場清洗運動，有六分之一的教師被解聘或被迫辭職。有意思的是，大部分教授竟公開表態支持政府。著名哲學家，八十年代以來在中國學界產生了廣泛影響的大師級人物，可恥的海德格爾，在弗頓堡大學發表校長就職演講時說。「任何教條和思想，將不再是你們生活的法則。元首本人，而且只有他，才是德國現在和未來的現實中的法則。」斯大林對大學的控制一樣嚴密。在蘇聯高教部的十六個職能司中，屬於思想統制方面的大大超過半數。所有學科的教育為政治教育所籠蓋、所滲透，因為這是不能不服從於制度的總體的集權性質的。
集權主義者無不重視意識形態，重視宣傳。希特勒在政府中首先設立的部，就是國民教育和宣傳部。據說，我們今天使用的「宣傳」（propaganda）一詞，即從中世紀在羅馬設立的傳播天主教信仰的專門機構演化而來。可見，思想以及對思想的控制，都是中世紀的遺產。圖書審查、禁書、焚書，在中世紀已經相當流行了，《禁書目錄》委員會，猶如宗教法庭一樣聲名赫赫。但是，焚書在當時只是零星進行，像納粹德國這樣狂歡節一般的盛況，是從來未曾出現過的。1933年5月10日，時值午夜，成千上萬名學生高舉火炬，遊行到柏林洪堡大學對面的廣場。廣場上，小山般堆滿了書籍，他們把火炬扔進書堆，然後像添加柴禾一樣再不斷地把書往火裡扔。據統計，大火吞噬的書籍多達二萬冊。納粹黨領袖之一戈林對大學生說：「你們幹得好！在這午夜之際把過去的精神付之一炬，這是一次強有力的、偉大的和有象徵意義的行動……」其他的大學城，也相率舉行了「焚書日」。魯迅曾經把國民黨法西斯分子稱作「希特拉的黃臉乾兒」，查查家譜，其實秦始皇爺爺的「焚書坑懦」，倒也不失為偉大的經典之作。只是大不敬的人從來便有，如唐詩寫的「坑灰未冷山東亂，劉項原來不讀書」，就是嘲笑此舉的愚蠢的。在電子出版物相當發達的今天，我們不是有更充分的理由，回頭傲視希特勒及其黨徒嗎？問題是，這些大獨裁者，僅僅憑了他們的無知與專橫，便可以如此一再挑戰人類的尊嚴！
知識分子算什麼東西呢？他們不過是些沙石泥料，既能用來築造輝煌的聖殿，自然也能用來砌做污穢的糞池。為了便於控制，德國在1933年便成立了德國文化總會，下轄文學、音樂、電影，戲劇、廣播、美術、新聞等七個協會。總會章程規定「必須由國家領導」，因此名為群眾團體，實系官方組織；總會及其下屬各協會的決議和指示，對會員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倘使你是文藝家或是新聞工作者，不參加組織或被組織開除，都意味著停止演出或發表作品，甚至連一張購買油彩的票證也弄不到。蘇聯也成立了同樣性質的文藝家組織，時間不早不遲，正好在30年代初，這也算得是歷史的巧合吧。在蘇聯大清洗期間，一批卓越的作家和詩人失蹤了。天生叛逆的札米亞京，幸好提前逃到了國外，不然，即便保持緘默也很難活下來。作家協會對於作家是嚴厲的。它揮舞無形的大棒驅走了左琴科和阿赫瑪托娃，恫嚇怯弱的帕斯捷爾納克，還有固執的索爾仁尼琴，把天才詩人布羅茨基拒之門外，讓他做苦工，流浪，勞改……斯大林以黨內最高的領導地位成了文藝界和學術界公認的權威，許多學術問題，以及與此相關的人物的命運，都必須通過他作最後的裁決。希特勒和他一樣，在德國，也是文化藝術領域的最高仲裁者。他們是敏感的，他們確實有能力從隱蔽的地方發現自由思想的蹤跡，雖然許多時候神經過敏，被自己虛構的影像所欺蒙也是常有的事。拉斯科尼夫從巴黎發出一封致斯大林的公開信，譴責道：「您殘酷地消滅了一批才華橫溢，唯不合您本人脾胃的俄羅斯作家」。巴別爾、皮利尼亞克、科爾佐夫、伽爾詢、梅葉爾霍爾德、特列基亞科夫……那麼多人，死後多年才由官方恢復了「名譽」，但是他們如何死法，廣大同胞迄今一無所知。《大恐怖》一書的作者康奎斯特，於1990年發表關於蘇聯肅反時期的一項最新統計結果，計數如下：
1．1936年末，已被關押在監獄或勞改營中的人約五百萬：
2．1937年1月至1938年12月，被捕者約八百萬人，其中約一百萬人被處決，約兩百萬人死於勞改營中；
3．1938年底，在獄中約一百萬人，在勞改營中約七百萬人。
這些數字，並不包括在農業集體化運動和饑荒中被流放、處決和死去的人，也不包括此後在1939至1953年間被處決、死於勞改營或被囚禁的人數。希特勒說：「恐怖是最好的上帝。我們在俄國人身上就看到這一點。」對於具有自由思想的文化人，納粹當局同樣是成批處理的，開始時好像頗寬容，採取「打招呼」的辦法，分期公佈被開除國籍、成為不受法律保護者的名單。至1938年底，被迫流亡的人達八十四批，共計五千人。愛因斯但、亨利希·曼，托馬斯·曼、布萊希特、茨威格。霍克海默、阿多諾……最優秀的種子離開了德國的土地，唯有少數留在國內，艱難地捍衛內心的自由。
在最恐怖的日子裡，思想和思想者陷身於逃避迫害的途中，卻依然頑強地表達著自己。冤家路闊。自由思想存在一天，逃逸就只能是一種形式，在本質上它是進攻的。活在意大利文藝復興運動中的古希臘精神、觀念與藝術，難道真的是歷史殘留的餘暉嗎？俄國詩人涅克拉索夫為逃避審查官的審查，曾經一度給自己的詩加了副題，當是譯作，於是也就發表出去了。德國雕塑家巴爾拉赫，1927年接受建造大戰陣亡戰士紀念碑的任務，在巨大而莊重的碑石裡，他把戰爭留下的創傷，悲痛和憤怒深深地鐫進去，唯獨缺少政府所要求表現的崇高。當然，這種逃避的藝術、最終還是逃不過納粹的眼睛，1935年，紀念碑被拆除了。中國的魯迅，在「黨老爺」的刀鋒底下寫作雜文，變換筆名，使用曲筆和反語，創造了一個平民戰士與東方傳統和權力社會針鋒相對的壕塹戰術。他聲稱，他不做許楮，他得「躲」起來。「為了保持出思的完整，文章發表前，他說；他是自行抽掉了幾根骨頭，完後再由審查官老爺抽去的。那結果，有時候是連他也預想不到的壞，一篇長文只剩下一個頭。無論對誰，幸與不幸，到底是有骨頭的。思想就是骨頭。
面對無止期的迫害和恐怖，具有自由思想的知識分子，是很少有人堅持到最後的。由自己把思想扼殺於思想之中，這時，唯有這時才開始真正的逃逸。只是在這裡，思想已不復成為思想，而是意識形態，是權力政治的一部分了。二戰過後，愛因斯坦拒絕同德國恢復關係，包括科學機構在內，是有著一個自由思想者的理由的。因為在他看來，「德國知識分子——作為一個集體來看——他們的行為並不見得比暴徒好多少。」思想知識界的這種普遍放棄、逃逸、墮落的行為，帶給一個民族的影響是致命的。所以，流亡在美國的托馬斯·曼，在1945年5月納粹戰敗，舉世狂歡，到處是擁抱和祝福的時候，卻沮喪地垂下頭顱。他借「一個德國人」說出了他深沉的愴痛：「他思忖，這種普天同慶對於德國到底意味著什麼？在經受了這種種磨難之後，她還要度過多少黑暗的歲月，多少無力自省的年代，多少罪有應得的屈辱的日子？當他想到這些，他的心感到了一陣抽搐……」
思想是柔弱的，正如思想者處於無權的地位。如果思想者一旦掌握了權力，或者思想建立了它的霸權話語，固有的自由行程便告中斷了。作為思想，它可以被折斷，但自始至終是正直的；可以被粉碎，卻永久保持著堅硬的質地。只要稱得上思想，你便無法置換它，消滅它。正因為思想能夠這樣以弱質而存在，所以是強的。
但是，在一體化的社會裡，思想和思想者畢竟是一個異數，一個變數，其實是極少數，也可以稱「一小撮」。尤其在一個專制的國度裡，哪怕是開明專制罷，如果「思想者」可以多得像集市裡的商販，樂呵呵地唱賣他的貨色；或者如舞池中的舞者，一意奔逐於主旋律；或者像大街上的巡警一般，威風凜凜，所到之處，秩序井然，那麼作為一種精神界的現象，它是可疑的。
1998年12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