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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弄電腦，無緣上網，僅憑可買賣的報刊瞭解世事，實在只好做半個盲人。
《南方週末》編輯小磊一天來電話，說李慎之先生因肺炎住院，已是彌留時刻，快不行了；又告說準備做紀念的事，說是許多朋友都答允寫文章，問我是否想到要寫？我答說與李先生之間沒有私誼，反倒有過兩次「筆墨之爭」，雖然內心始終懷有尊敬，但畢竟對先生知之不多，還是讓別人去寫吧。隔了幾天，突然記起這件事，便撥通《週末》的電話，詢問李先生的病況。適小磊不在，接電話的是詩人楊子，答話似乎頗詫異：你不知道嗎？老人去世已經好幾天了。時間又過去了一周，我仔細查找報章，仍然看不到相關的報道。傳媒的沉默，使我頓時感覺到李先生的份量，心裡隨之變得重墜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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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准文集》出版後，知識界躁動一時。後來見到《顧准日記》，使我從中發現顧准的某種複雜性，深感一個民族的具體的時代環境可以怎樣限制一個人的思想高度，於是寫了一篇短文《兩個顧准》，發表在《南方週末》上。不久，上海《文匯讀書週報》刊出李先生回應的文章，題為《只有一個顧准》，明顯反對我的意見。我接著發表《再說兩個顧准》，反駁了李先生。有關李先生的情況，其實當時已經有了所謂「南王北李」的說法，只是我跟知識界很隔膜，不得而知罷了。記得為此曾經特意打聽過，及致後來讀了《中國的道路》，對李先生的道德文章，才算有了一個較為完整的瞭解。
然而，在這之後，《書屋》雜誌發表了李先生致舒蕪先生的信，卻使我很有點失望。其中諸如否定革命，反對鬥爭，揚胡抑魯等一些重要的觀點，我以為是錯誤的，有害的，於是照樣以公開信的形式寫了駁難的文章，仍投《書屋》。發表前，主編周實先生特意寄給李先生過目，徵求他的意見。李先生隨後給編輯部寫了一封信，周先生在電話裡給我念了其中部分的內容，態度非常友善，毫無反辯之意，只是說我沒有注意到他的關於個人主義主張的一貫性，還特意讓周先生他們轉告，希望我能集中精力做一篇關於個人主義的專論。
從前讀李先生的文章，總感覺到一種「霸氣」，這時，才知道他原來是一位溫厚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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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一生沒有專著，這在所謂的學術界中顯得很特別。我在讀《中國問題》的書稿時，見到李先生親自撰寫的個人簡介，謂是「無職稱，無著作」，說得很坦蕩，甚至有點自得，使我暗暗佩服。這種淡泊名利的態度，在今天的「學人」中間，大約已經不可得見了。
在我看來，李先生其實是重行不重言的那種人，要說言，也多述而不作，要說作，也都以「用世」為任，並不把「學理」懸作最高價值，為學術而學術。他坦承道：「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更不是一個做學問的人」；又說：「我從來不認為自己是一個學者。」他重思想而輕學術，重思想家而輕學問家，這個傾向是明顯的。由於李先生始終關注的是人類存在本身，因此在所有思想中，他最看重政治思想，因為政治是帶根本性的，對人類的自由生存有著直接的影響。他認為，中國人近百年來最難改變的就是政治思想，所以強調說，任何學術必然有一個「政治上的大方向」，政治標準是判斷學術的重要標準。以魯迅著作為例，他把《阿Q正傳》置於《中國小說史略》之上，標準就在於政治思想的貢獻。何謂「政治」？在這裡，政治決非權力或權力者的替身。李先生的解釋很淺顯，譬如是贊成民主與科學呢，還是專制主義呢？這就是政治。所以他會說這是學術的「大方向」，並且確信，只有通過這個方向，才可以看到學術裡面有沒有現代精神。這種認識，在大隊儒雅的學人中間也是少有甚至於沒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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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分子與政治思想相聯繫的結果，便是啟蒙。
啟蒙是一個把「有用」的知識和理念「用」起來，即轉化為廣泛的社會實踐活動的中介性工作。對此，學者的看法當然大為不同。在他們看來，知識本身就是目的，「學理」只能純粹而又純粹。一般說來，他們是看不起有用的東西的，因為那樣未免太俗；要說有用，也只能用於個別的人物和地方，譬如為學術小圈子所激賞，或者做「王者師」。學者的「特殊」就在這裡。所以，看待學者，有時似也不必太迂，以為提出「反啟蒙」，便一定是學理出了問題，於是起而辯正，甲乙丙丁，不一而足。其實，許多標榜學理的說話都是在學理之外的。無庸諱言，李先生大半生都在做「王者師」。從四十年代起，在新華社專事編輯「大參考」，作為「意識形態專家」，把資產階級新聞過濾、轉換以後給高級官員使用；右派生涯結束以後，官至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成為最高領導人的「智囊人物」之一。在他那裡，到底沒有完全擺脫「王者師」的情結。但是，從李先生晚年所做的實際工作來看，他的立腳點已經轉向社會上來了。就他個人來說，這叫暮年變法，是一個了不起的轉折。
他表白說，他最想做一個大學校長，還多次提起「當一輩子中學公民教員」的夙願，想到為青少年編一本《公民讀本》，那意向都在啟蒙。他強調說：「救治專制主義的唯一出路，就是啟蒙，就是以近三百年來作為人類歷史主流正脈的自由主義取代專制主義。」因為志在啟蒙，所以他的論文不像一些學者那樣故作高深，玄之又玄，而是力求深入淺出，透徹明白。像托爾斯泰一樣的大作家，躬身寫作給農民閱讀的小冊子，中國從來是沒有的。至於學術，框架是科學的，問題是社會的，價值是普世的，語言是大眾的，哪一位學者願意做，而且可以做呢？這不僅需要學識，更需要道德和責任。在當代中國，至少我知道，還有一個李先生。
至於有些被稱為「學術權威」者，往往廁身於權力與學術之間，或者像魯迅形容的那樣，腳踏兩隻船，或者將學術徑直轉變為權力。從經院到沙龍到大小會議，他們極力營造小圈子，打進來，拉出去，不惜使用市儈乃至政客手段，趕造傳記，刊布日記，甚至連無名小報廉價吹捧的廣告文字也給塞進去。不學有術，飽學亦有術，學術並用，大抵術大於學。李先生懷抱天下，心志高遠，自是遠離這些趨附權勢巧取名位之輩而安於獨守，恰如《史記》寫他本家李廣將軍的傳贊說的那樣：「桃李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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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准自稱是「西方主義者」。依我看，李先生也是這樣的一個西方主義者。
在中國，李先生是最早意識到全球化問題，並極力倡導全球化研究的少數先覺者之一。在講說全球化歷史時，他指出，蘇聯的解體便是信息全球化瓦解一個封閉社會的結果，可見全球化意涵著波普說的開放社會的理想。在他那裡，現代化和全球化是同一個詞，代表著人類的主流文化，是當前中國面臨的一大課題。
在闡釋現代化的時候，李先生一再強調五四提出的兩個口號：民主和科學。由於一種問題意識的導引，他著重指出，「科技」一詞不能代表科學，正如「法制」不等於「法治」一樣。他說，其實並無科技一詞，這是自造的，是中國「醬缸文化」的表現，缺乏對人的關懷，缺乏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這樣，諸如「科技興國」、「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之類的時行論調，在李先生這裡便成了問題。他有理由作如下推斷：國人對科學與人本思想的關係的認識，並未超出清末民初時期。
關於民主，李先生習慣把它同自由和人權聯繫起來加以探討。他說：「民主的價值歸根到底是個人的價值，所以民主主義者必須要以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他對自由主義特別推崇，多次指出自由主義是「最具普遍性的價值」，「最有價值的一種價值」。據說，直到去世前，他還向人要有關楊朱的材料，尋找個人主義的本土資源。在許多學者那裡，自由與民主是對立的，而李先生總是力圖把兩者統一起來。在著名的1957年，他正是因為「大民主」的建議而成為欽點的「極右分子」，失去長達二十年的個人自由。因此，與其說這是學理上的一種整合，無寧說是出於深受傷害的中國人的錐心之痛，是源自生活邏輯的結論。
自由從根本上說是屬於個人的。李先生說：「自由的要求最終來自每一個人的內心。自由是每一個人天賦的權利。」對於多數人的暴力，即所謂「群眾專政」，對於假民主之名對個人自由的扼殺，李先生始終保持著一種警惕。他認為，自由主義可以有多種解釋，既是一種學說，一種經濟思想和社會哲學，也是一種社會政治制度，但是他更願意從生活態度方面去理解，並且把它視為「正確的公民意識」。這種個人本位的，個人主義的自由，是美國式民主的基礎。李先生承認，他說的現代化與陳序經、胡適的「全盤西化」口號有一定的淵源關係，所以有時也稱之為「西化」，甚至「美國化」。對於現代性以及相關的許多主義的解釋，李先生並沒有像其他學者那樣繞彎子，那樣陷於形式主義繁瑣主義混亂主義的討論；他的解釋，也許被認為並不那麼準確、完整、規範，但是「丹青難寫是精神」，他恰好把其中的精神給把握住了，那就是我們常稱的「人文精神」。而在他的求知和啟蒙工作的過程中，同樣貫穿著這種精神。
也許，正是人文精神，使李先生痛恨專制；更有可能的是，由於深味了專制的荼毒，他才像需要水和空氣一樣需要人文精神。李先生有文章破解「封建主義」一詞，以為在中國歷史上的使用是不恰當的，應改作「專制主義」。此說雖然不是他的發明，但是至少表明了他的關切程度，念茲在茲，刻骨銘心。他敏感於非人性的現象，敏感於封閉、愚忠、奴隸主義，敏感於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權的缺失，多次提到「人的尊嚴」問題；為此，對捷克由作家而總統的哈維爾甚為心儀，讚揚哈維爾是「我們時代傑出的思想家」，「一位促成了後極權主義結束的思想家與實踐家」，指出哈維爾「最大的功績在於教導人們如何在後極權主義社會尊嚴地生活，做一個真正的人」。
什麼叫後極權主義呢？他的定義是：
後極權主義就是極權主義的原始動力已經衰竭的時期。用二十多年前因車禍去世的蘇聯作家阿爾馬裡克的話來說，就是革命的「總發條已經鬆了」的時期。權力者已經失去了他們的前輩所擁有的原創力與嚴酷性。但是制度還是大體上照原樣運轉，靠慣性或曰惰性運轉，權力者不能不比過去多講一點法制（注意：絕不是法治），消費主義日趨盛行，腐敗也愈益嚴重。不過社會仍然是同過去一樣的冷漠，一樣的非人性，「權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
這個社會的最高原則是「穩定」。而為了維持穩定，它賴以運轉的基本條件仍然是：恐懼和謊言。
這是李先生對「蘇東事件」的一個觀察點。他不愧是一個具有世界眼光和歷史眼光的人，沒有被眼前已告終結的具體的事件所囿，而能通過地緣政治，通過人類自由生存的狀況，把一個時代同另一個時代接連起來。
讀到李先生一些歎息衰年的話，或是以自己時日無多而寄希望於來者的話，難免慷慨生哀。但是，就人類的前途來說，他總是能夠持一種樂觀的態度，給人以慰藉和鼓舞。比如，寫到民主社會時，他是多麼地富於嚮往的熱情，他說：「既然歷史已經走到後極權主義社會，那麼也就可以套用中國人十分熱愛的雪萊的詩句：『如果冬天已經到來，春天還會遠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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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先生的勇氣尤其令人欽佩。
理論的勇氣，實踐的勇氣。知識分子是批判的。同學者比較起來，知識分子除了必備的批判性知識以外，還因為問題意識的激發而不斷形成批判性思想，但是，更重要的是敢於言說。勇氣是自由的果實。如果是一個真正的自由知識分子，他必然通往那裡，他知道，那裡決非詩意的棲居。
所以，中國知識界在八十年代有了一道「說真話」的題目。巴金提倡說真話，於是有《真話集》，其實那是小學程度的真話，這種真話用的是記敘文的方式，說的大抵是關於個人的事情，一點回憶，一點感悟。然而，即便如此，事情就已經鬧得不得了了，發表時是曾經給開過「天窗」的。但這並不能說明巴金的真話之真有很高的程度，只是說明我們的程度更低，此前只是「文盲」，幾十年盲人瞎馬的過來罷了。蕭乾也說是要說真話，但提出要修改巴金的「要說真話」的說法，加上「盡量」兩個字，明顯地後退了一步。在關於哈維爾以及別的文章中，李先生恰好也提及說真話。他讚譽王國維、陳寅恪的是「惟真是求」，不與「官學」合流，也不趨時媚俗，「一樣以身殉學術而決不向政治權力低頭」。真話是分層級的。如果說王陳二位的真話不出學術的範圍，那麼李先生的真話則是超學術的；「真」的程度很高，這不是中國的知識分子容易做到的，特別在沉寂的九十年代。
幾年前，接到北京朋友寄來的李先生的一篇文章，記得展誦時已是黃昏，窗外下著大雨，正所謂「滿城風雨近重陽」，讀罷頗多棖觸。後來想，李先生說的唯是大實話而已，何以有如許力量？因而想及一個語境問題。其實，言說的價值有時並不在言說本身，而在它與語境所構成的關係。就說左拉，他為德雷福斯案件而作的《我控訴》，力量在哪裡呢？在道德、良知和勇氣那裡。因為言說以外的這些東西，正是那個語境所稀有的，所以才有了金子一般的價值。可以設想，如果置換了另一個語境，開放，寬容，還有左拉嗎？即使那文字比《娜娜》還要美妙動人，難道便可以於頃刻間動員整個社會來傾聽，並且迅速凝聚了正義的聲音，猶如《我控訴》的一個強烈到千萬倍的回聲嗎？這就是政治美學。李先生是服膺左拉的，他特別喜歡用「愛國者」稱呼左拉，他深知，左拉勇敢地站出來反抗主流，只為自己的祖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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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准說他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李先生則是從集團主義到自由主義。「削肉還母，剔骨還父」。這是一個否定、決裂、棄置的過程，從被迫選擇到自我選擇，無疑地，這是需要更大的勇氣的。
但是，李先生在否定自己的同時否定了革命本身，正如顧准否定直接民主一樣，至於何以如此，確實很值得研究。李先生一面反對專制，一面卻又反對革命。他看到革命蛻變為專制的事實，比如法國大革命，十月革命，國民黨的「國民革命」等等，但是看不到革命作為人民行使自身的權利，是反抗暴政的有效的民主手段之一，惟是肯定憲政建設的主張。他批評魯迅而推崇胡適，即由此發端。李先生說得很好：「憲法是管政府的」，但是被他忽略的另一面是憲法從制訂到實行都是「政府管」的，像國民黨這樣一個「一黨專政」的政府，一個靠「黨軍」和特務統治支撐的政府，一個製造恐怖與謊言的政府，憑一個胡適和幾個憲法學專家就可以把它管起來了嗎？這是在李先生那裡遭遇到的悖論之一。還有一個悖論，是李先生極力鼓吹西化，反傳統，反「國學」，反「亞洲價值」觀，但是又不放棄從中國哲學中尋找科學性，普適性，這是可能的嗎？
所以如此，除了事物固有的矛盾性以外，大約與李先生過去長期作為「王者師」的經歷有關，他晚年背叛自己，努力掙脫自己，卻仍然處在急劇轉變的過程中。或許，惟其因為地位的局限和矛盾的糾纏，致使李先生這個自稱「一直做著『中國文藝復興之夢』的人」表現得更真實、更勇敢、更悲壯。
顧准借用魯迅的題目《娜拉走後怎樣》講說中國革命問題。李先生也是娜拉。在他生命的最後二十年間，出走成了唯一的主題。他終於走了，前腳跨出大門後腳就不準備再跨進大門，然而不幸的是，最後的時刻已經來到。
他倒下了，倒在門檻旁邊。門檻內外都有著紀念他的人。外面的人更多，而且會愈來愈多；我知道，他們紀念他，並非因為他曾經有過尊貴的名份，他不是海爾茂太太，而是娜拉，一個永遠不再回來的娜拉。
2003年5月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