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以不做詩人，但是必須做一個公民。
——涅克拉索夫
1
詩人總是同詩聯繫在一起。
十年前，從鄉下來到大都市，正如從吃薯芋改作細糧一樣，喜歡閱讀的書，眼前也都慢慢變得精緻起來。語言是富有魅力的。總之到了後來，我是能夠安穩地在自己的幻覺裡棲居了。
任何選擇，同時是一種背棄。我開始告離從前敬仰過的詩人：這其中就有涅克拉索夫。
在我常去的一家書店裡，《涅克拉索夫詩選》整齊地靠在一起，大約五冊，書脊上全都蒙著一層薄薄的灰塵。我曾匆匆取閱一回，復匆匆插回架上，此後再也沒有翻動過。過了許久，當我偶爾想及它們而一瞥原來的角落，早巳蹤跡全無，唯見一排氣宇軒昂的武俠小說了。記得當時頗有點悵悵，心想：怕不會一齊被送到廢紙堆裡去吧？
2
一天閱稿，是蘇杭先生所譯的葉夫圖申科的集子。有一篇關於涅克拉索夫的專論，特別提到詩人自以為非的一段故實：在專制的恐怖中，為了保全由自己主編的《現代人》雜誌，他曾經為最高統治者沙皇遇刺倖免於難寫了詩，以表慶祝之意。僅僅為此，他一直得不到安寧。
他寫信給托爾斯泰說：「我在極力排遣惡劣的思緒，時而覺得自己是一個大好人，時而覺得是個大壞人……在前一種心境下，我感到輕鬆——我對我的自尊心所受到的致命屈辱，流血創傷能夠看得超脫一些，樂意並且衷心地寬恕別人，對無法獲得個人幸福能夠想得開；在後一種心境下，我感到痛苦而又痛苦，是不值得同情的，首先既無力站起來，也無力完全倒下時，比什麼都難受……」
這時，我不禁想起從前讀過的他的一首詩：
我從來都不出賣豎琴，
但是，當無情的災禍突然降臨，
我的手就會在豎琴上彈出
不正的聲音……
為了和人民擁有同一滴血，
呵，饒恕我吧，祖國！
請饒恕我的罪行！……
人類生存的兩難，本來就是以損害一個方面來保存別一個方面的，何況艱難時世。要擔任一個雜誌的主編，就必須充當君主的奴僕；要堅持自己的信仰，就必須放棄個人的意志；要說出少許的真話，就必須大量地說謊；要表達復仇的快意，就必須忍受自戕的痛苦。命運的選擇是沒有自由的。為了俄羅斯碩果僅存的文學園地——《現代人》，做一個擬態以求生存，有什麼可責難的呢？只是，目的與手段密切相關，倘使手段與目的相悖，目的就不復是預期的目的了。作為社會的喉舌而言不由衷，所謂文學，自然失卻了存在的意義。的確，一首詩而已，比起《現代人》眾多反叛傾向的作品，可謂微不足道；但是詩人對於異質的東西特別敏感，哪怕半點的虛偽和污垢，都會使心靈深受創傷。
3
詩人的懺悔，重新喚起我多年以前閱讀《誰在俄羅斯能過好日子》和他另外一些作品片斷的親切之情。在陰霾的冬日，他的詩是斜照的陽光、麵包和爐火，是載我空越無人的野徑的過膝的長靴，今天，對於我個人來說，雖然已經可以從容地踱步在早經佈置的恆溫的暖室裡，而那些粗壯、強韌、熱烈灼人的詩句，難道就不再需要了嗎？人類的優秀的成員本來不多，眾多萎弱的靈魂，全靠了他們的餵養和保護，你為什麼竟斷然加以拒絕呢？
我頓然發現，在內心裡，我怎樣地以最純淨的美學玷污了一個曾經慷慨給予我的靈魂的歌者！
扔下譯稿，我開始發瘋般地在電話和街道裡尋找《涅克拉索夫詩選》，當我終於握住了一度視若敝履的集子時，那心情簡直無法言說，是快樂還是悲哀？只記得我對友人說了這樣一句話：
「這本書應當屬於我。」
世間的文學有兩種，一種近於標本，專用於摹仿寫作和製作教條，另一種則近似食品或藥物，用途是改造生活，強壯心靈。涅氏的詩作明顯的屬於後一種。
燈下讀完《詩選》，心意難平，禁不住把架藏的所有可能涉及詩人的書籍統統翻出來，從多種《俄國文學史》直到《巴納耶娃回憶錄》。他自稱是「黑暗王國的歌者」，那麼深情地歌唱黑暗籠蓋下的祖國、故鄉、苦難而倔強的俄羅斯婦女。他歌唱被遺忘的村舍、未收割的田地、像麥粒一樣沉默的農人，以及他們的孩子們；他歌唱預言者、流放者、囚犯，歌唱活在同一個事業中的朋友和兄弟……他背負十字架一樣背負沉重的九絃琴，令它震響，訴說失去自由的痛苦、內心的矛盾、無人傾聽的哀傷。為了逃避陰險的處境、檢查機關的刁難，他不止一次繞道而走，在權威面前壓低洪亮的嗓音。在發表《沉悶呵！沒有幸福和自由》的時候，他增寫了一個並非多餘的副題：「譯歌德詩」；直到臨終之前，才將它在原稿中塗掉，然後註明：「自己的。」
在普遍受難的時代裡，詩人的聲音，往往不是清越的、悠長的、雄壯的；即便激憤如滔滔而下的江河，也必定有漩流和淺灘的嗚咽。正是流貫在詩行中的如此的抑鬱與自責，使我加深了對「詩人」的理解，從而深愛了涅克拉索夫。
元旦那天，我把新買的《涅克拉索夫文集》特地找出來，並列在書架的最顯眼的位置上。三卷書的封面，全作土地和青草混合的顏色，唯一的圖案是套色木刻——玫瑰，美麗而沉著，默默散發著某一種芳香。就那麼看著，呼吸著，我便會重複獲得同一的提示：詩人必須忍受心靈的磨難；而寫詩，當然絕非是分行書寫那麼簡單的事情！
4
在涅克拉索夫的葬禮，當陀思妥耶夫斯基剛剛致完悼詞，包括普列漢諾夫在內的大學生們高喊：「超過了普希金，超過了！」
葉夫圖申科承認，涅克拉索夫在歷史方面超過了普希金；但是，他仍然認為，在詩歌方面並沒有超過。這無疑是基於專業考慮的一種偏見，因為，詩歌本來應當包括更廣大的空間，不只是技藝而已。
實際上，就像涅克拉索夫在《繆斯》詩中表明的那樣，從來便有兩個繆斯，不同的繆斯；或者直接地說，普希金的繆斯和涅克拉索夫的繆斯。普希金的繆斯是「柔聲歌唱的、美麗的繆斯」，是「令人迷醉的古代的嬖人」；涅克拉索夫的繆斯，則是「一個冷漠無情、無人喜愛的繆斯」，是「生來只知勞累、受苦和枷鎖的窮人們的憂愁的夥伴」。普希金是優秀的，也是優越的。他熱烈地歌頌自由，歌頌紀念碑，歌頌西伯利亞的礦坑，涅克拉索夫所曾經歌頌過的許多事物；但是，缺乏涅克拉索夫式的平民的質樸。他一面餵養囚鷹，一面逗弄鸚鵡。比起涅克拉索夫，他為帝王的御座和陵寢獻過不知多少倍的頌歌，而且，他的歌唱是主動的，而涅克拉索夫卻是如此的痛心疾首。
對於一個詩人，重要的不是歌唱什麼，而是如何歌唱。涅克拉索夫天性固執，迂直，近於笨拙，簡直不能算是抒情詩人。他的情感，早因深厚的淤積而變得凝滯，流變無由；大段大段的關於生活戲劇的鋪陳，明顯地偏重歷史而非美學。據說，詩人的想像特別的豐富而斑斕，然而，他的蝴蝶谷在哪裡？
普希金的詩歌，許許多多詩歌，由來教人飛昇；惟涅克拉索夫以創作的廣大深沉，逼使意欲逃逸的靈魂返回黑土。或者是五月的鮮花，或者是荒蕪的墓地，他歌唱的都是腳下真實的生活。
5
詩人何為？
為大地所生而歌唱著大地的人便是詩人。
詩人首先是人，然後是詩。詩人首先不能在詩行中尋找，而應當在人群中尋找；正如尋找詩不能在盆栽植物中尋找，而應當在喬木、灌木、地丁和刺藜等卑賤的族類中尋找一樣。
稱為「詩人」，是因為寫了詩，但是卻不僅僅因為寫了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