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性憂鬱的人都憎厭人群，但是，無論如何總得尋找一個人。僅僅一個人，這也就夠了。懸崖上的孤松，多麼嚮往柔潤的雨水能順著枝丫，彎彎曲曲一直深入它的根部；如果終有一天暴雨如注，卻又害怕變成岸柳，——在悠長的歲月中，它早巳習慣於堅硬的岩石與乾澀的砂粒了。這樣，在事實上，它嚮往的只能是一朵停雲。
有一個人來了又去了。這中間停駐了十三年，欲雨不雨，在另一個人的期望中。
人海茫茫。正如在大海中找不到兩朵相同的浪花一樣，很難想像，在人群中會尋到質地相同的兩顆靈魂。
奇跡出現了。
是音樂契合了他們：柴可夫斯基和梅剋夫人。一個創造，一個傾聽。「我們只是在距離上是遠別的，此外我們便幾乎等於一個人；我們對於同一件物事都有同感，而且往往是在同時。」梅剋夫人說。
作為「僱主」的扮演者，收購曲譜的人，梅剋夫人對於音樂生命的質量，要求十分嚴苛；可是，當她提出意想中的曲式和主題要求柴可夫斯基創作時，卻不忘以女性特有的關懷，喚醒音樂家倦睡的樂思。樂曲完成之後，她那麼陶醉於豐美的旋律，仍然不忘報以由衷的讚美，讓創造者及時贏取創造的快樂和驕傲。
日日夜夜，梅剋夫人的精神深處，到處回應著柴可夫斯基的音樂。她熟悉那裡的每一個音符，每一處停頓；熟悉那裡每一縷清風，每一簇星光，每一條幽隱的道路……心靈大抵因善感而長於傾聽，是故傾聽者對藝術的敏感，往往勝於音樂家本人。柴可夫斯基稱莫扎特為「陽光燦爛的天才」，她卻以鄙夷的口氣，說是「伊壁鳩魯派的莫扎特」；還有瓦格納，她說他褻瀆了藝術，說：「多謝上帝，我們沒有瓦格納，只有彼得·伊裡奇（柴可夫斯基）。」她以異常的穿透力，通過飄忽的音符，把捉音樂家的整個人格。人格是重要的。在她看來，只有音樂家的人格與才能相等時，才能給人以深刻而真摯的印象；相反，音樂家身上沒有「人」，作品則愈是音樂化，他愈是一個說謊者，偽善者，剝削者。這是一個具有純正斯拉夫人血統的女性。在她的身上，除了高尚，分明還透露出一種博大深沉的苦難氣質，那是俄羅斯精神的特質；所以，她厭惡莫扎特式的快樂主義，瓦格納式的形式主義，厭惡炫耀，輕浮，做作，一味的閑雅，而以刻骨銘心的熱愛，稱柴可夫斯基為「我們的俄羅斯民族作曲家」。對於她，與其說熱愛柴可夫斯基的音樂，不如說熱愛音樂裡的靈魂，俄羅斯的靈魂。
在書信裡，梅剋夫人稱柴可夫斯基為「親愛的靈魂」，正包含了所有一切。找到這樣的知音，於音樂家無疑是一種幸運。柴可夫斯基說：「我筆下寫出的每一個音符，都要獻給你。」他努力尋找兩顆靈魂的共振點，並為此而深感慰藉。梅剋夫人傾心於他的靈魂——同時也是自己的內心靈魂——裡的聲音，她這樣訴說聽了《斯拉夫進行曲》以後的情愫變化：「我一想到它的作者就某種程度來說是屬於我的，我就有說不出的快活——誰也不能把它從我這裡奪去。自從我認識你以來，我第一次在非常的環境裡聽你的作品。在貴族會堂裡面，我多少感到有若干敵對，我覺得你更歡喜許多別的友人。但是在這裡，在一個新環境裡，周圍都是陌生者，我感到你更其完全地屬於我，我感到誰也不能和我做對手。在這裡：我佔有，我愛！」對於這種「瘋狂的囈語」，柴可大斯基回答說：「當我知道我的音樂深深走進我所愛的人的心裡時，這是我一生最快活的時光……」
《第四交響曲》輝煌了整個演奏大廳，然而聽眾毫無反應，甚至他所有的朋友，多年生活於其中的音樂學院的赫赫有名的教授們。在沙漠一樣的噤默與荒涼之中有一個慰安者從天而降——那就是梅剋夫人！這個天使，給他打來祝賀的電報，緊隨著，又在信中寄出炙熱的贊詞，稱他為俄國音樂的「偉大的建築師」。
柴可夫斯基在《第四交響曲》的樂譜上寫下「獻給我最好的朋友」是當然的；正如梅剋夫人稱《第四交響曲》為「我們的交響曲」一樣是當然的。
——「我們的！」
梅剋夫人說：「『我們的』這個詞兒包含著多少迷人氣味哩。」然而，這氣味氤氳了好一陣，終於消散了。最後，他們誰也找不到誰，——不，從通信的那一天起，他們就一直規避尋找和認識。他們永遠是一對陌生人，雖然那麼靠近。
一面規避，一面靠近。
愈是設法規避，愈是渴望靠近。
難道這一切都是火的緣故嗎？火能給人溫暖，火又能毀滅一切。梅剋夫人對此十分瞭解；當她第一次向火堆投放柴薪的時候，就已經想到灰燼了，因此，必須禁絕燃燒！
梅剋夫人：「曾經有過一個時候我想和你見見面。現在呢，我越覺得感動，我就越怕見面。我不能對你說話。如果在什麼地方，我們偶然面對面了，我不能夠當你是陌生客人的——我應該向你伸出我的手，但僅僅是無言地握著你的手。目前我卻寧願遠遠的想念你，在你的音樂中傾聽你，在那當中一道起伏著感情。」
遠遠的想念，直到終老。她將伸出的手縮了回來，藏進懷裡，不讓他看見那幾乎病態的顫慄。當她聽說柴可夫斯基結婚的消息，曾經寄出一封短簡，言不由衷，只是行間夾了這樣一句：「有時也得想起我。」想不到柴可夫斯基很快便來信稱結婚為「恐怖的日子」，告訴她，這是一場「精神的折磨」。這時，她立刻做出反應，慫恿他離婚，——「從偽善和謊話中逃出來」。
逃脫以後又如何呢？在時間之河裡，他們是互相追逐，唼喋不休的兩尾游魚；然而在空間，他們只是危巖上各不相屬的兩棵樹，樹上的兩朵停雲。
出於一個根本無法稽查的原因，梅剋夫人給柴可夫斯基寫了最後一封信。信很短，告訴他產業快要破產了，從今以後再也無法寄錢給他了。行文是一種奇怪的調子，從來未曾使用過的調子。耐人尋味的是最後一句話——「別忘記我，有時也得想起我。」——曾幾何時，她同樣這麼說過。
他讀不懂。他猜測，抱怨，傷心，像受委屈的孩子般寫了長長一封覆信，試圖再度點燃火焰。他說，「我從來沒有一刻鐘忘記你，將來也永遠不會忘記你，因為我對我自己的每一個想頭，也都與你有關的。」他說，「我用盡我心中所包含的全部熱力吻你的雙手，希望你能夠瞭解，除了我之外，沒有第二個人那樣同情你，沒有第二個人像你一樣感到了那種痛苦，而且為你分擔這些痛苦。」他說，「我是煩惱得寫不出清楚的字了……」
然而，沒有回聲。一點也沒有。
永別了。
在莫斯科時，他原以為自己快完了，曾寫過一張近於遺囑的紙條：「如果我死了，原稿送與梅剋夫人。」如今，她在哪兒？柴可夫斯基整個人崩頹下來，匆匆兩年，灰黯的生命遂再也吹不出一粒火星。死時，他發著囈語，輕喚著梅剋夫人的名字——
菲拉列托夫娜！……
兩個不幸的人。
他們的不幸，是因為一個偶然的機會而竟邂逅了。致命的是，他們都把對方視作唯一的，等同於神。對於幸福，如果說哲人一生致力於意義的追問，他們則始終致力於形貌的想像，在形而上的高處，一樣是收穫不到漿汁飽滿的果實的。
作為遺孀，梅剋夫人一直處在對時間的悼亡狀態。對著書簡流連，歎息，時時提及死亡。對生命失去信心的人，孤單、驚怯、疲倦，有可能進行愛情的角力嗎？其實，愛情本身就是一場戰爭。她無力作戰。她表白說：「忍從是笨拙的，但又有什麼辦法？你不能以繼續不斷的戰鬥來折磨你自己。」她自稱是一個「現實主義者」。關於兩個人的現實是，她必須給貧困的柴可夫斯基以物質上的援助，此外都是夢想。她給他錢，以盧布抵償精神的援助，同時讓他也感激盧布，從中安妥自己的靈魂，極力迴避因為藝術的相知而可能促進情感關係的未來的恐懼。對於她，音樂欣賞與教養孩子已然構成一個自足的世界。她說音樂裡有「一種愉快的肉體的感覺」，她一面沐浴其中，一面以母性角色體驗著「養孩子的快樂」，她把這種快樂叫做「現實的詩意」。一種愛被另一種愛置換了。由是，她享有安寧。
柴可夫斯基一樣是憂鬱的人。他逃避人，一如逃避法律，長期設法一個人留在音樂的故園。他說：「藝術家所過的是一種兩重生活，一重是人類日常的生活，另一重是藝術家的生活，這兩重生活總是不大能夠融合在一起。」他過的其實只是藝術家的生活，而把日常生活拋棄了。梅剋夫人說，他一生愛音樂太多，因而缺乏對女性的愛。在他的身上，死亡本能特別活躍，這本能使他變得脆弱，傷感，不堪一擊，但是也能培養一種異於尋常的耐受力，使他安於極端的孤獨。精神上的自虐，就這樣藉藝術創造而化做了自娛。
靈魂是需要血肉滋潤的，靈魂深切的交往，同樣需要日常生活的足夠的給養。普希金說：「習慣代替幸福。」世俗間多少男女自以為幸福者，都是同一個屋頂之下的共同生活的事實：吃飯，交談，勞作，睡覺，生兒育女，等等毫無激情的大量的重複性動作所構成的，逼窄的空間教人協作、親近，雖然協作並非協調，親近也非親切，正如事實與真實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那樣；然而，事實是強大的，無法違拗的。柴可夫斯基與梅剋夫人在同一個戲院裡遠遠避開，在路上相遇羞於窺視，甚至住在同一個莊園裡也不互訪，所有這些矯情的行為，卻在事實上為他們留下了無法彌補的空白。
他們在預設的防線跟前倒下了。
柴可夫斯基與梅剋夫人的精神交往，成了音樂家傳記中最激動人心的一章。對此，素喜誇張的傳記作家寫道：愛情的悲劇故事。其實，真正的悲劇是：愛情從未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