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瑞典文學院宣佈2002年度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匈牙利小說家凱爾泰斯時，勢利的傳媒立刻追蹤而至，聒噪不已，使得這個即使對他的祖國來說也顯得相當陌生的名字，一夜之間傳遍了全世界。對於獲獎的殊榮，許多作家在演說詞中，都表達了難以遏止的感激之情；相比之下，凱爾泰斯卻是出奇的平靜。獲獎算得什麼呢？這位年逾七十的老人對紛紛前來表示祝賀的人們說道：「這是一場幸福的災難。」
他等待得太久了！
從寫作第一個小說開始，凱爾泰斯就已經為小說的標題——「無形的命運」——所抓攫。什麼叫命運？他解釋說是「悲劇的可能性」。為了擺脫這種可能性，他作了最大努力的掙扎，然而仍然無法逃脫極權主義的可怕的境遇。他說：「我個人的空間是充滿失敗的勝利」，「我只是勝利史書中沒有文字的黑色一頁」。這是荒謬的。然而，事實確實如此。他一直站在絕望的懸崖上等待人們對他的文學理念、記憶、想像、內心訴求的認同，如果說獲獎是一個相關的遲來的信息的話，那麼他至少為此等待了三十年！
凱爾泰斯於1929年11月出生於布達佩斯一個普通的猶太人家庭，14歲時被德國納粹投入波蘭著名的奧斯威辛集中營，不久轉到德國境內的布亨瓦爾德集中營，1945年獲得解放。1946年，他開始在火花報社做記者，五年後被解職。從1949年開始，匈牙利實行事實上的一黨制，拉科西以鐵腕政治掌控全國，直至1956年事件發生，蘇聯軍隊長驅直入，建立合法化的新殖民主義統治。拉科西時代的不自由的生活，尤其在1956年事件中經歷了血洗的民主與受挫的改革，使他重返奧斯威辛。1965年，他動手寫作小說《無形的命運》。這是一部自傳體成長小說。主人公柯韋什的社會化過程是在集中營裡完成的。集中營的現代性的運作方式，使柯韋什從中學會適應，以致保持和諧一致；等他後來重返故鄉時，這段被囚禁的歲月居然使他產生了一種近於鄉愁的懷戀。他承認，已經發生的都是有效的，無可逆轉的。他說：「我們決不可能開始新的生活，我們永遠只能夠繼續把舊的生活過下去。」開始時，凱爾泰斯並不知道要寫些什麼，也不知道該怎麼寫，但是他承認，有一種動力在刺激他，拉科西時代的極權制度背景下的怪誕的世界在刺激他，他從一個極權之下生活的感受中得到啟發，增進對另一個極權社會的認識。在小說中，一切都圍繞著奧斯威辛展開。奧斯威辛是一個象徵，所有屬於它的東西，無論過去的還是現在的，都是歐洲人以致全人類的恥辱和創傷。凱爾泰斯堅持認為，幾百年來奧斯威辛一直在「空氣中遊蕩」，因此悲劇或遲或早總要發生，即使不在德國發生，也會在其他地方發生；即使過去發生過，將來也仍然會發生。他所以寫作，不但要為一代人所經受的歷史作證，而且要促進人類心靈的覺醒。
可是，用13年的時光艱難寫就的小說，經過長達10年的輾轉努力才得以出版；印數很少，僅達出版底線；其中的大部分沒有進入書店，全堆積在發行部門的地下室倉庫中，凱爾泰斯曾經到過這個倉庫，當他從中發現了自己的塵封的著作之後，便折價買了200本，分贈給親戚朋友。
就讓一個作家徒然地耗費他的心血去吧！讓他哭泣去！讓他獨個兒咀嚼那些早已被風乾的陳年往事！一年一年這麼多的出版物，誰會顧及一個無名之輩的小說呢！從編輯、出版家、評論家、直到眾多的讀者，全都忽視了凱爾泰斯的存在。他分明被置於全社會的麻木、冷漠以致敵意的包圍之中。此後，他開始大量翻譯德語作家的哲學和文學作品，為此他還曾獲得德國語言詩歌學院頒發的大獎。對於熱衷於直接表達的作家來說，翻譯很可能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可是，有誰注意到，在這些散發著存在主義氣息的作品中，凝聚著流連著譯者的哀傷的眼神呢？
凱爾泰斯在《苦役日記》中對此作了回顧，其中寫道：「1979年4月。《無形的命運》出版了。我真誠地審視我自己：我是自由而又虛無的。我沒有企望也沒有感覺，至少有一點自慚形穢之感——號角已經沉寂，『我們勝利了！』——戰將歎息了一聲，死去了。」
他在多年的停頓之後，續寫《無形的命運》，這就是小說《慘敗》及其後的《給未出生孩子的安息文》，被稱作「三部曲」的後兩部的寫作。《慘敗》以上個世紀五十年代的匈牙利社會為背景，主人公仍然是柯韋什。老柯韋什是一名作家，他認定自己的生活就是寫作，但是又預感到他的真正的小說將被拒絕，只能寫出其中的開始和結局，而中間的所有內容都必須放棄！凱爾泰斯在回答為什麼以「慘敗」為小說命名時指出：「慘敗是今天唯一可以完成的體驗。」他認為，這是他的「最重要的作品」。他說：「如果我們現在回顧過去的匈牙利和東歐，就會發現許多事情都是在倣傚《慘敗》的模式。」《給未出生孩子的安息文》的主人公，跟作者一樣是一名作家，他對自己的不幸的婚姻感到痛心，並且為在這個殘酷的世界上不能再生一個孩子而悲哀莫名。若有命運，便無自由，若有自由，即無命運。在生存與自由之間，凱爾泰斯意欲選擇什麼呢？在後兩部小說中，作者明顯地變得更陰鬱、更消沉了！
凱爾泰斯不能不陷於重重的包圍之中。首先，他的寫作是反體制的，奧斯威辛即是納粹政權與現行體制的共名。在這樣徹頭徹尾的極權體制之下，單一的人被定制化地剝奪了其固有的自由。凱爾泰斯把這種極權狀態稱為「無形的命運」。極權主義國家的上層建築及意識形態，從本質上說是敵視個人的，因此必然像對待罪犯一樣對待自由寫作者。凱爾泰斯曾經指出，奧斯威辛之後的藝術變得更謹慎了，就像一個殘疾人，一隻手扶著牆，另一隻手拄著枴杖蹣跚向前。由於絕對權力的威嚇，藝術失去了它的果敢，即使在大屠殺面前，它也只能皇顧左右，唯唯諾諾，以致閉上眼睛。在這裡，還有一個凱爾泰斯說的「希特勒風格化」問題。現代獨裁者想從表現中剝奪藝術，往往使之降格為荒蕪的形式主義，實質上藉此窒息藝術精神，掩蓋個人權利和自由的缺席。無往而不在的國家意識形態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主流藝術。在當時的匈牙利社會，作家協會和出版社都是官辦的，以阻遏暴露現實和反抗強權的作品出現。因此，像凱爾泰斯這樣堅持以個體脆弱的經歷對抗歷史的強暴的作家，遭到文學出版界，包括思想同樣被毒化的讀者在內的普遍的阻拒，也就變得十分自然。有關的情形，凱爾泰斯本人曾經向一位德國作家明白表示過，他說：「我用我們自己的語言所寫的作品，在我自己的國家裡確實存在著付之東流的危險，因為我所寫的東西是今天的匈牙利社會不情願去觸及的。更有例為證的是，許多即使是重要的匈牙利作家，也被拒之於匈牙利社會的意識之外，隨後便被人們所遺忘，因為他們所寫的作品與當時占主導地位的時代思想或當時所處的政治狀態是相互對立的。」
凱爾泰斯根本沒有想到，正是他所控訴的奧斯威辛的製造者所在的國家，熱忱地出版和閱讀他的作品，並把它們推向世界文壇。可以設想，如果沒有德國出版界的推廣，以匈牙利語這樣的一個「蕞爾小國」的小語種，他的名字，怎能不在斯德哥爾摩那些評委的沉重的眼皮底下迷失？正如俄羅斯《消息報》有評論說的：「假如凱爾泰斯這次沒有獲獎，那麼他依舊是個名不見經傳的作家，是諾貝爾文學獎把他推到了眾人關注的舞台上。」
一個匈牙利作家的作品，需要德國簽發「通行證」，——作家的地位的確立，唯靠他自身的才華是否已經足夠？倘若他處在重重包圍之中，唯靠一個人的力量是否可以突圍？世界上許多事物的發展結果，都與原初的動因相悖。生命現象同樣如此。被困於祖國的軛下，凱爾泰斯對此深有感觸，他說：「只有在心中燃燒著熊熊的憎惡和怨恨之火的人才會堅持，會在報復中勉勵自己堅持下去，並恪守自己的諾言。雖然我心中也燃燒著憤火，但我擔心，它們並不足以讓我堅持下去，也不足以讓我通過它們來幹點什麼事。」消耗一個人可以長達一生，堅持到底能夠延續多久？像凱爾泰斯這樣優秀的作家，竟然也失去了信心！
作家的宗教是一個人的宗教，信仰的勇氣全然來自內心。然而，困難的是，當他面對包圍過來的壓力時，首先需要戰勝的是內心的虛無和恐懼。不能說卡夫卡沒有勇氣，雖然他要求朋友徹底毀滅他的手稿，但是他畢竟堅持到了生命的最後一刻。卡夫卡如此堅忍地付出了所有一切，仍然不可避免地成為一個犧牲者；他僅只活在文學史上，而在生前，卻過早地死於喧嚷的文學界裡了！
凱爾泰斯處於一個人們普遍屈從於政治強權的時代，比卡夫卡所經歷的時代遠為嚴酷，卻能夠以自己的眼睛目睹突圍的勝利，實在過於僥倖！但是，即便如此，他已經喪失了許多！
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