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夜，我突然焚燒一般地想念起一個人。大半年過後，心裡還燃著余焰，偶而遇到關於思想文化一類問題，還會凜凜然地升騰起來。
大約這同當時手頭的一部翻譯小說有關：《中午的黑暗》。這部小說的譯者，與著名的《一九八四》的譯者恰好同為一人。兩部小說的主題的相關性，使我確信，它們對於譯者來說定然出於某種選擇，而不是意外的巧合。但當聯想起歷史性著作《第三帝國的興亡》，也是由這位譯者領銜翻譯時，不覺大為震驚，因為他的目標實在太明確了。接著，我把書架上的他的其餘一些譯著翻了出來：《古典學》、《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蘇格拉底的審判》；我發現，在這中間，埋藏著的是另外一條思想線索。魯迅曾經說過，翻譯這工作相當於「偷運軍火」。當今的這位譯者，不正是沿著在前頭仆倒的精神戰士的道路，繼續摸索著行進的嗎？於是，在寒風呼嘯的夜晚，我彷彿看到有一個人，擎著火把，把一小批又一小批炸藥艱難地運抵古堡……
這個人就是董樂山。
在與邵燕祥先生合編的《散文與人》叢刊上，我編發過董樂山先生的一篇短文，其中拒絕用電腦寫作的固執，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此外，我還曾遵從來信的囑托，為他把另一篇短文轉給南方的一家報紙發表。因為想到給《曼陀羅譯叢》添譯一種奧威爾的隨筆，與董先生之間通過一回電話；記得聽筒裡的話音十分爽朗，宏亮，依稀夾帶笑聲，其實當時他已深陷病中了。然而，我並不認識董先生，他去世的消息還是朋友告訴我的。聽說北京的報紙做過一個悼念他的專版，我也不曾見到。
出於探尋一個精神生命的渴望，我懇請邵先生代為搜集一份董先生的譯著的清單。從邵先生那裡，我約略知道董先生生平的一點輪廓：原來他是一名左翼分子，在1947年脫離組織，這在別樣的人們看來，當然是「向右轉」了；十年過後，果然坐實了「右派分子」的名份，變做了專政對象。這種情形，與《一九八四》和《中午的黑暗》的兩位作者的身世不無相同之處。建國以後，他一直在新華社，主要從事《參考消息》的編輯及翻譯工作；至於譯書，應當算是餘事了。
邵先生寄來的書單是李輝先生開具的。隨後，李先生還特意把他為《董樂山文集》寫的序文寄了來，加深了我對董先生的瞭解。對於一個畢生從事文字工作的人，生命的根本依據便是文字。關於翻譯，僅以董先生撰寫的《英漢美國翻譯社會知識辭典》這樣一種工具書來說，他就足夠有資格被稱為「翻譯家中的翻譯家」，何況，還翻譯了那麼多著作。特別是史著、學術著作和政治性小說，它們構成了董先生的靈魂，使我們從中國翻譯界的濃密的灌木林中，一眼便能瞥見一棵傷殘而傲兀的大樹，以鐵似的干子，直刺奇怪而高的天空。
《第三帝國的興亡》是董先生在新聞工作之外的另一種翻譯的起點。
這部三卷本的巨著，從六十年代初動手翻譯，七十年代末出版，中間橫隔著文革十年。在這個紅色恐怖時期，身為「右派」，處境的惡劣可想而知；然而，他和他所邀約的倒霉的夥伴竟然決心推舉這塊巨石。為什麼呢？是不是因為譯者從喧囂一時的野心家、陰謀家、專制主義者身上，看到了當年的納粹黨徒的影子，在「大樹特樹」，蠱惑群眾，絕對服從，種族歧視，以及其他滅絕人性的行為方面過份肖似？是不是書中對元首直到所有的法西斯分子的暴露，給了已然失去自由言說的權利的譯者以詛咒的快感？第三帝國的覆亡本身難道還不足以提供一種信仰、一種眼光、一種力量嗎？「人民還活著。土地也還在。但人民卻茫茫然，流著血，挨著餓。當冬天到來時，他們在轟炸的劫後殘垣中，穿著破爛的衣服不停地打著哆嗦；土地也一片荒蕪，到處是瓦礫成堆。曾經企圖毀滅其他許多民族的希特勒，在戰爭最後失敗的時候也想要毀滅德國人民，但與他的願望相反，德國人民並沒有被毀滅。只有第三帝國成了歷史的陳跡。」一個帝國的崩潰，其影響是世界性的。整部譯著迴響著這種震動，同時，我們也分明聽到夾雜其中的譯者的激烈的心跳聲。董先生起意翻譯這部巨著，我猜想，決不會僅僅展示一下西方歷史的陳舊地圖；最初的動機，恐怕還是借了物理學的折射原理，反觀東方的現實。在令人窒息的日子裡，為了把一個希望的信息傳遞給中國讀者，譯者當付出多少堅忍的熱情，作著怎樣掙扎般的努力呵！
文革幸運地宣告結束了。正當知識界為「第二次解放」而歡欣鼓舞之際，至少在名義上已經給平反了的董先生，開始翻譯英國作家奧威爾的《一九八四》；八十年代中期，接著譯完了英籍匈牙利裔作家庫斯勒的《中午的黑暗》。這兩部小說的翻譯，實際上是翻譯《第三帝國的興亡》的工作的繼續。
《一九八四》是一部寓言體小說，同札米亞京的《我們》和Ａ·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一起被並稱為「反面烏托邦三部曲」。社會批判的色彩是明顯的。在小說中，世界分為三個超級大國：大洋國、歐亞國和東亞國。「大洋國社會的根本信念是，老大哥全能，黨一貫正確。」主人公溫斯頓·史密斯就在大洋國政府的真理部工作。所謂真理部實際上是謊言部，正如和平部是戰爭部，友愛部是鎮壓部，富裕部是匱乏部一樣。溫斯頓的日常工作是製造謊言，塗改歷史，抹殺人們的記憶。周圍處於「思想警察」高度監控下的恐怖氣氛，以及人們工作的性質，都是為他所痛惡的。在此期間，唯一能夠讓他享受生命的歡愉的便是與同事裘莉亞之間的愛情。但是，即使他們總是設法秘密接觸，仍然逃不出組織的巨掌，終於被捕。在獄中，溫斯頓經過種種精神酷刑，證實了「洗腦」的效果：「他又回到了友愛部，一切都已原諒，他的靈魂潔白如雪。」就像小說最後說的，「他戰勝了自己。他熱愛老大哥。」關於《一九八四》的思想內容，董先生在譯序中概括道：「作者所描述的未來社會實際上是當時（即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法西斯極權統治的進一步惡性發展：人性遭到了泯滅，自由遭到了剝奪，思想受到了管制，感情受到了摧殘，生活的單調和匱乏就更不用說了。個人完全成了一個龐大的官僚主義化社會中的一個自動化的機器，尤其可怕的是人性的墮落達到了沒有是非善惡之分的程度。」經歷了文革十年，想必譯者會有一種切膚之痛。到了《中午的黑暗》，「老大哥」變做了「第一號」。小說寫道：「第一號成為主持彌撒的大祭司。他的發言和文章，甚至文風，有了一種絕對正確的教義問答性質。」「第一號的政權玷污了社會國家的理想，甚至像一些中世紀的教皇玷污基督教帝國的理想一樣。革命的旗幟降了半旗。」革命的異化程度是驚人的。小說中的主人公魯巴肖夫同溫斯頓一樣，都是組織的叛逆；但是不同的是，他不是一般的工作者，而是領導者，親自處理過無數優秀的或無辜的分子，正因為如此，對革命的反思也更為深刻。不同於溫斯頓的還在於，他是被處決的，而且至死沒有被改造過來。「三十年代的情況，似乎已是過去的事了，在人們的記憶中，由於同時代人的逐一凋零，也被慢慢淡忘了。但是清洗的陰影，不僅仍舊籠罩著許多國家，而且在這半個世紀中仍舊不斷地到處在借屍還魂。即使在大講『公開化』和『透明度』的現在，許多人仍『心有餘悸』。因為目的與手段的矛盾仍沒有解決，政治權宜仍是行動準則。要消除這種扭曲和畸變對人類的威脅，光明正大地、毫無隱晦地正視這段歷史，讓人民和歷史作出應有的判斷，是任何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的不可推卸的義務。」在譯後記行將寫完時，他給補了這樣最後一個句子：「但願在人類的歷史上，『中午的黑暗』只是艷陽天下一時的陰影。」文章寫於「不問春夏秋冬樓」，時間是1988年4月。董先生的心是廣大的。他的夢想，他的悲憤，他的憂患，在這裡已經表白無遺。
董先生對奧威爾的著作可謂情有獨鍾，在《一九八四》之後，又翻譯了一部三十萬字的《奧威爾文集》。其中有一篇《我為什麼要寫作》，大可以看作是董先生關於翻譯的自白。「我在1936年以後寫的每一篇嚴肅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間接地反對極權主義和擁護民主社會主義的，當然是根據我所理解的民主社會主義。」文章說：「我在過去十年之中一直要做的事情就是使政治寫作成為一種藝術。我的出發點總是由於我有一種傾向性，一種對社會不公的強烈意識。我坐下來寫一本書的時候，我並沒有對自己說，『我要生產一部藝術作品。』我所以寫一本書，是因為我有一個謊言要揭露，我有一個事實要引起大家的注意，我最先關心的事就是要有一個讓大家來聽我說話的機會。」對董先生來說，翻譯相當於奧威爾的「政治寫作」，他是同樣作為一種藝術來經營的。在小說中可以看到，許多地方經由他的轉述之後變得多麼美妙。比如《一九八四》，描述溫斯頓在小組討論時有一句話，他譯為，「很像雄雞一唱天下白時就銷聲匿跡的鬼魂一樣。」語意雙關，真乃神來之筆。
未經改革的體制具有很大的封閉性。由於我們長時期被置於名為「極左」的政治路線的陰影之下，因此得以重現《一九八四》的顛倒世界，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簡直就是「中午的黑暗」。可是，對於這樣一段由權力和陰謀主宰的歷史，我們的文學不是不能表現，就是無力表現，作家在因襲的和實驗的形式中構造的故事，同殘酷的現實比較起來是那麼蒼白，更不要說思想深度了。我們對歷史的判斷，仍然習慣於使用共同的意識形態的框架；我們的思想活動，在官方的結論那裡一動不動地打下死結。偶有意識鬆動的作家，也都學會使用含糊的措辭，在三審制之下，同編輯一起與官方達成看不見的「社會契約」。在歷史面前，我們的文學其實等於交了白卷。正是在這樣一片空白的文學地帶，出現了董先生的翻譯小說；它們的價值，實在遠遠超出於原著本身。
思想者顧准，在九十年代為中國知識界所推重。顧准思考的中心問題是民主問題。對於民主，他是從它的源頭——古希臘城邦制度——導入進行考察的。而這個思路，正是董先生的思路。他們一樣是「傾心西方文明的人」。
在西方現代思潮洶湧而入的時候，中國人普遍表現為一種阻拒和驚恐的態度，就像魯迅所形容的那樣，大叫「來了」，卻不想根究來了的是什麼。為此，魯迅頗感慨於知識界在觀念引進方面的怠慢。大約因為考慮到異質文化對於變革傳統，改造國民性的重要性，所以，他把翻譯工作提高到與創作、學術並列的地位，力倡「拿來主義」，並且身體力行。董先生也是這樣認識而且實踐著的人。他在晚年接連翻譯的幾種理論著作，都是致力於民主與科學的建設的；這時，他已然來到了他所譯的抨擊極權主義的小說的背面。
《古典學》為英人著作，是一部關於西方文化傳統的入門書。作者從現今倫敦市中心展示的一座古希臘神廟的幾塊雕塑殘片出發，講述它們的作用，以及它們的建造者，建築思想和相關的理念，進而擴及美術、陶器、文學、哲學和科技等更廣大的知識範圍。所謂古典學，在這裡，所指不僅包括希臘羅馬構成的古典世界，還包括了對其中共同的問題、故事、疑問和意義的思考。「思考生活在現在的過去，思考生活在過去的現在」，也即是思考我們與希臘人和羅馬人的世界之間的距離，是對我們所在的現代世界的性質的界定。
如果說，《古典學》中的希臘羅馬世界僅僅是一個起源，那麼，《西方人文主義傳統》著重介紹的就是主河道，源遠流長，一直通往二十世紀。在譯著中，董先生對「人文主義」一詞做了很詳細的闡釋，他是主張把它放到人類的自由生存——「人學」的根本意義上進行理解的。針對中國思想知識界的現狀，他批評說：「過去中國雖有兩次西學東漸，但主要由於客觀上的原因，兩次都不深不透，近乎一知半解。最近這次雖然因為新思潮新學說紛呈，著實熱鬧過一陣子，但還未深透就戛然而止，以致燒成了不少夾生飯。不是有著名政治學家沒有聽說過——更不用說讀過——柏拉圖的《理想國》嗎？在反對『言必稱希臘』的時代，這並不奇怪，但發生在第二次西學東漸的今天，這不能不說是一個笑話。至於把民主理解為『當官要為民作主』而猶理直氣壯，那就更加令人啼笑皆非了。」寫這譯序時已是九十年代，而人仍在「不問春夏秋冬樓」。
美國報人斯通的《蘇格拉底的審判》是董先生晚年所譯的又一部著作。
斯通把言論自由的源頭一樣上溯到希臘古典文明時代，他認為，「古代雅典是思想及其表達的自由空前發達的最早社會，在它以後也很少有可以與之相媲美的。」然而，恰恰在這個以言論自由著稱的城市，對一個除了運用言論自由以外，別無武器捍衛自己的哲學家起訴、判罪、處死！在本質上，蘇格拉底堅持的立場是個人獨立自由的立場，也是反民主的立場。通過對蘇格拉底的審判，斯通揭示了民主與自由的矛盾性，民主政體的缺陷及其潛隱的危機。但是，他並不因此而否定民主，而是通過對民主的批判，使之趨於完善。民主是開放的，多維的，兼容的，而不是獨裁者的招牌，多數的把戲；它必須使個人自由棲居其中，成為它賴以長存的基礎。
董先生在譯著中高度讚揚斯通，把他同蘇格拉底相提並論，譽為一樣的牛虻式人物。在董先生筆下，斯通不畏強權，特立獨行，因此不僅不容於當道，而且在主流同行中也被側目而視。但是，他們不得不欽佩他的人格，傾聽他的言論；因為那是「美國新聞界唯一的荒野呼聲」。為了深入地進行有關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理論探索，這位老報人居然在七十高齡之後，開始學習希臘文，目的是直接閱讀希臘哲學原著和相關的史料。《蘇格拉底的審判》便是這個痛苦的自我折磨的結果。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董先生的人生價值的取向；其實，他不也是從很晚的時候才開始急跑步地進入西方人文思想的譯介工作，喊出荒野的自由的呼聲的嗎？
七十年代末，即董先生說的第二次西學東漸時期，譯業逐漸發達起來。最先湧現出來的是文學經典，因為爭奪版權的緣故，拙劣的重譯本至今源源不絕；緊接著是流行小說，西方剛剛問世，這裡就上市了。嚴肅的科學著作卻不多見，尤其是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著作，它們的翻譯帶有很大的盲目性；一些較成系統的叢書，也多從學科方面考慮，而不是從中國社會現實的需要出發。董先生不同。首先，翻譯於他是一種生存方式和表達方式。在特定的歷史環境裡，倘非此不足以張正義，舒憤懣，董先生便不會翻譯史傳、小說、隨筆；由於他是作為一個受難的中國人而存在的，這樣的翻譯，在多難的中國人中間就有了很大的代表性，容易引起共鳴。從所有這些著作看來，董先生並不止於控告和抗議；在情感的投射中，隨處顯示著歷史理性的力量。知識分子角色的自我認知，賦予董先生以神聖的使命，驅使他在有限的餘年，進一步選擇並且翻譯了數種基礎性的思想理論文本。董先生始終是一位啟蒙戰士，所以不同於那些一般的信守「信達雅」的翻譯家。許多翻譯家，哪怕最著名的翻譯家，他們的譯事，都大抵不是出於專業的目的，就是關乎純粹的個人趣味，很少有人做到像董先生這樣跨越專業，以社會改造為旨歸的。在翻譯家那裡，注重的僅僅是閱讀，是知識；在董先生這裡，注重的則是命運和前途，是關於社會人生的大問題的思考。董先生具有高度自覺的翻譯意識，他的每種翻譯，都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不存在偶發性，隨機性，卻有著驚人的穩定性。「我心匪石，不可轉也。」他明白世界的大潮流，更明白中國。天不變，道亦不變，董先生是堅執於此道的。
因此，對於斯通，董先生更多地從薩依德論知識分子所稱的「業餘性」的視角加以評價。「在美國新聞史上，不乏聲譽卓著的新聞從業者，」他說，「但是夠得上新聞從業者典範的，恐怕只有Ｉ·F·斯通一人而已。」接著補充說，「不論別人的名聲是多麼煊赫，事業是多麼龐大，影響是多麼深遠。因為只有斯通所追求的不是個人事業的成就，而是他始終堅信的新聞自由和獨立的原則，因為只有他具有一個新聞從業者應該具有的社會責任感和良心。」在這裡，他把知識分子人格同社會要求結合到一起來了。
在當代中國，誰是斯通？論翻譯界，我知道的是，只有董樂山一人而已。
2000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