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世紀失之交臂。
——茨維塔耶娃
在沒有火爐的冬夜，我讀著一部關於自殺的女詩人的回憶錄。茨維塔耶娃。於紙頁掀動間，世界突然變得疏遠起來；祖國，革命，愛情和詩篇，宛如空中飄忽的輕煙。生命實在然而脆弱，使我一再想起帕斯卡的比喻：會思想的蘆葦。
請你為自己折一莖野草
再摘一顆草莓
沒有哪裡的果子
比墓地的草莓更大，更甜美……
「我是一個完全被遺棄的人。」茨維塔耶娃說。
當大門已經關閉，當恐怖降臨，當所有的呼喊無用，這時，詩人只好在內心製造出另一個自己來，彷彿從此便有了彼此間的問候，傾訴，撫摸，以及種種贈予。如果不是這樣，憑誰可以拯救自身於深處的孤獨？
為自己！在現代話語世界中，有關「自己」的使用太頻繁了，因此，便容易忽略它固有的莊嚴的悲劇的意義；直到側身經過這詩行，它才像雷電一般倏然擊中了我，以慘白的亮光，照見眼前長久地伏處黑暗之中的事物。其實，只有當精神的傷勢嚴重時，一個人才能真正感知自己的存在。
茨維塔耶娃從小就慣於同自己來往了。
因為母親的疾病，她隨同全家漂泊異國，在動盪不安中嘗試被拋的風味。命運的神秘力量令人驚異。數年之後，因為丈夫的政治性病痛，她又攜同女兒離開俄羅斯祖國，遠赴布拉格，然後卜居白俄分子麇集的巴黎。
作為一個白軍軍官的妻子，沉醉於純淨的古典風格的詩人，她的到來，立刻激起了一批敵視十月革命的流亡詩人的興奮，隨即陷入他們的簇擁之中。他們出版她的詩集，為她鼓吹；可是不用多久，就從她的詩篇嗅出某種異樣的氣味來了。在伏爾泰咖啡館舉行的馬雅可夫斯基詩歌朗誦會上，有記者問她：「關於俄羅斯，您有什麼話要說？」她回答說：「那裡有力量。」一句話，頃刻把她同一樣來自故國的往日的朋友劃分為兩個世界。
她成了一個孤島。
僑民作家轉而攻擊她，他們不能容忍她對失去的樂園的叛賣。這樣，依靠寫作為生的道路被切斷了。整個家庭，沒有任何的生活資料，四口人全靠她和女兒編織帽子，一天掙五個法郎維持生計。她說：「在這裡，我遭到了殘忍的侮辱，人們嘲弄我的驕傲、我的貧困和我的無權。」她因無力改變這種境遇而深感痛苦。
可是，對於一個執著而高傲的女性，這個世界同樣無力改變她。「那裡有力量。」她這樣說，並非出於外交場合的需要，而是內心的愛，因為過於彌滿而在偶爾的觸動間而蕩溢出來。她那樣嚮往俄羅斯，甚至可以說，惟其遭受孤立和打擊，新生的祖國，才成了她的信仰，她的星光。她表白說：「我不是為這裡寫作，而是為了那裡語言相通的人。」這裡那裡，此時成了她經常使用的特定的語詞：一個代表現在，一個代表過去與未來。恰如掛鐘的垂擺，她不能不左右蕩動於兩個世界之間；然而那時針，卻始終指示著既定的方向。俄羅斯成了她的情感的源泉。她汲取，澆灌著自己以及幼小的一代：「我的兒子，回家去吧」，「回到自己的家園」，「回到沒有我們的祖國去！」……
你呵！我就是斷了這隻手臂
哪怕一雙！我也要用嘴唇著墨
寫在斷頭台上：令我肝腸寸斷的土地
我的驕傲呵，我的祖國！
四十七歲那年，緊隨著女兒和丈夫之後，詩人帶著十四歲的兒子小穆爾，終於回到了闊別十七歲的俄羅斯，命中的俄羅斯。
對詩人來說，革命成了預設的陷阱。
回國之後才兩個月，她的女兒和丈夫先後被捕，他們都是因為忠誠於革命而被戴上反革命的罪名的。從此，她長期奔走於營救然而無望的途中。那時候，大規模的肅反運動已經開始。多少政治家，軍人，知識分子，為理想所激盪過的人們，昨天還在為蘇維埃作忘我的戰鬥，今天便成了蘇維埃的敵人：監視，囚禁，流放，公開的或者秘密的處決。詩人的丈夫，就是被抓之後不久暗暗死掉的。告密，誣陷，人頭買賣，成了官方鼓勵的行業，綁架和失蹤，到後來也因為大量發生而不復成為新聞。茨維塔耶娃。這個被稱為亞馬孫式的詩人，此時已經全然失去當年的英邁之氣；她以十分淒苦的筆調，在日記中寫道：「人家都認為我勇敢。我不知道有誰比我更膽小。我什麼都怕。怕眼睛，怕黑暗，怕腳步聲，而最怕的是自己，自己的頭腦……沒有人看得見沒有人知道，已經有一年了（大約），我的目光在尋找鉤子……活到頭才能嚼完那苦澀的艾蒿……」
很早以前，死亡就開始誘惑她了。她曾不只一次地寫過遺囑。這裡那裡，紅草莓！她一再地選擇墓地，難道真的出於天性的喜歡嗎？
廣袤的俄羅斯國土，沒有一個人的棲身之地。當詩人歸來尋找從前的舊房子時，那裡早已拆為一片廢墟，只留下孤單的老白楊，蕭索的風聲與片斷的追憶。她向作協負責人法捷耶夫求告，回答是：一平方米的地方也沒有。
風呵，風呵，我的忠實的見證人
請告訴親愛的人們：
每夜在夢中，我走著
從北到南的路程……
她回來了，那麼艱難地跋涉歸來，可仍然在流浪。夢中的故園。她把莫斯科連同自己貢獻出來了，反而遭到另一場無邊界、無終期的放逐。幾年間，她找不到一份像樣的工作。後來，戰爭發生了。由於德國軍隊進逼莫斯科，她帶領小穆爾，隨大批居民疏散到一個偏僻的小城葉拉布加；為了餬口，又隨即返回莫斯科，要求作協在遷往葉拉布加的基金會開設的餐廳裡給她一個洗碗工的位置，而結果，仍然遭到拒絕。
剩下的唯有詩篇了。她寫，發瘋似的寫，沒有任何力量可以逼使她停下來。沒有朋友，沒有讀者，沒有社交，沒有愛護和同情，連一手撫養成人的小穆爾也瞧不起她，最後竟頭也不回地離她而去。面對一個無動於衷的世界，除了沉思，歎息，呼告和哭泣於綿綿無盡的詩行，她將如何安頓自己？
然而，這個六歲便開始寫詩的詩人，這個剛滿十八歲便出版了第一部詩集的詩人，這個熱愛詩歌甚於熱愛生命的詩人，回國之後，只公開發表過一首詩，而且是舊作。
蘇維埃政權通過作協把所有的作家和詩人控制起來了。所有的出版機構，所有的報刊書籍，都聽命於一個聲音。其實，革命本來就意味著強制和統一。哈姆雷特的問題成了人們永遠面臨的問題：生抑或死？曼傑施坦姆是一種死法，葉賽寧和馬雅可夫斯基是另一種死法。至於活著，就必須獻出頌歌，連真誠的高爾基也不能保持緘默。無從捉摸的意識形態，借助權力工具而釘子般楔入所有的文化區域：機構，會議，大腦和各種文本。凡寄希望於生存的作家，幾乎都無師自通地學會自我調節，以使文字在到達審查機關之前，絕不包含易燃的成分；然後，通過出版，評獎，授勳，形成範式和風氣並加以強化，從而徹底排除了個人。
茨維塔耶娃問自己：「在這個小心翼翼的世界中，我對我過分的感情激動該怎麼辦呢？」
我拒絕在別德拉姆
作非人的蠢物
我拒絕生存
我拒絕和廣場的狼
一同嚎叫
她可以對國外的法西斯勢力表示憤怒，可是，她能夠抗議國內的無所不在的恐怖勢力嗎？自從走出白俄分子的包圍，她一直是蘇維埃政權的熱烈的擁護者，如今，站在自己的國土上，竟不能抒發國家主人翁的情感了。當她告別了早期的詩風以後，就一直雄心勃勃地試圖超越普希金，建立自己的自由遼闊的詩歌王國；的確，這是一個富於激情力量的詩人，她的詩經常裹挾著一股猛烈的風暴，閃耀著電火，發出霹靂般炸裂的聲音。但是，如果不是為了歌頌，這種危險的抒情風格還有保持的必要嗎？社會已經不容關注，如果不退回到內心深處的堡壘，那比彼得－保羅要塞還要堅固安全的堡壘，她還能到哪裡去？……
在即將動身離開巴黎，返回祖國的前夕，詩人對一個朋友說：「我在這裡是多餘的人，到那裡去也是不堪設想的；在這裡我沒有讀者；在那裡，儘管可能有成千上萬個讀者，但我也不能自由呼吸；也就是說，我不能創作和出版詩集……」
敏感的詩人，多慮的詩人，她成了先知了！
一切家園我都感到陌生
一切神殿對我都無足輕重
一切我都無所謂
一切我都不在乎
這裡那裡。幾十年的輾轉奔逐，寥廓的地域和時間都不可能改變一些什麼嗎？據說，革命是在一種普遍的意義上帶來人類的進步和幸福的，難道就不能適用於具體個人？茨維塔耶娃。她已經一無所有。在一個號稱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度裡，難道連極有限的一點給予，也不能留給自己的同志？
她死了。終於死了。她是把高傲的頭顱和正直的頸項伸向親手編就的繩套裡結束自己的，在陌生的葉拉布加。最後一份遺囑寫的是：「小穆爾！原諒我，然而越往後就會越糟。我病得很重，這已經不是我了……我無法再活下去了……我已經陷入絕境。」
這是祖國給予公民的唯一權利。
她使用了這個權利。
關於馬雅可夫斯基的死，茨維塔耶娃這樣說：「作為一個人而活，作為一個詩人而死。」關於她的死，愛倫堡認為可以換一個說法，就是：「作為一個詩人而活，作為一個人而死。」確實，她以一個人的死，護衛了一個詩人的尊嚴。
假如，命運是一種選擇，那麼只要不是固守素性的偏執與孤傲，學會迎合時勢，哪怕甘居平庸，她的一生也許不至於如此慘淡。當然，在一個玉石俱焚的社會裡，所有這些為她而作的設想未免過於天真；但是，即使因為禁錮的疏忽而留下可能死裡逃生的缺口，也將由她先行堵塞了。當全體人民處於危難之中，她並不冀圖僥倖得救；這時，任何的個人榮耀，在她看來都是以骯髒的交易換取的。她不願意出賣自己。她要過內心真實的生活。
對於生活在內心的人，事實證明，是不可能徹底戰勝的。茨維塔耶娃在贏來不幸的同時贏得了詩歌。雖然在長達三十年的時間裡，她的名字在國內已無人提起，但當自由的白晝臨近，人性和美感一同開放，她的詩篇便錚然飛起，向著人們的集居地，如同大隊大隊無畏的鴿群……
當我停止呼吸一個世紀以後，
你將來到人間。
已經死去的我，將從黃泉深處
用自己的手給你寫下詩篇：
朋友！不要把我尋找！時代已經變了！
甚至老人也不能把我記起……
多少領袖群倫的人物機關用盡，都為名垂青史；而這位詩人，卻藐視身後的種種「哀榮」。生是美好的。如果允許重新選擇，她定當一千次地選擇生；但是，如果生而斫喪自己，生而遠避同類，生而向權勢集團和世俗社會行乞，那麼對她來說，死仍然是必要的因為此時的死，乃是人生唯一的一次獨立而自由的選擇，是更莊嚴、更頑強、更偉大的生。
紅草莓！多麼碩大！多麼甜美！當它逕自選擇了墓地，便無法說清：它是在點綴死亡，抑或傲對死亡……
1996年1月－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