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謝徐君，從北京寄來她和朋友們編的遇羅克文集，使我得以重讀《出身論》，以及與此相連的攪拌著整整一代青年的熱血的文字，在嚴寒的今夜。
最早知道《出身論》這名目，還是在三十年前，讀了輾轉傳來的一份皺巴巴的紅衛兵小報；當時，記得是起了深深的共鳴的。在六十年代的舞台上，我曾經做過「牛鬼蛇神」，有過被圍斗和關押的經歷，「不准革命」。在洶湧而至的湍流面前，作為邊緣人物，怎麼能不感奮於為所有被壓抑的心靈呼喊的聲音呢？其實，直到一九八○年，我才從官方的一份權威性報紙第一次讀到《出身論》全文。此時，作者已經同張志新等一起被追封為「英雄」了。一個人一旦英雄化以後，原來閃光的物質，往往會被掩蓋許多；只有當他恢復為悲劇人物，人們才能從黑暗的深隱處看見生命的異質的光華。事實上，不出幾年，記憶中的烈士的鮮血就被沖淡了。正如魯迅說的，是「淡淡的血痕」。再過一些時日，恐怕連這淡淡的痕跡，也將快要消失為一片空無的罷？
單是為此，遺文的出版，就是一件值得稱幸的事。
然而，書的銷售並不見佳。這結局，本來早當料到的；徐君偏不甘心，不惜掛了長途電話，希望我也來寫點文字代為鼓吹。無論對於死者還是生者，我能說些什麼？記起魯迅在介紹德國女版畫家珂勒惠支時寫下的一段話，不禁頓增了無語的悲哀。他說：「野地上有一堆燒過的紙灰，舊牆上有幾個劃出的圖畫，經過的人是大抵未必注意的，然而這些裡面，各各藏著一些意義，是愛，是悲哀，是憤怒，……而且往往比叫了出來的更猛烈。也有幾個人懂得這意義。」我懷疑，最後一句是硬加進去的，恰如他給小說《藥》的末尾平添的花環一般。
他是絕望的。
我曾經這樣問過一位大學歷史系的青年教師：「你可否解釋一下，什麼叫作『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想不到他像小學生碰到了微積分問題一樣，瞠然不知所答。
二十餘年畢竟已成過去。許多流行的名詞、口號、徽章、儀式，已經不復存在於公共空間和日常生活之中。只要怯於言說，歷史就只能剩下一排空車廂。我讀過一些外國書，像《受害的一代》、《生而有罪》等紀實性作品，或者像《我兒子的故事》一樣的虛構類作品，知道沙俄時代的貴族和軍官的子女、富農和「反革命」的子女、猶太人的子女、黑人奴隸的子女、甚至納粹的子女，他們帶著父母的不容置換的血統，如何屈辱地掙扎生活在蘇聯，在德國，在殖民國家，在充滿歧視、凌侮、殘暴、專制和黑暗的土地上。我所以知道，是因為在他們中間，畢竟有人敢於說出罪惡的秘密；在世界上，畢竟有一些上帝的子女，懷著悲憫的心情關注著他們，探尋著他們，記錄著他們。他們如此珍惜自己的經歷、別人的經歷——廣大人類的苦難記憶。在中國，有哪一個用筆工作的人，曾經給予「黑七類」的子女——因為一道「最高指示」，便衍生出一個更漂亮其實更帶侮辱性的名詞，叫「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以同情的一瞥？誰還記得起他們？整個國家，在以每年十餘萬種的繁殖速度累積的出版物中，至今沒有一種是以他們的命運為主題的社會學專著，哪怕文學專著！
然而，「出身」這東西，就像一塊長長的烙鐵燙在這些人的心上，劇痛和流血永無止期。從1949年到1979年，僅此計算便橫跨了三個十年，這是一個何等深重的傷口！這批先天的罪人，從識字開始，就害怕填寫各種與出身有關的表格。在一生中，他們遭遇了太多的障礙：參軍、招工、「提干」、求偶、進大學……一代又一代，像一群吃草的動物，天性馴良、柔弱，離群索居。在眾人面前，他們總是保守沉默，不願談說自己的親人，甚至迴避自己。生活，由來這樣教會他們認識自己的身份：異類，卑賤者，准專政對象。等到文化大革命起來，就又多出了一個稱謂：「狗崽子」。他們期待我們什麼呢？為什麼要期待？難道真的存在著「人類之愛」？什麼正義和良知，它們在哪裡？有誰能說出它們在哪裡？
一個叫遇羅克的說了！
這個孱弱的青年，內傾的青年，二十出頭就開始變得駝背的青年，如果不是屬於他們當中的一分子，不是過早地失去那麼多，不是有著數倍於同代人的折磨一般的思考，他有勇氣說出他意識到的一切嗎？
他終於說了！當他伸手在《中學文革報》上點燃第一支火焰，那逆風千里的氣勢，頃刻間便驚動朝野。人們排著長隊購買它，閱讀它，讀者來信從全國各地像雪片一樣飛來，以致郵遞員不堪負載，要他的夥伴蹬著三輪車到郵局領取郵袋；袋裡的來信，每天都有幾千封。《出身論》！多少怯弱的心靈因它而猛烈地跳動！多少陰鬱而乾涸的眼睛，因它而淚水滂沱！多少繃緊的嘴唇因它而撕裂般地號啕不止……
在那個瘋狂的年代，遇羅克不免要使用一種近乎狂熱的語言，表達屬於自己的思想。但是，他抨擊的目標是明確的，那就是老紅衛兵鼓吹的「血統論」，中國式的「新的種姓制度」。這是抗議的聲音。他為他廣大的同類向社會吁求，從「形『左』實右反動路線」那裡要回來應有的權利：平等的權利，「革命」的權利，用當時規範的語言說，就是背叛自己的家庭、保衛黨中央、保衛毛主席、參加紅衛兵的權利。
後來，我讀到了美國的《獨立宣言》，法國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讀到了盧梭、洛克、潘恩，我才知道什麼叫作「人」，什麼叫作「人權」。不曾擁有人權的人算什麼人呢？法國人勒魯在為百科全書撰寫的關於平等的詞條中說到，公民平等和人的平等是兩個彼此不同的、互不依賴的觀念，前者只是後者的一個殊相罷了。也就是說，僅僅要求公民平等是不夠的。他的結論是，要確立政治權利的基礎，必須達到人類平等；在此之前，根本沒有權利可言。人人生而平等，這個現代人權觀念，大約已經寫進各個民族國家的憲法裡去了。然而，我們——連這個詞也是虛構的，因為實際上只有遇羅克一個人——到了二十世紀六十年代，還得為出身問題辯護。《出身論》說：我們是一批齒輪和螺絲釘，一模一樣的齒輪和螺絲釘，並不生銹，讓我們回到革命大機器那裡去吧！
可憐的遇羅克！
他說的僅僅是這些。僅僅為了這些，當局便如此結束了一個人的生命；而一個人，僅僅為了說出這些，便如此獻出了青春的生命，唯一的生命。
在紅衛兵運動進入高潮的時候，我的一位「右派」老師見到我，這樣向我講說達爾文的進化論：「人第一要能生存。要生存，就必須適應環境，不然就要被淘汰掉。至於改造，那是退一步的；因為沒有適應，也就沒有了改造。」可是，已經適應了的人還會想到改造麼？後來挨了批鬥，才知道老師的話，原來是經驗之談。關於國民性，我們說過許多，要而言之，其實無非「適應」兩個字。原先在哪裡，現在當然一樣在那裡，——這就是傳統。
我們極力設法適應社會，從不要求社會適應我們；我們的所有個人為社會盡義務，從不要求社會為個人盡義務。所謂人權，本來是包含了社會的義務在內的。可是，在什麼時候，我們曾經強迫過社會就範呢？
遇羅克，我們這一代的佼佼者，只要比較一下文集中的日記和文章，就會知道，這中間有著多大程度的區別。只要他跨出個人的房間，就會立刻變得拘謹起來。在日記裡，他是一個懷疑論者，十足的思想者和革命者；而在公開發表的文字中，總不免要蒙上一具庸人的面具。他那麼認真地劃分「階級論」和「唯成分論」的界限，指斥工作隊抹殺了「階級路線」，認為所有的青年都不能放棄「思想改造」；他以極其時髦的語言，鼓動自己的同類握緊「戰無不勝的思想武器」，起而捍衛「革命路線」，緊跟一個人干革命。這就是「重在表現」的全部。什麼叫革命？它首先是千千萬萬個人的內在風暴，是合目的性的出路要求，是源自底層的巨大的歷史變動。「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從國家政要到草野小民，誰能確切地知道道路最終通往哪裡？所謂「革命」，不過清掃一下塔樓而已。我們亂哄哄地幫忙清掃，然後有秩序地下來，回到原來的所在，一個依然滿佈污泥濁水的地方。革命，或者變換了溫和的口氣叫改革，無疑是一種主體行動，然而始終外在於我們。革命成了主體。我們匍匐在它下面，以奴隸的語言乞討被接納的資格，然後從這資格出發，去替恩許給我們以資格的人或神，謀取他們所需要的一切。我們是誰？我們是狗崽子或者不是狗崽子有什麼區別呢？臨到最後，我們仍然遭到了拒絕。
人是一種烏托邦。人應當有無限發展的餘地，但起點是有限的：生命，自由，追求幸福或反抗壓迫。惟其是有限的、基本的，因而是最高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所謂人權，稱指的是個人權利，而不是集體的權利、社會的權利。現代人權觀念意味著個人權利永遠處於優先的地位，無論什麼時候，都不容許借用「集體」、「人民」、「社會」、「國家」的名義，將它犧牲在某一個人或集團手裡。的確，權利觀念承認對權利的一定的限制，但限制必須受限制，而不能隨意地，也即無限地擴大到足以吞噬權利的地步，尤其是生命權。
然而，社會是強大的。權力無所不至。作為受難的一代的代表——遇羅克，隨著思想自由的喪失，竟是極其輕易地把生命權給失掉了！
遇羅克要做「革命者」，結果成了「反革命」。這是一個嘲諷。社會以不可違抗的意志翻雲覆雨。我們的尊貴的學者總是詛咒革命，對於這樣一個滅絕理性的社會，居心叵測的社會，草菅人命的社會，除了革命，在你們所有寬容優雅的療治方案中，有哪一個方案可以使我們免於恐怖？
革命總是無法預期發生。在沙漠中醞釀一場雷暴雨也許容易，要在缺乏一定濕度的人文空氣中爆發一場革命，則實在太難。世界革命是近代的事情。在中世紀以前，為史書所記載的所有的暴力行動都只能是造反、暴亂、政變，並非革命，如果沒有但丁和薄伽丘，沒有藐視教會的路德，沒有多疑的笛卡爾，沒有處心積慮引導人們把自己看作唯一合法的主人的盧梭，就沒有法國大革命。什麼叫「近代」或者「現代」？因為在那裡有人的產生。首先，這不是一個時間概念問題。如果沒有人，沒有人的生存空間，現代也可以退為野蠻的往古的。真正意義上的革命，都是帶有現代性的，為人立法的，是人的革命。革命只能給我們帶來自由和平等，帶來合乎人性的新秩序，而不是相反。
遇羅克反駁「血統論」時，曾經辯護說社會影響超過家庭影響，這是正確的。正因為如此，人要成其為人，就必先改造社會。但是，他接著說，「我們的社會影響是好的。」好在哪裡呢？「血統論」在一個共和的國度裡居然成了問題。從四十年代開始，我們批判「人性論」；直至八十年代，人道主義仍然大倒其霉，不是異端的理論，就是「偉大的空話」。在一個普遍缺乏人權觀念和個人道德的社會裡，革命將從哪裡獲取它的資源？遇羅克，一個富於革命熱忱的年輕的思想者，結果為一場號稱「史無前例」的「大革命」所扼死。應當說，這是合乎邏輯的。
可以肯定，一個連生命權也得不到保證的時代，無辜的死者絕對不只一人。正當遇羅克飲彈死去的同時，大批的黑七類及其子女，在光天化日之下迅速陷入死亡，有如一場鼠疫。我的熟人圈子本來十分有限，其中，便有不少人死於這場無妄之災：有槍殺的，有用棍棒打死的，有捆綁了推到河裡淹死的，有活埋的，死後往往不見屍首。「革命」之前有法制，「革命」之際有權威，為什麼都無法制止如此慘無人道的行為？長期以來，我們接受的惟有獸的教育，沒有人的教育。仇恨和殺戮是受到鼓勵的。我們只知道「階級敵人」，不知道他們是「人類夥伴」，不懂得愛他們，甚至根本不懂得愛。生命是同愛連在一起的。在這個世界上，既不被愛，也不能愛，遇羅克居然還會想到要一張叫作「革命權」——其實是政治參與權——的入門券，現在回頭看起來，未免太奢侈一點了！
此時臨近除夕，在這個最深最黑的夜晚，讀著遇羅克當年寫下的灼烈的文字，想著他存在或不存在的意義，心裡是無邊的荒寒……
據說，當今社會已經消滅了階級，那麼《出身論》將繼續以檄文的形式，還是以文獻的形式出現？其中的原則是永存的，抑或只配封存於歷史的記憶？那許多具有時代特徵的話語，當變換了新的語境之後，是否仍然可以找到相對應的說法？在人類解放的道路上，我們到底走了多遠呢？
「夜正長，路也正長。」我的腦際不斷纏繞著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的結尾，眼前像有一個影子，漸漸向我走來。我看清了那是遇羅克。他那麼孤獨。他走在同時代人的前面，卻又始終被西方世界拋在後頭。他越來越近地走向我，彷彿是一種提醒或催促，蒼茫間猛然記起他的詩句來：
千里雪原泛夜光，
詩情人意兩茫茫。
前村無路憑君踏，
路也迢迢夜也長！……
1999年2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