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生命，好像人們沒有不說是寶貴的，其實未必如此。古人便有視同草芥的說法，所以說及英雄的偉業，往往免不了「殺人如草」一類字眼；以牛羊為喻更普遍，隨意買賣和宰殺，實在很確當的，「犧牲」一詞一直沿用至今，詞源蓋出於此。惟有一種行當可以升提生命的價值，她就是死刑。
死刑乃通過消滅生命來彰顯生命，——大概這也算得是辯證法的一例吧？假如生命沒有一定的「含金量」，何勞古今酋長動用那麼多人力，建造那麼多的絞刑架和斷頭台？就說巴黎著名的劊子手桑松，除了無償居住國家提供的中央市場帶陽台的房子，享受多種權力與特權之外，僅年薪就高達6.5萬利弗爾！
從遠古的時候起，死刑就是「神聖之刑」。不幸的是，生命即使神聖到萬分，剎那間也歸於黯淡的結束；只有死刑的神聖永存。合法殺人是無可指責的。所以無論哲人蘇格拉底或是政治家羅伯斯庇爾，臨終時，都沒有一個同胞肯站出來為他們辯護。意大利法學家奧卡裡亞說，死刑是一場國家對一個公民的戰爭。就是說，只要國家認為消滅這個公民是必要的和有益的，那麼，他將肯定活不下去。
然而，即使這場戰爭勢力殊異，成敗已定，以世界之大，終究有人為死刑犯——毫無希望的人——說話，至少在俄羅斯。
托爾斯泰一生寫過不少宏偉的作品，如《戰爭與和平》之類，那是經過理性和美學的嚴密的安排的。作為心靈同世界的直接對話，還寫了大量簡直無法分類的短文，其中就有《我不能沉默》。質疑，控告，駁詰，不平則鳴。這是在文體和技藝之外獨立生長的一種風格。閱讀是一場劫難，它突然而至，使你對人類命運無法作壁上觀；縱使終於從字縫中逃逸出來，卻從此留下了永牛難忘的驚悸。
1908年5月10日，托爾斯泰從報上獲悉20個農民因搶劫地主莊園被判絞刑的消息，立即著文抗議。農民是世上最平凡最卑賤的人，何況搶劫犯，更何況區區20個，實在大可不必憤憤的，更不消說為之申辯了。
然而，他說，他不能沉默。
人類之愛，同情心，人道主義，在這裡成了不可抗拒的精神力量。它使一個地主伯爵老爺背棄了傳統的立場，使一個主張「勿抗惡」的宗教家動搖了終生的信仰，使一個安詳的和平主義者變做了一個躁動難耐的復仇主義者。
托爾斯泰不承認死刑犯有罪，他辯護說，他們只是一群「不幸的、被欺騙的人」。到底誰是真正的罪犯？恰恰相反，正是那些使用了一切力量敗壞他們，毒害他們的靈魂的人。他指出，劫奪別人的財產是令人氣憤的，但是最使人不堪忍受的，是劫奪別人的靈魂，迫使別人傷害自己的尊嚴，破壞別人的精神幸福。而有能力幹這種事情的人還有誰呢？除了整個的專制制度，除了支撐這個制度的各種與「正義」和「神聖」分不開的機構：樞密院、宗教院、杜馬、教會、沙皇，除了威嚴的統治者。法官和劊子手算什麼？不過小小的工具而已。
他極力抨擊政府以「建立安寧和秩序」為借口實行屠殺的野蠻行徑，無情地揭露被稱之為法律的愚蠢和虛偽，說：「你們別說你們做的那種事是為人民做的。這是謊言。你們所做的一切骯髒的事，你們都是為自己做的，是為了維護你們的既得利益，為了實現不可告人的私人目的，為了自己能在那種你們所生存並認為是一種幸福的腐化墮落之中再生活一些日子。」他警告說：「你們現在所做的一切，連同你們的搜查、偵查、流放、監獄、苦役、絞架，——所有這一切不僅不能把人民引誘到你們意想達到的狀態，而是相反，會增添憤怒，捎除任何安定的可能。」
總之，他認為，所有這些無家可歸，滿腔忿恨，墮落敗壞的人，從官員到死刑犯，都是政府一手製造的；今天所謂「安定」的局面，都是政府施行恐怖統治的結果。正因為政府成了他控告的對象，所以，他不能不意識到履行一個作家的職責的全部風險。但是，他決心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哪怕以生命作代價。
他說：「我寫下這篇東西，我將全力以赴把我寫下的東西在國內外廣泛散佈，以便二者取其一：或者結束這些非人的事件，或毀掉我同這些事件的聯繫，以便達到或者把我關進監獄，或者最好是像對待那20個或12個農民似的，也給我穿上屍衣！……」
政府逮捕了刊載這篇文章的報紙發行人，以至連一些讀者也都遭到監禁，可見作家的抗辯不是沒有一點力量的。可是，對於托爾斯泰本人，政府相當寬容，好像沒有特別降罪的表示。大約這同地位生了些干係，名與無名，政府從來是區別對待的。
十月革命猶如一場大雪，一夜之間，便覆沒了整個的沙皇制度。然而，純淨的空地也有血跡和屍體。隨著積雪的消融，舊日的污穢再度暴露出來。而且使新鮮一併變得陳腐。這一片血與那一片血，這一具屍骸與那一具屍骸，它們的區別何在？難道僅僅因為時間的沖蕩而使顏色與形貌發生了變異嗎？如果生命是至高無上的話，此刻，是否仍然有抗辯的必要？
托爾斯泰死了。
真正偉大的人物，不會在誕生他的地方永遠消失。既然這裡的土地培育了他的良知和勇氣，那麼屬於他的精神，必將以散在的形式存寄於原來的世界，適時再度凝聚為聲音。這是新的聲音，但也是昨日的響應。總之，沉默是不可能的；除非民族歷史上從來未曾出現過這樣的人物，也就是說，未曾形成一定的文化血統；不然，就是氣候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不復如從前的惡劣。
在托爾斯泰身後，有一個人叫柯羅連科。從青年時代起，他已為托爾斯泰的博大、睿智、深沉的激情所吸引，曾經比喻為遙遠、燦爛的星座；雖然後來為革命思想所激盪而參加各種活動，並因此不斷遭到監禁和流放，可是在心靈深處，依然保存著最初的那一束星芒。
人道主義成了最高的道德律。革命，在俄國知識分子看來，它固然是改造整個專制俄羅斯的偉大的社會運動，但是對於個人苦難，也都同時具有拯救的意義。革命必須符合普遍的道德準則，也即人道的原則。如果在個人危難面前無動於衷，甚至無端地製造流血和死亡，所謂革命，無論打著怎樣好看的旗子，其性質都是可疑的。
在沙皇時期，作為一個作家，柯羅連科寫過許多關於死刑的作品，多次打破審查制度所容許的範圍，討論死刑的權力；而實際上，他也親自解救過一些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的人。到了十月革命勝利後的幾年，他目睹了行政機構以「反革命分子的搗亂」為由而進行的持續的殺人行為，卻深感無能為力，因為這些行為不但是超越道德的，而且是超越法律的。
柯羅連科在托爾斯泰的泛道德主義立場上後退了一步，但是，他一樣表現了不容褻瀆的人的尊嚴。他指出，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偵察委員會的作用是同作出判決的權力，尤其是作出死亡判決的權力聯在一起的。在任何一個地方，偵察委員會的行動都要經過法院的核查，而且這核查必須置於辯護系統的參預之下。即使在沙皇時代，情況也是這樣。他自述說，在法國，他曾經仔細觀察過中世紀遺留下來的野蠻的殺人行為，但是他看到，在大戰期間，槍殺人質的事情也不曾發生過。因此，對於國家的偵察委員會的武裝鎮壓，以及契卡所作的結論，他憤怒地宣稱：「這是蘇維埃政權的真正的恥辱。」
如果說在什麼問題上公開性比任何東西都重要的話，那就是人的生命問題。在這種問題上，每一個措施都應當公諸於眾。所有的人都有權知道，誰被剝奪了生命（如果這已被認定是必須的話）？為什麼？根據誰的判決？這是對政權的起碼要求。
對權力者來說，政權就是目的。一切革命手段，無非為了奪取政權和維護政權，怎麼可能要求龐大的政權對渺小的個人作出這樣那樣的許諾與回應呢？然而，柯羅連科引用卡萊爾的話說：「政府常常死於謊言。」他質問道，「在你們的制度中一切都是真理嗎？在你們已經向人們灌輸的那些東西中就沒有這種謊言的痕跡嗎？……」鎮壓「反革命分子」，集體槍殺人，居然說是有利於『人民的幸福」，有利於「社會主義」！而且還要辯解說，「革命是有自己的規律的」！即使在19世紀發生過革命群眾的屠殺，甚至如巴黎公社社員槍殺人質那樣，也是自發的行為，而不是系統化了的瘋狂發洩。在柯羅連科看來，這段歷史，已然構成了一座「血腥的燈塔」，給社會主義運動本身留下了可怕的陰影！
柯羅連科呼籲道：「讓獸性和盲目的非正義完全留在過去，留在已死亡的東西一邊，而不要滲透到未來之中……」最令人痛苦的，是誰也不向人類的未來負責，包括知識精英。像盧那察爾斯基這樣的人物。身為知識分子官員，應當是最理智的了，然而，也沒有及時發出警告，不去講公正，不去講對人的生命的愛惜態度，卻在自己的講話中，表示同行政機構的槍殺行為合作。真正的知識分子，是獨立於政權之外的力量，他們不應當屈從於權力意志，屈從於勝利者所寫的歷史。作為世界痛苦的見證人，他們應當無保留地暴露一切罪惡，不論它們來自何方；作為歷史責任的擔當者，他們應當預言恐怖，喚起人們普遍的不安，以期免於在酣睡中淪亡。要做到這一切，對於知識分子來說是艱難的。因為他們只是一個鬆散的集團，從來便是單個人地處在黑暗的包圍之中，所以，在履行使命時，他們必須先行戰勝自己身上的黑暗。在所有的知識分子面對瘋狂的槍殺而默不作聲的時候，柯羅連科意識到，他必須帶頭講話。結果，他以絕望的勇氣講了：
只要我的微弱的嗓音還能講話，只要我還有一口氣，我就要不停地抗議不經法庭審判的槍決和殺害兒童的行為！
當然，這些話不是如托爾斯泰一樣公開發表的，而是以通信的形式，訴諸於政府的高級官員。收信人正是教育人民委員盧那察爾斯基。從1920年6月19日開始，信陸續寫就陸續發出，一共6封；盧那察爾斯基的答覆則是：沉默。沉默，再沉默！……
歷史的沉默更長久。1922年，這些信件曾經以單行本的形式在巴黎出版；可是在國內，直到1988年，也即蘇聯行將解體的時候才公開發表。這其間，經過了整整近70個年頭！
無論控訴和警告，都是封套內的聲音。
幾乎與柯羅連科寫信的同時，還有一個高爾基，撰寫了系列政治文化評論，其中有相當篇幅關涉死刑，發表在他主辦的《新文化報》上。對此，列寧是反對的，最先忠告他「走出彼得堡」，隨後動員他出國。在別什科娃那裡，列寧開玩笑似地對他說：「如果你不走，那就驅逐出去！」後來，他果然去了意大利。但是，無論出國還是留在國內，他是從此再也寫不出這種抗辯風格的文字了。
無獨有偶。高爾基的評論一經發表，即被禁止傳播，等到這些「不合時宜的思想」重新面世時，又已是80年代末梢了。其被禁錮的時間，正好與柯羅連科的信件一樣漫長。
人們的命運各種各樣，思想的命運則大體相同。自古迄今，知識分子由來作為失敗者活動於歷史舞台：即使勝利，也只是屬於道義方面的，而與本人無關，問題是，知識分子總是不甘失敗，始終堅持著手頭的批判性工作，恰如傳說中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
面對動輒要人性命的「官刑」與「私刑」，野蠻的肉體報復的思想，動物性無政府狀態，高爾基十分憤慨。由於他把這些都歸結為政治對文化的入侵，以及文化自身的薄弱；因此，要消除人民身上的獸性與奴性，他認為，必須「經過文化的慢火的鍛燒」！但是作為一個引火人，當他發現工人在大街上逐殺逃犯，發現市民在討論用什麼樣的死法懲辦小偷，發現士兵幾十名幾十名地集中槍殺「資產階級分子」，發現大學生們因舉行告別聚會，被當作陰謀活動而遭到殺害……當他發現人的生命在人們觀念中變得如此低賤時，態度十分峻急；就個人而言，他不會容許「鍛燒」有片刻的延緩。
他把火把舉到領袖的面前，說：「逐一殺害不同思想的人，這是歷屆俄國政府國內政策中已經驗證過的老法子。從伊凡雷帝到尼古拉二世，我們所有的政治領袖都自由而廣泛地運用這種同叛逆作鬥爭的簡便的寧段，列寧又為什麼要放棄呢？他不但沒有放棄，並且公開聲明，他會不擇手段地將敵人消滅乾淨……」他指出，正是這一類聲明，使人們陷於一場殘酷而持久的鬥爭，整個俄國將因此而蒙受危險！
他譴責「用暴力和兇殺培養起來」的紅海軍的水兵，把他們的宣稱肉體報復的聲明比喻為「肆無忌憚，卻又極為膽小的野獸的咆哮」。他告訴他們：「你們摧毀了君主制度的外部形式，卻未曾消滅它的靈魂，致使這靈魂活在你們的心中，迫使你們失去了人的形象……」在這裡，他說，他看到了君主制度的血腥專制精神的存在和勝利。「應該努力做人，」他告誡說，「這很難，但必須這樣。」
作為政治問題的癥結所在，高爾基認為，主要是蘇維埃政權「對群眾的恐懼與諂媚」。對於新生政權，他指責說，其實這是「在舊的基礎上，即在專橫和暴力之上建立新的國家制度」，它把自己的精力可悲地耗費在煽動惡意、仇恨和幸災樂禍的情緒上面了。制度籠蓋一切。只要在政治上把良心、正義、對人的尊敬與愛護等等，厚顏無恥地說成是「感傷主義」，一種健康的文化就無法生長。他肯定：人類失去了這一切是無法生活的。
此間的系列評論，幾乎都在重複著同一個主題：「在這些普遍獸性化的日子裡，讓大家變得更人道一些吧！」
在政治家看來，這不過是知識分子的夢囈而已。所有關於人道主義的呼籲，既不能阻遏政治家的嗜血慾望，自然也不能阻遏群眾性的嗜血行為。當時，高爾基來不及把話說完，就到國外去了；而事實上，為他所指陳的殺人現象，不但未見稍減，反而變得越發瘋狂起來。直到斯大林導演的肅反運動正式上演，鮮血就像洪水一樣，不出幾年就淹沒了整個紅色蘇聯。
高爾基在發表那篇指責水兵的短評以後，曾經收到幾封恐嚇信。他沒有在陰謀和恫嚇面前退卻，再度著文宣稱：「這是愚蠢的，因為用威脅迫使我緘默是不可能的……」可是，到了後來，他緘默了。
在血腥的30年代，槍聲大作，而輿論界格外平靜。
高爾基是一個過渡型人物。他是用資產階級文化的奶汁餵養長大的強壯的流浪漢；因此，與其說是無產階級文學的奠基人，毋寧說是有教養有文化的資產階級最後一名代表。
無產階級，以及諸如「無產階級文化派」一類知識分子，一開始就從外部被灌輸了一種鬥爭哲學。長期以來，鬥爭被賦予了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的神明性質，它喚起人類的攻擊本能而強行壓抑愛慾，把攻擊性當成人性的全部而加以闡揚，傳佈和膜拜。實際上，鬥爭是有條件的，有保留的，鬥爭是不得已的一種手段，有時候甚至顯得十分迫切；但是，既然是人類的鬥爭，而不是動物的搏噬，它就必須建立在人道主義的基礎之上。人道主義不是哪一位形而上學家臆想出來的抽像的原則，它是人類文明的產物，具有一定的實質性的歷史內容。在反對封建專制主義的鬥爭中，資產階級的雙手也沾滿了鮮血，但是他們學會了怎樣清洗自己。自由，平等，博愛，人權，民主，自治……一系列的口號和觀念，都是他們在清洗的過程中第一次提出來的。無產階級還沒有學會清洗。清洗是需要文化的，需要知識和經驗，而這些又恰恰來自它的敵人——資產階級。如果拒絕這一切，所有的人們，包括鬥爭者自己，都將最終成為鬥爭的犧牲品。
高爾基就是著名的犧牲品之一。當鬥爭已經形成普遍無知的野蠻的殺戮，良心的發現，只能加速他的死亡。據悉，高爾基是被毒死的，——一種暗暗的死。這樣，比較起來，經過審判或不經審判的死刑畢竟要顯得莊嚴許多。自從這只海燕也像眾多的無辜者一樣溺於血海，在俄國，人道主義的正義的火焰便慢慢衰微下去了。
所幸還有火光。雖然火焰不再如初燃時的迅猛，熱烈，亮麗，但是，它仍然能讓人感覺著世界的光明和溫暖；就像置身於冬日的原野，目送遠方最後一縷撫慰般的淡淡的餘暉……
1996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