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海是必要的，生命是其次的。
——北歐航海者言
1
當城頭變換了五星旗開始，三十年間，中國知識界幾乎只有兩副大腦在掘進：張中曉和顧准。
一個因思想而罹難，一個因罹難而思想；一個傾全力於批判，一個在批判中建設；一個如電光石火般來不及引燃便熄滅了，一個長期在釜底下自我煎熬。他們中誰也不認識誰，卻一前一後在摸索民族的出口：一個朝東，一個朝西。方向完全不同，由於思想的深度，終至於在黑暗中匯通。
前進是那麼艱難：貧困，飢餓，疾病，孤獨，各種羈限，逼拶和毀損……唯靠良知給個人以支持。對於他們，夜與晝是沒有區別的；綿延中照例地吞嚥書本，反芻苦難，舔滴血的傷口。他們用筆，默默記錄精神潛行的歷程，此即所謂道路。然而，這道路並非為世人準備的，——他們深知，他們是遠離了權力，而且為權力所嫉恨的人。
當知識分子尚未形成獨立的社會力量的時候，任何先覺者的對抗話語，都是大夜中的夢囈。
2
利用知識進行思想，於是成了知識分子的全部工作。脫離思想的知識性操作，其實相當於一般的「活計」，是可以導致知識分子角色的消失的。
沒有平和的思想。
對於傳統社會，任何思想都帶有顛覆性質。所以，真正的思想者，就其本質來說都是異端。他們雖然各各借了文字符號的形式，無聲地顯示單個的存在；然而，一旦破譯出來，仍然無法逃脫「國民之敵」的惡名，從而遭到合理的誅殺。
思想是危險的，無論對於社會，還是思想者自身。
知識分子無力抵抗現實的威逼，唯有進入思想領域，才可以挑起犄角，使用牙齒。
顧准遭到革命的遺棄以後，在這個世界上，再也得不到人類的庇護，包括母親。在同來的道路上，妻子早已自殺。於無助中，他只好伸手乞求兒女們的寬恕，直到死神降臨；可悲的是，革命的新一代並沒有最後跨出站定的門檻。
他需要溫情，那麼渴待；
可是，當轉身面對眾神時，竟只有劍和火焰了！
顧准：「不許一個政治集團在其執政期間變成皇帝及其宮廷。」
顧准：「我還是厭惡大一統的迷信。至於把獨裁看作福音，我更嗤之以鼻。」
顧准：「唯其只有一個主義，必定要窒息思想，扼殺科學！」
史官文化；寡頭政治，大一統，「普遍的奴隸制」；僧侶共產主義，斯巴達平等主義；當代的政治權威和思想權威；流行的「目的論哲學」和辯證法；唯理主義，一元主義，「欽定的絕對真理」……
人與非人的區別是最根本的。思想者顧准，當然無法容忍一個社會對人的全面控制和徹底剝奪。從政體，黨派，主義，到各種價值與方法，他都堅持認為，人們有權獲取選擇和拒絕的自由。
「我憎恨所有的神。」普羅米修士說。
「我憎恨所有的神。」顧准重複說，恍如千年空谷的一個回聲。
3
作為竊火者，顧准處於地下狀態。
思想如同火種，從閃耀的瞬間開始便處於地下狀態。企圖給予流布或竟給予流布，是另外一些人的事情，也許永遠不是一個人的事情。但當思想終於像野火一樣肆意蔓延的時候，它已經脫離了個體，完全屬於大眾社會了。
至於統治集團，永遠不可能產生思想。權力是絕對的，思想是相對的；權力是箝制的，思想是敞開的；權力是守成的，思想是改造的，因而是富有活力的。思想一旦為統治者所佔有，必然變得僵化起來。
西諺云：「播種龍種，收穫跳蚤。」可怕的是，無論如何衍變，個人思想一旦成為社會思想，那結果，常常要改變初衷。
一個新生的、進步的思想遭到普遍的敵意和漠視是可能的；先知往往被釘死。也有陳腐的思想，因為戴了假面而引起宗教性狂熱的時候。
我們畢竟生活在「史前時期」。
在封閉性社會，除了運動與潮流，思想的日常滲透是十分困難的。倘一定要把思想灌輸給大眾而又要避免犧牲，便須演說，辯論，出版小冊子。中世紀宗教裁判所的火堆和十字架是有名的，法國的《百科全書》同樣是有名的。
思想不會停留在意識表層，它將自然沖決理性秩序而進入情感世界；正如暴雨為密雲所孕育，卻終於穿透鳴雷和閃電，重返大地，喚起被壓抑的生命，愛慾與激情。
4
一部《顧准文集》，幾乎言必稱希臘，其實所言並非希臘；正如言不及中國，其實所言全在中國。
「歷史有什麼作用？」大歷史學家布洛赫居然這樣發問。
時間環繞我們，承載且推動我們，而我們常常無從感知歷史的存在。其實，存在於廢墟，古堡，和一些殘篇斷簡之中的歷史只是死去的部分歷史；還有另一部分，那是活的歷史，早經深入現實而成為命運的一部分。因此，當我們提及歷史時，所指就不僅僅是記憶而已。
與其說總結歷史，毋寧說清算歷史。
大而至國家、民族、政黨、教派、領袖人物，小而至經典、訓誡、定理、公式、符號，無一可以逃避後來的清算。傳統愈久遠，積累愈深重，清算便愈迫切。
作為個體思想的最沉實，也最具挑戰性的表達，顧准的著述，乃緣於某種現實的使命。
在相當長的時間裡，他一直用經濟學的刀法解剖社會；當他瞭解到資本主義並非純粹的經濟現象，而同時也是一種法權體系時，便繼續向歷史學、政治學、法學、文化學作突擊般的求索了。對於他，任何工作，任何學科知識，任何文字，都在奔赴同一個目標。他翻譯熊彼得的《資本主義、社會主義和民主主義》，據美國學者海爾布羅納說，該書所以從馬克思開始論述，是因為，「只有馬克思是他真正的對手。」又說，「熊彼得的論點，卓越之處在於他在馬克思的範疇中擊敗了馬克思……」
廣場上的人們，曾經一度為真假馬克思主義而爭吵不休；可是，數年以前，一個歸來的流放者，已經在黑屋子裡暗自鑒定馬克思主義的真假了。
思想的全部力量在於批判。
批判的外向為文化批判，內向為自我批判，二者統一於同一主體。批判不是審判；審判是下行的，而批判是上逆的。顧准的批判對像主要是政治文化，權力文化。他是由文化批判而達於自我批判的，所以，《文集》沒有古代聖者的道德內省，多是信仰的檢討和觀點的校讎。
真理是殘酷的。
真理穿透個人而把許多貌似堅牢的信念摧毀了。任何思想的誕生，必然伴隨著懷疑、困惑、感悟、瞻望的躁動與訣別的痛苦，伴隨著舊日的輓歌。
思想者由於致力於現實鬥爭，一般而言，其結論難以超越某個時段。世道滄桑，人生苦短，多少思想文本被埋沒於地底下，未及聞見聲光，匆遽間便成「文獻」了。這時，有誰可以從發黃的紙頁間感知其溫熱，想像過為此消磨的許許多多於淵默中沸騰的夜晚？誰能為這場無用的戰鬥與無聲的毀滅而悲悼？
5
顧准坦言自己是一個傾心西方文明的人，總有拿西方為標準來評論中國的傾向。其實，這類備受攻訐的「全盤西化」論無非表明：只有借異質性的文明，才能擊破固有的深具整合能力故而滯重無比的傳統結構，而與進步人類相溝通。
魯迅：「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顧准：「民主不能靠恩賜，民主是爭來的。」
與普魯士王室的有學問的奴僕黑格爾的「現實即合理」的哲學不同，立足於爭，其思想維度是指向未來的。
歷史與未來成了現實的兩大參照。
或者可以更準確地說：未來提供了價值觀，歷史提供了方法論。
方法論並非純粹的工具論，不能引進，也不能仿造。方法論與價值觀同在，而容涵了價值觀。
思想的性質是以偏概全的。
戰鬥的思想者幾乎全數偏激，偏到極致。五四時代，「打倒孔家店」的口號即是。然而，一場廝殺過後，戰士紛紛卸去盔甲，換上布袍，以論戰為可懺悔之事；收集舊作時，亦每每因其過激而不惜刪汰。戲劇性的是，運動中總體的戰鬥傾向，復為歷經文化洗劫之後的新一代「學人」所詬病。據說他們的學術要純，要平正通達，要不偏不倚；這樣，思想便死掉了！
集眾的偏，是必須以自由為先導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學術自由、批評自由……
自由是夢中的天地。思想者於是戴著鐐銬，從無邊的荊棘地裡蹣跚至今！
6
人民何為？
顧准認為人民在政治上永遠是消極被動的，在大眾中間，實行直接民主是不可能的。為此，對於馬克思在《法蘭西內戰》中對巴黎公社的肯定，他直率地表示異議。相反，對致力於批判且不善感恩的「精神貴族」，他頗為欣賞；並且建議多加培養，說是：「『貴族』多如過江之鯽，他們自然就『貴』不起來了。」
表面上看來，顧准之論頗近鼓噪一時的「新權威主義」；究其實，他的主張是以貴族消滅貴族，以權威消滅權威。在他這裡，權威不復是絕對的，而是更新的。一言以蔽之，可謂有「權威」而無「主義」。
啟蒙是長期的，因為思想是長在的。
所謂思想，首先應當交付給誰？
思想者從來強調自我承擔。霍克海默與阿道諾在《否定的辯證法》中有一段話說：「我們所疑慮的並非遍佈大地如同地獄一般的現實圖景，而是沒有衝破這種現實的合適機會。在今天，如果還存在著我們可以把傳遞信息的責任交付給他人，那麼，我們決不饋贈給那些『大眾』，也不饋贈給個人（他已無力），而是饋贈給一個想像中的證人——只要他不會與我同歸於盡。」所說「想像中的證人」，其實就是「我」自己。出乎自我，返乎自我，——思想是無援的。
思想者唯以孤獨顯示強大。
古人說「膽識」，膽是先導的。
所以，顧准說到盧梭時，首先讚賞的就不是智慧和靈感，而是勇氣。他重複說到勇氣問題；而勇氣，是直接與實踐相聯繫的。
思想者具有實踐的品格。可以是社會實踐，也可以是思想實踐，即思想返回思想者自身。只要思想著便是美麗的，即使是烏托邦思想。
從理想主義到經驗主義，從詩到散文，顧准燃盡了自己的一生。對於他，人們到處頌揚那最後的奪目的輝光，此時，我寧願讚美初燃的純淨的藍焰。
7
人們常常稱引海德格爾的「返回精神家園」的話，作為人文科學的本質的說明；顧準則常常稱引國人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的話，作為個人精神求索的中心主題。
「返回」與「出走」，是形而上哲學家與形而下思想者的全部的不同。
顧准也是娜拉。
他必須直面「出走」以後的困境。但是，無論如何，他絕不會重新回到老地方，即使那裡有著庸人共享的幸福與安寧。
「出走」是一個人終生的事。
然而，顧准說：「娜拉出走了，問題沒有完結。」
1995年6－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