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天天所想的和夢到的就是怎樣同現實作鬥爭。
——〔俄〕別林斯基
人顯然比人民或稱平民的概念廣延許多。因為在平民之上，尚有權勢者，為數極少卻可以只手傾覆天下，使世代的人們生活在無法驅除的陰影之中。這是幾千年來最可駭異的社會現象之一。在西方，自從佛羅倫薩的晨鐘響過，人的幽靈便開始飄離教堂的尖頂，然後慢慢降落巴黎的街壘和密西西比河畔的田園，植入一具具血肉之軀，而成為擁有實際權利的個人。自由不復是一種幻覺，它已經從無比豐饒的人性想像，變做可觸摸的實體了。可是，東方是沒有個人的。所謂人，就是人群，是處於「利維坦」的利爪之下的互相隔膜又互相牽制的龐然巨族。長久的奴役比戰爭更可怕，一面培養傲慢，一面培養卑怯，使得自由精神日漸沉淪。譬如俄國，直至19世紀仍蓄養大量農奴，可以想見人權的普遍狀況。廣大的平民階級，猶如西伯利亞的凍土層，飽受彌天風雪的肆虐之苦，歷時既久而啞然無聲。
在專制的政府和愚昧的民眾中間，終於生長出了一種敏感而又不安分的人物，叫知識階級。俄國知識階級承受了德國形而上作家的精神遺產而特別富於頭腦，但是，卻又能擺脫抽像事物的纏絆，長於實踐性活動。既然他們意識到每個人都是現存制度的一部分，所以決不會滿足於自我拯救，而因社會福祉的縈懷作整體的獻身。這是一支自覺的軍隊，他們所加於自身的責任感，對歐洲乃至全世界的知識者良心，無疑構成一場空前強大的、永久性的衝擊。
就在這支隊伍中，別林斯基，以其平民的本色而成為最令人注目的一員。
他出身寒微，是一個縣城醫生的兒子，在一片陰慘的鞭影和農奴的哭聲中長大，沒有完成大學教育。由於執拗的自由的渴望，青春的血液，早已變得灼熱而頑野不羈。文壇原本是雅人群集的所在，在他們看來，這個闖入者顯然是來歷不明的。難怪連普希金和果戈理這般優秀的人也害怕同他建立私交，果戈理甚至公開撒謊，聲明說根本不認識這個曾經將其作品的巨大價值揭示於世的人，後來竟連他的名字也不敢提起了。
然而，對於別林斯基，這些算得了什麼損害呢！他根本不屑於理會那些把鬍髭收拾得整整齊齊的面孔，聖彼得堡的作家們；他藐視人世間的愛寵，撫摩，愚蠢而無聊的禮貌。也許，正因為周圍堆滿了這些上流社會的垃圾，才激發了他無盡的對抗的敵意和清掃的熱忱。普希金和果戈理，如果僅僅拖著一條庸人尾巴，他決不會把手中幾近一半的原稿紙留給他們！
一個戰鬥者，如同宗教徒一樣，由於對信仰的忠誠，往往被譏為偏執狂。屠格涅夫稱別林斯基及其後的一批平民知識分子為「文壇上的羅伯斯庇爾」；事實上，世人對羅伯斯庇爾的評價，至今依然判若雲泥。而別林斯基，確乎宣稱過以馬拉的方式愛人類，傾心於羅伯斯庇爾。這個擁有活躍的、急躁的、激烈論爭的角鬥士一般性格的人，隨時準備著向所有反對他的信念的人挑戰，並且決心征服他們。當他剛剛踏入評壇，就以著名的論文《文學的幻想》使所有志得意滿的作家們為之瞠目，因為他的結論是：「我們這裡沒有文學！」還有比這更為粗暴的說法嗎？及至臨終前一年，他強制著病苦，給果戈理——偉大的《欽差大臣》和《死魂靈》的作者——寫了一封長信，對作家在一部新著中所作的對專制政治和最高權力的讚頌，人格上的卑污、醜惡與屈辱，披瀝了神聖的憤怒。它是如此富於顛覆的力量，以致陀思妥耶夫斯基僅僅在一次小組集會上朗誦過，就被判處死刑，及後改作長達十年的苦役和流放。有意思的是，信中恰好還有一筆提及普希金：因為只寫了購三首忠君的詩，穿上了宮廷侍從的制服，就立刻失去了人們的信任。他在信中寫道：「自尊心受到凌辱，還可以忍受，如果問題僅僅在此，我還有默然而息的雅量；可是真理和人的尊嚴遭受凌辱是不能夠忍受的：在宗教的蔭庇和鞭笞的保護下，把謊言和不義當作真理和美德來宣揚，是不能夠緘默的。」這是平民的聲音。他確曾用以愛祖國的希望和光榮，以及把祖國引向自覺、發展與進步的領袖那樣的全副熱情，來愛過果戈理；因為他從果戈理的小說和劇本中，正如從普希金的濤中一樣發現了俄羅斯暗夜的幽微的火光。真理是樸素的。平民的信使如同真理一樣樸素。當他以一種來源於樸素的本性的直觀，一眼瞥見了其中的庸俗、虛偽、齷齪、奴性的順從，瞥見了反現實的傾向，就會立刻掉轉頭來進行刻毒無情的追擊，哪怕它們來自自己所熱愛過、盛譽過的作家身上！
在論戰當中，別林斯基從來未曾怯弱過，可是在真理面前，卻柔順得像一個小孩。屬於平民的真理十分簡單，無非要扭斷現實中的厄運，把顛倒了的世界重新顛倒一次而已。恰恰在最簡單的問題上，他卻因為過度的深思而陷入迷誤。傲慢的黑格爾和冷漠的歌德一時擺佈了他，於是追求「絕對理念」，靈魂的「寧靜與諧和」；長期以來閃爍在他的論文中的政治元素黯然失色於，他竟像一個蒙眼人一樣，走到了同醜惡的現實和解的沼澤的邊緣。但是，他很快便掙脫出來，痛感和解的可怕之餘，洞見了自己的醜惡。他懺悔了，他詛咒自己，他不惜當眾人的面戳身上的膿瘡。既然愛體面是上流社會的事情，那麼，還要什麼假面具呢！
批評就是否定。其實一切否定都需要勇氣，需要痛苦備嘗。大隊的被稱作「批評家」者流，或者做作家背上的犀牛鳥，一生靠啄食有限的幾個小蟲為活；或者做孔雀，賣弄撅屁股的唯美主義；做籠中的鸚鵡，著意重複主人的腔調；或者如家雞一般，吃多少秕谷生多少蛋，力求平庸；再則如杜鵑，惟借暴力侵佔別的雀巢，心安理得地孵化新生代。這些來自心靈和美學之外的飛禽，廣有羽翼的族類，可以不斷地搬弄經典，吐些連自己也嚼不動的生僻名詞，哄抬一些作家，踐踏一些作家，煞有介事地嘰嘰喳喳，彷彿充滿激情，然而就是不懂得痛苦。痛苦是深部的生命。在他們的文字當中，根本看不見現實生活的根系，感受不到情感的強勁的和細微的震顫，無法觸及事實的悲劇所在，甚至事實本身。如果竟不能像一個普通人那樣承擔和體味當代的苦辛，還算什麼鳥批評家！
因此，說到別林斯基，與其說是批評家，毋寧說是「批評詩人」。批評不僅需要才智、教養、才能，重要的是對生活和藝術的敏銳的詩意感覺，對所從事的批評專業的苦戀情懷。他對理論抱有一種戒心，認為只是包含在一定時間限度之內，不像批評可以不斷進擊，不斷突破，通過「不斷運動的美學」所固有的變革性，同整個的民族前進的歷史結合起來。
他說過，在俄國，只有講台和雜誌兩種活動方式是可能的；而他更偏愛雜誌，以為是一種群眾性的發言機關。這樣，雜誌到了他手中，也就變成了一種擴大的批評了。
一生中，他接連辦過多種雜誌，直到牢牢抓住了《祖國紀事》。當整個文壇為眾多的文學侍臣、貴族所把持，如果沒有自己的雜誌，憑什麼來暴露地面的黑暗，傳達皮靴下的聲音，讓已經埋沒和行將埋沒的富有才具的叛逆者嶄露崢嶸的前額？正是《祖國紀事》，成了一個民族的唯一的喉管，一代天才的俄國知識者集合的中心！
這樣一個習慣於在斧背下寫作而火星進射的批評詩人，在荊棘地裡耕種的編輯，平民意識的傳播者，不屈服的戰士，遭到不幸的追逮是注定了的。窮困、疾病、政治迫害，還有苦役般的勞作，終於過早地壓倒了他，他被內心的烈火過早地焚成了灰燼！
這時，他37歲。
別林斯基確實為文學事業耗盡了短促的生命。那麼，文學，使一個人九死而不悔地為之委身的文學到底是什麼？同時代人赫爾岑以最簡潔的語言定義說：
凡是失去政治自由的人民，文學是唯一的論壇，可以從這論壇上向公眾訴說自己的憤怒的吶喊和良心的呼聲。
199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