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全部尊嚴就在於思想。
然而，因為思想的緣故，也可以失去全部的人的尊嚴。一個觸目的事實是：迄今大量的思想都是維護各個不同的「現在」的。其實無所謂傳統，傳統也是現在。「現實的就是合理的」，成了萬難移易的信條。這些思想，以專斷掩飾荒謬，以虛偽顯示智慧，以複製的文本和繁密的腳注構築龐大的體系，儼然神聖的殿堂。而進出其中的思想家式的人物，幾乎全是權門的謀士、食客、嬖婦、忠實的僕從。還有所謂純粹的學者，躲進象牙之塔，卻也遙對廊廟行注目禮。惟有少數人的思想是不安分的、懷疑的、叛逆的。這才是真正的思想！因為它總是通過否定——一種與實際變革相對應的思維方式——肯定地指向未來。
未來，是人類的希望所在。
我們說「思想」，就是指向未來自由開放的叛逆性思想。叛逆之外無思想。
思想的可怕便在這裡。羅丹的《思想者》，那緊靠在一起的頭顱與拳頭，不是顯得一樣的沉重有力嗎？因此，世代以來，思想者被當作異端而遭到迫害是當然的事情，儘管他們並不喜歡鐐銬，黑牢，和火刑柱。對待同類的暴虐行為，修辭家叫作「慘無人道」，彷彿人世間真有這樣一條鳥道似的；其實，在動物界，卻從來未曾有過武器、刑具，以及那種種殘酷而精巧的佈置。人類的統治，是無論如何要比動物更為嚴密的。
統治者為了維持現狀，必須使人們的思想與行動標準化、一體化，如同操縱一盤水磨或一台機器。然而，要做到「書同文，車同軌」倒也不算太難，難的是對付肇禍的思想。它們隱匿在每一副大腦中，有如未及打開的魔瓶，無從審察其中的底蘊。倘使連腦袋一併割掉吧，可惱的是，卻又如同枯樹樁一般的不能復生了。置身於枯樹樁中間，難道可以配稱「偉大的衛者」嗎？於是，除了堵塞可容思想側身而過的一切巷道，如明令禁止言論、出版以及集會結社的自由之外，統治者還有一項心理學方面的發明，便是：製造恐怖！
恐怖與恐懼，據說是頗有點不同的。恐懼有具體的對象，恐怖則是無形的。正所謂「不測之威」。究其實，兩者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統治者力圖使思想者在一種不可得見的無形威嚇之下，自行放棄自己的思想，猶如農婦的溺嬰一樣——親手扼殺由自己艱難孕就的生命，而又盡可能地做到無人知曉！
恐懼呵！恐懼呵！恐懼一旦成為習慣，便成了人們的日常需要；如果實在沒有某種可怕的事物，也得努力想像出來，不然生活中就缺乏了什麼東西。就這樣，恐懼瘟疫般肆虐蔓延，吞噬著健康的心靈，甚至染色體一樣相傳不絕。結果，如同韋爾斯所說的那樣，人一生出就成了「依賴者」，絕不會進一步提出問題。恐懼把人們牢牢地抓在一起。為了維護某種安全感，人們必須趨同。只要有誰敢於顯示思想的隱秘的存在，便將隨即招致眾人的打擊和唾棄——「千夫所指，無疾而死」。
思想者是孤立的。除了自我救援，他無所期待。
蘇格拉底自稱「馬虻」，雖然對雅典城邦這匹「巨大的純種馬」有過諷刺，畢竟是一個不太喜歡冒險的人。他曾經說：「如果我置身於社會政治生活中，像一個正直的人那樣總是伸張正義，在任何事情上都以正義為準則，你們想，我能活到現在嗎？」無奈他百般明哲，也無法保存自己，到底被國家的法律和公民的輿論兩條繩索同時絞死了！
臨終之前，蘇格拉底顯得相當豁達。他說：
「我們各走各的路吧——我去死，而你們去活。哪一個更好，唯有神知道。」
簡直是預言！事實證明，所有熱愛思想的餘生者，活著都不見得比蘇格拉底之死更好一些。他死得舒服，至少沒有太多的痛苦：一杯酒而已。而活著的人們，在長長的一生中，卻不得不每時每刻戰戰兢兢地等待可能立即降臨的最嚴厲的懲罰。可怕的不在死亡而在通往死亡的無盡的途中。
比起蘇格拉底，伽利略要勇敢得多。在黑暗的中世紀，「真正信仰的警犬」遍佈各地，科學和哲學淪為神學的婢女；這時候，他無所顧忌地宣傳哥白尼，同時也是自己發現和證實的「日心說」。即使形勢於他不利，他仍然與專制勢力苦苦周旋。然而，到了最後一次審判，他終至被迫發表聲明，宣佈他一貫反對的托勒密的「地心說」是「正確無疑」的；接著，在聖馬利亞教堂舉行了「拋棄儀式」——拋棄自己的「謬誤」！
當他，一個七十歲的老人，跪著向「普世基督教共和國的紅衣主教」逐字逐句地大聲宣讀他的拋棄詞時，心裡當是何等憤苦呵——
我永遠信仰現在信仰並在上帝幫助下將來繼續信仰的神聖天主教的和使徒的教會包含、傳播和教導的一切。因為貴神聖法庭早就對我作過正當的勸誡，以使我拋棄認為太陽是世界的中心且靜止不動的偽學，不得堅持和維護它，不得以任何口頭或書面形式教授這種偽學，但我卻撰寫並出版了敘述這一受到譴責的學說的書……
我宣誓，無論口頭上還是書面上永遠不再議論和討論會引起對我恢復這種嫌疑的任何東西，而當我聽到有誰受異端迷惑或有異端嫌疑時，我保證一定向貴神聖法庭或宗教裁判員、或地點最近的主教報告。此外，我宣誓並保證尊重和嚴格執行貴神聖法庭已經或者將要對我作出的一切懲罰……
最誠實的人終於說了胡話。
雖然他依樣清醒，然而，卻著實害怕了。心理學家說，害怕，是可以習得的第二內驅力。
布魯諾，塞爾維特，接連大批的非自然死亡。在教會的無所不在的權勢底下，像羅克爾·培根和達·芬奇這樣的人物也都只好噤若寒蟬。斯賓諾莎害怕他的著作給自己帶來不幸，這個被稱為「沉醉於上帝的人」，不得不接連推遲《倫理學》的出版，一直到死。沉默是明智的。「沉默是金」。
在意大利，科學沉淪了幾個世紀不能復甦。等到伽利略死後200年，他的著作，才獲准同哥白尼、開普勒等人的著作一起從《禁書目錄》中刪去。這種平反，對他來說未免來得太晚了一點吧？據說，他在公開悔過以後曾這樣喃喃道：「但是它仍然在轉動著！」
有誰能說清楚，這是暮年煢立中的一種自慰，還是自嘲？
至於霍布斯，有幸生於以寬容見稱於世的英國，且文藝復興的浪潮洶湧已久，竟也無法逃脫恐懼的追逮。他在自傳中說，他是他母親親生的孿生子之一，另一個就叫「恐懼」。恐懼，是怎樣折磨著這個天性脆弱的思想者呵！
當時，在英國，王權和國會兩派政治勢力紛爭無已。霍布斯懼怕內戰，寫了一篇鼓吹王權的文章，引起國會派的不滿，不得不逃往巴黎。在巴黎，他寫成《利維坦》一書，抨擊神授君權和大小教會，又遭到法國當局和流亡王黨分子的反對，只好悄悄逃回英國。查理二世復辟後，情況稍有好轉，時疫和大火便接踵而來。教會揚言，所有這一切都是霍布斯瀆神的結果；一個委員會特別對他進行了調查，並禁止出版他任何有爭議的東西。於極度驚怖之中，他只好將手頭的文稿統統付之一炬！
著名的《利維坦》把國家比作一頭怪獸。在書中，霍布斯一面強調君主的絕對威權，人民只有絕對服從的義務；一面卻又承認，當君主失去保護人民的能力時，他們有權推翻他。這種把權力至上主義同民主思想混在一起的做法，很令人想起另一位政治思想家。莎土比亞稱他為「凶殘的馬基雅維裡」，又有人稱他為「罪惡的導師」。的確，馬基雅維裡寫過《君主論》，為了迎合新君主而大談其霸術，可是，如果改讀他的《羅馬史論》，定當刮目相看的吧？何況還有《曼陀羅花》！……
——這就是思想者的全部的命運所在！
即使盧梭，一個天性浪漫的啟蒙思想家，生活在18世紀的空氣裡，不幸地竟也因為愛與思想，顛沛流離了整整一生。他這樣描述自己的境遇：「全歐洲起了詛咒的叫聲向我攻擊，其情勢的凶險，是前所未有的。找被人看作基督教的叛徒，一個無神論者，一個瘋子，一隻凶暴的野獸，一隻狼。」
霍布斯說：「人對人是狼。」這個命題，到底是他深思熟慮的結論呢，還是回想亡命生涯時的失聲呼喊？
如果容許用統計學計量的話，思想者的遺產其實也十分簡單，無非有限數目的著作和一些斷簡殘章而已。然而，有多少人從中辨認過驚恐爬過的痕跡？只要有人向世界顯露了一個帶矛盾性的思想，只消一句「歷史局限性」之類的話，便可以輕鬆地打發過去了！什麼叫「局限性」？怎麼知道前人意識不到他所應意識的東西呢？他們的思想觸角實際上延伸到了哪裡？這裡僅憑文字著作或檔案材料就可以作證的嗎？難道據此就可以大言不慚地說來者已經「突破」了他們？其實，他們當中早就有人說過：「真理太多了。」這是自嘲呢，抑或嗤笑後來的饒舌者呢？只要社會性質沒有產生根本性的變化，專制和恐怖依然籠罩著人們，人們就很難避免不去重複前人的思想。甚至可以認為，對於真理，來者只是進一步詮釋了前人的結論，而不是重新發現。翻開歷史，多少獨立的人走了過來，結果竟無從尋找他們的腳印。誰也無法判斷：那是暴風厲雪所掩埋，還是一面走，一面復為自己所發現的世界所震駭，不得不回頭用腳跟給悄悄擦掉！……
思想的創造和真理的發現是一回事。思想者呵！你們發現了什麼？
法國啟蒙時代有一個叫霍爾巴赫的人，他這樣講述歷史的秘密：「許多思想家都宣傳所謂兩重真理說——一種是公開的，另一種是秘密的；但是既然通往後一種的線索已經失掉了，那麼他們的真實觀點我們便無從瞭解，更不必說有所補益。」
幸而最黑暗的地方也有光，不然太令人失望了。
今天，思想居然有史，至少證明了許多秘密的思想線索沒有完全消失，統治者的恐怖政策決不是絕對可靠的。是的，人們逃避過自由，同時收穫過逃避的果實；但是，當他們一旦驚恐於自己的驚恐，逃避自己的逃避時，一個新的開放社會也就到來了！
1990年6月 午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