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沃什去世的消息並不令人震驚，因為，畢竟這己經是一棵歷盡百年滄桑的老橡樹了。意外的卻是，在安葬問題上，引起了波蘭國內很大的爭議，他作為一位偉大的波蘭人的身份遭到了質疑。
波蘭政府最先擬定兩個地方作為安葬米沃什的墓地，一個是克拉科夫的墓地，一個是克拉科王宮附近的教堂。在教堂的地下墓穴裡，安葬著的都是波蘭現代歷史上最傑出的文化人。當然，政府最後還是確定把米沃什和他們安葬到一起。這個決定並沒有獲得國人一致的認同，一些知名人士公開表示反對，其中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波蘭作協主席斯特熱萊維奇和波蘭社科院的知名教授，以及四位波蘭家庭聯盟黨的前議員等多人聯名寫信給克拉科夫地區教會的大主教，要求拒絕在克拉科夫教堂安葬米沃什。波蘭的宗教電台瑪莉亞電台完全置大主教的意見於不顧，號召聽眾反對米沃什的葬禮。不少反對者根本不承認米沃什是波蘭人，波蘭一些媒體在評價米沃什時，也使用了「叛徒」、「逃亡者」、「良心缺席者」等詞語；在葬禮問題上，甚至出現當天是否應當讓送葬隊伍穿過城市這樣一類爭論。
米沃什成了一棵無根的橡樹。
1951年，米沃什作為波蘭駐法大使館的一名文化官員突然出走，從此過起流亡的生活。是他決心同波蘭政府決裂，從而主動地把自己同故土的聯繫切斷了。他不能不做一個西方人。但是，無論是在巴黎，還是十年後在美國，他都做不成那類「世界公民」。像盧梭、馬克思、愛因斯坦，他們身在異地，輾轉流徙，確實很少帶有為我們所慣見的「祖國」觀念。米沃什不同。他在法國時，聽純詩的提倡者瓦雷裡做關於永久性藝術的演講，想的卻是祖國內地政治大搜捕的恐怖情景。他在巴黎出版的文集《被禁錮的頭腦》，反對極權統治與思想控制，同樣是以波蘭及東歐知識分子的艱難處境為背景的。在美國，這位波蘭之子也沒有被美國化。他自稱屬於「另一個歐洲」，來自「二十世紀的黑暗中心」，可是，他不但拒絕為「自由歐洲之聲」撰稿，而且反對東歐作家對西方的模仿，為西方的文化市場寫作。米沃什一直心繫波蘭。1989年，當他獲許再度返回波蘭之後，便經常回國，晚年還選擇了曾經作為波蘭首都的克拉科夫作為長久的居住地。
作為一個失去了祖國、從而擁有流亡的自由的人，米沃什沒有加入任何政黨或社團，沒有參加任何政治活動，惟在教學和寫作中討生活，一個人留守他的精神家園。他在伯克利加州大學任教時，講授的是波蘭文學，三十多年未曾改變，在講學中把波蘭的思想引入美國。他堅持雙語寫作，寫詩則必定使用波蘭語，因為詩在他的心目中是最為神聖的。到了晚年，他仍然使用波蘭語來翻譯《聖經》。他自稱是「波蘭語的忠實僕人」，顯而易見，波蘭語就是他的故鄉，已然流逝的激情歲月，「先人祭」的最虔敬最莊重的禮儀。但是，波蘭語只是小語種而已，勢利的文壇肯定瞧不起它、忽略它以及以它作為媒介的所有文本。一旦使用波蘭語，便意味著自我孤立，拒絕為美國和西方所瞭解；這對於一個把文學當作一項宏偉的事業的作家來說，應當說是致命的。然而，米沃什對此來不曾有過猶豫和怨悔。在法國上流社會，或在美國知識分子中，當他自稱為維爾諾人、波蘭人、「小地方人」的時候，他是自豪的。
這樣一個具有深刻的波蘭情結的人，竟然毫不諱言接受西方主流文化——人文主義傳統的影響，不能不說是一個異類。「我是一個西方文化的追慕者，我的左派傾向並沒有改變我的親西方主義。」這就是米沃什的表白。他批判美國的文化現象，尤其是束縛於單純的市場價值和自然威力的現象，所操持的思想利器，便是源自西方的；而不像同樣流放於美國的俄國作家索爾仁尼琴那樣，對美國的批判，純然出於固有的東方立場。從這樣的意義上說，米沃什不失為一個西方知識分子。波蘭人質疑他的身份，公平點說也不是沒有理由的。其實，這裡所涉及的，已不僅僅是國籍問題，或者所謂的「個人歷史問題」了。
那麼，米沃什到底屬於哪一個國度？他從波蘭出發，最後回到波蘭，但是其間的道路是向西方敞開的。西方對於知識分子的定義，其中之一便是「漂泊者」，用這個意象說明米沃什的歸屬最恰當不過。漂泊是無根的。漂泊是一種自由。可是，對米沃什來說，與其說自由是他的生存狀態，無寧說是他所選擇的人生態度。他的《被禁錮的頭腦》，迄今未有漢譯本，據說德譯本是由存在主義哲學家雅斯貝斯作序的。「選擇即自由」，是存在主義的一個著名命題；就精神實質而言，它確實體現了流行於二十世紀的存在哲學的積極的、富於實踐意義的方面。
米沃什是一個懷有自由理想和個人尊嚴的作家。他的獨立而自由的行動，可以說，都根源於對自己作為一個波蘭人的生存境遇的認知。波蘭的歷史，是一部被宰割被奴役的歷史，在二十世紀，它是同世界上兩位極權主義領袖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治生涯聯繫在一起的。二戰時，波蘭成了納粹滅絕猶太人的屠場，奧斯威辛等著名的滅絕營，就在波蘭境內。1944年8月華沙起義，便有20萬人死於街頭。二戰後，蘇聯對波蘭實行雙重殖民：一是意識形態控制，二是政治干涉，力圖把波蘭變成它的影子國家。米沃什曾經寫道，從睜開眼睛的那天起，他看見的就是火光、大屠殺，是背信、侮辱，以及吹牛家的無恥。《使命》一詩說：
在畏懼和顫慄中，我想我會完成我的生命，
只當我促使自己提出公開的自白書，
揭露我自己和我這時代的羞恥：
我們被允許以侏儒和惡魔的口舌尖叫，
而真純和寬宏的話卻被禁止；
在如此嚴峻的懲罰下，誰敢說出一個字，
誰就自認是一個失蹤的人。
這就是米沃什的祖國：波蘭。
由於他不能忍受一個極權制度的壓迫，專制和黑暗通過所有感官所加於心靈的傷害，於是繼戰時參與地下抵抗活動之後數年，在作為外交官員的體面的位置上，義無返顧地選擇了逃亡。在此後漫長的漂泊異域的道路上，他始終不能忘卻至今仍然陷入政治恐怖的波蘭人民，他的親人和朋友，始終不曾放下沉重的創傷記憶，而選擇了自由寫作，一種獨自活躍於紙面上的政治行動。他的文字，有著十分突出的政治意識。但是，他從來沒有寫過什麼諛詞讚頌當代的任何一位政治家，他有理由以此為榮。
既然歲月已經改變了我的血，
而成千的行星系統在我體內生生死死，
我坐著，一個靈巧而憤怒的詩人，
眼睛斜視，滿懷惡意，
手中，掂量著筆，
我密謀復仇。
政治在米沃什這裡意涵著自由，標示著自由的處境。他是一個在反抗和鬥爭中過來的人，深知自由的代價，所以並不像一般的知識者那般地害怕暴力，也不諱言復仇。有人稱米沃什是一個個人主義者，充分表現出波蘭人自尊的、不屈服的品性。如果僅從實現個人的自由意志方面著眼，這樣的稱謂對他來說應當是恰切的。但是，正如許多被稱作「自由主義者」賣身權門而倡言「自由」一樣，許多自命為「個人主義者」的人，惟憑一己的私慾行事而毫不顧及自己的社會身份；倘若如此，那麼，他們與米沃什相去甚遠。在米沃什看來，作為一個人，如果來自專制社會而忘記奴隸的身份，頭腦遭到禁錮卻不曾產生束縛的感覺，備受凌侮而心靈不覺傷痛，實際上是對個人的背叛！
正是沿著自由精神的軌跡，一個多難的民族的歷史經驗同一個人的生活體驗疊合到了一起，一個人的文學理想和人生理想疊合到了一起。米沃什寫槍口、鐵絲網、權力、威勢、火和廢墟，然而也寫葡萄酒、茶和麵包，寫櫻花、菊花以及明月，他有能力把所有這些關於自由與不自由的相悖的事物組合到他的各種文本裡。對於一個自由書寫者來說，本來並不存在藝術的門限。正如米沃什，政治介入的意識使他的作品更富於血肉相連的生命質感；在他的文字裡，隨處可以感覺到那種傳教士式的或帕斯卡式的熱情。只有那樣一些不知自由為何物，專意擺弄所謂藝術的大小彫蟲，才會指摘米沃什寫得太廣太雜，說他的詩帶有「封閉性」，抒情味道不夠，等等。其實，米沃什的作品，自覺地承受了更多的現實。對於藝術道路，他看得非常清楚，明確說：「對每一位當代詩人來說，波羅的海人的問題比風格、格律和隱喻重要得多。」
為了自由寧可放棄祖國，獲得自由卻又懷念祖國，這就是米沃什。自由使他一生長受困擾，使他冒險，使他逃亡，使他得深沉的懷鄉病。自由使他區別於其他的東歐人、美國人，也區別於其他的作家和詩人。自由一開始便使他陷於分裂和瓦解，使他在空虛中追逐，呼告於無邊際的曠野。即使諾貝爾文學獎給他艱難堅持的工作以肯定性的評價，那也不過是一種象徵，並不曾使他免於尷尬的境地：美國人讀不懂他的詩歌，波蘭人看不到他的詩歌。自由使他孤立。但是，這是無法挽救的事。自由是排他的，就是說，要自由就自由到底，一旦選擇了自由，就沒有了別的選擇。
米沃什的葬禮，上演了一出關於一個熱愛自由的人的悲喜劇：他切割自己的根，他尋找自己的根，其實根，一直長在他的身上。
2004年8月25－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