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生與死，托爾斯泰都同俄羅斯大曠野有關。
大曠野在索菲大教堂之外，瑪麗亞劇院之外，夏宮和冬宮之外，甚至涅瓦大街之外。在大曠野裡，再高大的喬木也會因無邊的開闊而變得卑微，到處是灌木林，沼澤，無所謂枯榮的叢草。大風雪以最直接的方式施行暴虐，陽光那麼稀少；夜色深濃，星子分外蒼白而迷茫。猛獸到處存在，更多是溫和的動物，它們常常以驚怯的眼睛向四方窺伺。鳥雀在這裡築巢，做飛翔的夢，不時死於同類的膏吻而血灑平蕪。大曠野人跡罕至，唯做成油畫進入城市沙龍，編成教科書進入學院，製成各種公文進入宮廷，從而顯示不容忽視的浩大的存在。有一個著名的比喻叫朝野，說的就是大曠野，一種與官方相對峙的民間力量。俄羅斯大曠野遼闊、渾厚、豐饒，充蕩著一種清純而辛苦的氣息。被稱為民粹主義者的人們，竟為這氣息所魅，以「到民間去」相號召，洶湧一時。
托爾斯泰秉承了大曠野的血脈。可是，這位擁有數百個農奴的伯爵，在莊園的雪白的柵欄內，卻是再也找不到他想念已久的故園了！
俄狄浦斯情結，牢牢地抓住了他。
一天，他對著鏡子端詳良久，囁嚅道：「不像。」由於失去了母親，無法像終年勞作的貧困的兄弟那樣生活，便使他一生陷入無間斷的追究、懺悔和自責中，掙扎著不得安寧。他曾經這樣對一個青年流放者說：「你多麼幸福，你為自己的信念而受苦。上帝沒有賜給我這種幸福……」這位頭號傻子，顛僧，完全把人世間關於幸福與不幸的概念弄顛倒了。
他開始拯救自己。
所謂拯救，其實是自行破壞，即俗人之所謂「自作孽」。他極力放棄屬於貴族地主的特權，寧願接受體力和腦力的雙重折磨。他穿農民一樣的衣服；吃蕎麥粥和喝白菜湯，做素食主義者；戒煙、酒，把煙草當作奢侈品，禁絕多年的打獵習慣。他親自下地，鋸木材和劈木頭，用鐮刀或者別的工具幹活；犁地成了一天中最愉快的享受。大約在他看來，令人憎厭的勞動是一樁善而且美的事情罷？他的哥哥在信中說他「老是尤凡化」，便因為他常常模仿一個名叫尤凡的雇工的動作，包括扶木犁的姿態。——可笑的是，這已經不是青少年時代的故事了。
這些勞動者，品格高尚卻出身卑賤。他們像牲口和農具一樣同屬於主人，反覆耕作，收穫的仍是飢餓、疾病和災禍。自由和尊嚴都是主人的事。公正的法律唯有保障他們領受懲罰，從納稅直到鞭笞、關押和砍頭。《那麼我們應該做什麼？》托爾斯泰給自己，同時也給有身份的人出了一個頗難解答的題目。他說：「我用我的整個存在瞭解了，在莫斯科存在著成千上萬那樣的窮人，而我和成千上萬別的人，卻吃牛排和鱘魚吃得太飽，用布匹和地毯來覆蓋我們的馬匹和地板，這是一種罪惡——不管世界上一切有學問的人會怎樣說它們是必需的——是一種不只是犯一次，還是不停地在犯著的罪惡……」他不能容忍自己所過的生活，犯罪般的可詛咒的生活；雖然有時也尋找過合理的根據開脫自己，然而，主要看見家裡或任何別的客廳，任何擺得整齊乾淨的餐桌，或是配有保養很好的車伕和馬匹的馬車，乃至商店、劇院、集會場所，就不能不感到憤怒。他的目光總是從個人自由那裡滑過，霰彈般覆蓋在社會正義等問題上面。對於失去人身自由的農奴，他所關注的也是整整一條橫系俄羅斯的鎖鏈——農奴制，而不是哪一個人，哪一個環節。城市與鄉村，富人與窮人之間的驚人的差異，強烈地吸引著他的心靈。他認為，他對不幸的人是負有責任的，因為他參與破壞了他們的生活。有一次，一位出身城市的朋友向他解釋說，不平等是城市裡最自然的現象，他立刻揮動胳膊，搏鬥般地叫喊道：「一個人不能夠那樣生活，不能，不能！」
完善自己不是一種室內活動。因此，一個自以為精神殘缺的人，才會像殉道者那樣，越過重重阻障，走向大曠野。
「按人民的方式生活，」托爾斯泰說。
人民包圍著他，近在咫尺，又相隔遙遠。沒有一條現成的道路通往大曠野，但是他確信，腳下的土地是與大曠野連在一起的。他沒有耽於星空的渺冥，而是窮於追索道德律的嚴整；他知道，道德就像野草和蕎麥一樣在地面上生長。他忠實於這土地。不管最終是否可以通往夢中的家園，總之，走是不會錯的。
他固執地走，甚至不避重複：起草解放農奴的計劃，發動救災，募捐，分發盧布和糧食，為災民子弟興建學校，親自砌磚，還有擔任功課……他為農民遭受饑荒而深感痛心，形容說，「就像一個患風濕病的人在雨天之前渾身疼痛一樣」。在家信中，便不只一次提到如何解決農民的麥種問題。說不清楚，他是周賑窮人抑或救贖自己，但都一樣的虔誠，緊迫而且耐心。
在《聖經》裡，麥種是一種象徵。生命的意義因它而簸揚。當著托爾斯泰把種子和糧食拿去救助那些需要的人們時，便痛切地感到，必須使人類具備一種永無窮匱的可普及的物質。信仰的道路漆黑一團，而他，連第歐根尼的燈也沒有，全憑著自己的摸索才找到了這種物質：愛。世界上所有高深玄奧的東西都具有可疑的性質，唯愛至高無上又簡單明徹，一如無價的陽光，可以任人分享。「勿抗惡，」托爾斯泰說。於是，他因拯救自己而及於人類，愛成了宗教。這是新的宗教，但也是最古老的宗教，所以他被稱為「基督紀元一世紀的猶太教徒」。不同於後來正統的浩大的宗教者，在這裡，愛和勞動是密切相關的，一旦勞動成為教儀，生活奢靡而生性懶惰的上流人物便永遠無法進入天國了。表面上看起來，托爾斯泰的宗教具有泛愛性質，其實不然；用他的話來說，這是「從地下拉出來的宗教」，與上等人受用的天上掉下來的宗教是大兩樣的。這樣，教會發佈文告稱他為「偽善的教師」，以反對上帝和神聖的傳統為罪名開除他的教藉，就沒有什麼可駭怪的了。
然而，他點燃的火焰竟不可遏止地蔓延開來。
他的住宅成了大學生，工人，眾多希望得到安慰和鼓舞的人們的中心。著名畫家列賓為他畫的新的肖像，被公眾用鮮花裝飾起來；在大街上，人們向他歡呼，致敬，大量的信件和電報向他飛來；而他的被禁的著作，也通過手抄或其他不合法的途徑不斷傳遞到人們手中……事實上，眾多的信徒並不瞭解他們的「教主」。他根本無意做什麼鳥領袖，從來關注的只是內心，並非運動。當「托爾斯泰墾殖隊」剛剛組織起來的時候，人們懷著何等的狂熱，在俄國，在世界各地拓墾他們的烏托邦，轉瞬之間，便都成為陳跡。目睹一出宏偉的戲劇在意想不到的劇情轉折中黯淡收場，能不令人沮喪麼？
愛是艱難的。世界現存的秩序，使托爾斯泰充滿熱忱的拯救計劃成了最迂腐的說教。幸而他是一個實踐家。他熱愛人類而非個人，熱愛愛本身而非愛的理論。既然人類的命運面臨專制、壟斷、強暴和各種壓迫，所謂愛、同情、拯救，就不可避免地要帶上對抗的性質。
首先是對抗政府。
權力和制度是橫踞在通往大曠野的所有道路之上的巨獸。沒有誰可以繞開。
托爾斯泰寫了一個著名的小冊子《我信仰什麼》，公然宣稱：「信仰否認權力和政府——戰爭、死刑、掠奪、盜竊——而這一切全都是政府的本質。」他說，他不是一個愛政治的人；但是，無政府主義的結論是致命的，正是藉此，他深深地捲入了政治社會的漩渦。另一個小冊子《天國就在你們心中》，即把不抵抗原則用於各級政府，指出凡使用暴力、戰爭、監獄、刑法，並以強迫人民納稅來搶劫人民的政府，基本上是不道德的；從而進一步主張拒絕加入政府，拒絕服兵役，拒絕納稅，拒絕為政府服務。實踐把他推到理論的反面：不抵抗成了抵抗。他寫信正告沙皇說：獨裁是一種過時的政府形式。由於人民已經隨著整個世界走向進步，因此這種形式的政府以及與它相依存的正教，就只能依靠多種暴力，諸如：宣佈戒嚴，放逐，死刑，宗教迫害，對書報的審查，思想犯，對教育的濫用等等各種罪惡和殘酷的行為來維持。「高壓統治的辦法可以壓迫人民，但不能治理人民。」這是他的政治信條。他自始至終藐視政府的權威，一再動員道德力量實行全面抵制，哪怕毫無效力，哪怕只有他一個人。實際上，他總是唐吉訶德式地單獨行動，如阻止沙皇發動戰爭，揭露政府對饑荒的否認，抗議軍事法庭絞死農民，反對對猶太人的迫害，等等。在迫害猶太人的事件發生以後，他當即發表抗議信，說：「這整個事件的真正罪犯，就是我們的政府……」
顯然，反對政府是不明智的。它幾乎控制了國家的全部喉舌，盜用民族、人民、愛國主義的名義，簡直像用煤油點燈一樣方便。托爾斯泰就曾被立憲部的機關刊物指為「惡劣的思想家」而備受攻擊。更為危險的是，政府擁有警察、監獄，巨大的口腔和牙齒，可以隨時置誠實的公民於死地。托爾斯泰雖然身為伯爵，同樣被置於嚴密的監視之下；因為不安分，故不只一次地遭到官方的警告和死亡的威嚇。好在作為基督徒，他堅定地接受了未來的現實——死亡；一個連死亡也不畏懼的人是不可征服的。由於有相當一批人因收藏他的被查禁的著作而受到搜查、審訊、監禁，以及種種迫害，他便給內政部長寫了一封措詞嚴厲的信，捍衛思想的尊嚴。他說：
是我寫的那些書，是我口頭和書面答應傳播政府認為有害的那些思想。因此，如果政府要反對這種有害思想的傳播，那就應該把目前對那些偶然受到影響的人所採取的措施用來對付我……
……假如政府允許這些思想不受阻礙地得以傳播，這些思想就會緩慢地、從容不迫地傳播開來。要是政府像現在所做的那樣去迫害掌握這些思想並把這些思想傳播給別人的人，那麼這些思想的傳播在膽怯、軟弱、信念未定的人們當中縮小的程度，將和在堅強、剛毅、信念堅定的人們當中擴大的程度一樣。所以，不論政府怎樣做，傳播真理的過程不會停止，不會放慢，也不會加速。
……我現在預先聲明，我至死將毫不停頓地進行政府認為是惡而我卻看作是在上帝面前應盡的神聖義務的事業。
對操持筆業的文人來說，最可怕的事情莫如同政府對抗，因此御用的幫忙和幫閒文人，代代繁衍不絕；像托爾斯泰這樣迂直的漢子是罕有其匹的。其實，他不是不知道他的名望和地位是一種資本，只是不加使用而已。他告訴他的大對手，以放逐、監禁或採用更為嚴酷的措施來對付他是不會遇到困難的。一直以來，他致力於布道，卻不曾自視為精英，情願留在普通民眾中間，唯在社會垂危的時刻挺身而出，獨力承擔拯救的責任；與政府合作只能使他感到可恥。一般文人則不然，非但不敢正視環境的壓迫，反而變出許多逃避責任的戲法來。他們以純粹的藝術家或理論家自命，立志於超越現實，遠離塵囂，稱說藝術就其天性來說是憎惡政治的，因而決不應當去干預社會。許許多多的「先鋒」和「後先鋒」，其實都是借了藝術的法衣，掩飾其內囊裡的自私與卑怯。不堪寂寞時，或者竟也會喊一聲「抵抗」，然而除去權勢者及其走狗，抵抗誰呢？
托爾斯泰在後來一段相當長的歲月裡，幾乎停寫了小說，倘使寫作，也都是宣傳不抵抗或抵抗的小冊子。對於一個貢獻了《戰爭與和平》、《安娜·卡列尼娜》這樣輝煌的敘事作品的天才作家來說，還有比這更大的浪費嗎？難怪屠格涅夫臨終前還充滿憐惜地寫信勸說他：「我的朋友，回到文學活動上來！你的天賦是從萬物之主那裡來的。……我的朋友——俄羅斯偉大的作家——聽從我的請求吧！」他沒有聽從。寫作，只是生存的一種形式而已，文學更在其次。托爾斯泰是重視生存的，宗教問題、道德問題和社會問題，其實都是生存問題。如果寫作僅僅為了炫耀辭章，而不能給人生以指引，為什麼不可以放棄它？所謂文學，首先是經典的、優雅的文學，恰恰以它足以自矜的美學成份而遠離了人生的實質。托爾斯泰籲請提高民間出版物的質量，卻把普希金、果戈理、歌德、拉辛等等著名的作家說是「老百姓不要」的「寶貝」，包括他自己；就因為他們所提供的東西，在他看來並不是老百姓所需要的食物，而是「餐末的甜食」。
在生活這門宗教中，人民就是上帝。托爾斯泰懺悔道：「我們依仗自己的權利去享用人民的勞動而不承擔任何義務，在製作精神食糧時完全忽視了我們的活動所應負的唯一使命。我們甚至不知道勞動人民需要什麼，我們甚至忘記了他們的生活方式，他們對事物的看法，他們的語言，甚至忘掉了勞動人民本身；我們忘掉了他們，並且把他們當作某種民族學奇珍或新發現的美洲來加以研究。」他責問自己，同時責問寫作的同類：「我們教會了他們什麼，現在又教給他們什麼呢？他們期待過幾年、幾十年、幾百年……而我們總是在閒談，互相指教，互相娛悅；而對於他們，我們甚至忘得一乾二淨！」
寫作者關注的只是寫作本身。他們寧肯放棄俗世的可珍貴的一切，獨獨不肯放棄文字；不是因為文字可以點燃篝火，或者做成利器投擲，而是因為它是作為個人不朽的見證而存在的。而托爾斯泰，竟連保留給自己的最後一部分也給抹殺了！
他抵抗自己，一如抵抗政府。
他剝奪自己，抹殺自己，一如視權力為虛無。
他時時驚覺於身份的特殊，根本不像是他的勞動者兄弟。伯爵夫人更不像，甚至敵視他們，因他們而對他充滿怨懟。她在日記裡寫道：「他鼓吹的那些為了人民的幸福的東西，把生活搞得這麼複雜，使我越來越受不了……」下一代也不像。他的大兒子大學畢業時，曾就未來的職業問題徵求他的意見，他當即建議去給一個農民當工人。他要讓自己，連同所有人都回到勞動者那裡去。當然，這是不可能的。他深刻地意識到這種不可能，可是又不能繼續忍受眼前的生活，於是，剩下的唯一可選擇的道路，就是：——
出走！
從精神意向上說，出走的說法是不確的，毋寧稱作回家。如他所說，大家都是「回家的人」。那是原來的家，真正的家，是安妥靈魂的所在，是大曠野。然而，大曠野太遙遠了，他一生不可能趕到，何況已屆暮年！結果，他在一個小火車站上倒下了。倒下的瞬間，他仍然呼喚著「農民」，猶如呼喚母親。悲劇的事實是，他沒有母親。母親於他只是一個幻覺，一種渴念，一腔近於瘋狂的追隨前去的激情。
身處上流社會而保持民眾思維，便不能不產生迷亂。在走向大曠野的途中，尋找的途中，迷路是注定了的。迷失與耽誤，對於一個趕路的人來說當是何等的焦慮呵！然而在這個世界上，有誰可以引領他，有誰可以聽他在黑暗和荒寒中的慘苦的呼告，除了他自己？
更為悲慘的是，就連這自己，也並非完整地屬於他，——那是一個分裂的內在世界。他無所依歸。他流浪。為了那個返回的情結，一個擁有爵號、莊園、大批著作，使全世界為之傾倒的偉大作家，一夜之間成了徹底無助的孤兒！
1995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