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爾基的名字，廣泛地為世人所知，除了文學自身的因素之外，跟蘇聯官方的宣傳大有關係。
從1928年聯共（布）中央掀起歡迎高爾基回國的運動時起，斯大林就力圖利用高爾基為自己的政治路線服務。而高爾基，也樂於充當「歌德派」，在作品中盛讚斯大林，包括其「肅反」政策，片面誇大蘇聯的成就。為配合斯大林對「反對派」的鬥爭，他不止一次刪改自己的著作，如《回憶列寧》。這樣，當我閱讀高爾基的另外一部被禁長達70年的著作的譯稿《不合時宜的思想》時，心靈受到的震撼可想而知。
這部著作是高爾基於十月革命後，也即出國前夕所寫的政論性隨筆，最先發表在他主編的《新生活報》上。這些文字，忠實地記錄了當時蘇聯的一系列社會生活事件，表明了與政府並非一致的立場。
高爾基說：一定要說出「真理和實情」！這是需要鬥爭的勇氣的。
從書中看到，他單槍匹馬地向整個社會挑戰，所批判的對象，並不限於某個階級、集團或個人。他批判農民、工人、士兵們的「動物性無政府主義」；也批判知識分子中那些「最優秀的頭腦」，甚至布爾什維克。他譴責那些「試驗家和幻想家」，那些「像狐狸一樣拚命地爭奪政權，像狼一樣使用政權」的人。表面看起來，他似乎四處出擊，毫無定見；其實他一意攻擊的，唯是賤視生命，泯滅良知，扼殺個性，破壞和窒息社會生機的勢力，是與文化的本質意義相悖的一切骯髒的、卑鄙的、虛偽的、庸俗的東西。
作為一個知識者，一個文化人，高爾基特別重視文化，對他來說，社會關懷實質上是文化關懷。他認為知識分子是負有使命的，這就是以一種「社會理想主義」進行文化啟蒙和文化建設工作。他認為政治與文化簡直是不相容的，「哪裡的政治太多，哪裡就沒文化的價值」。
在高爾基看來，文化不等於文化知識，它不是自在的、消極的、散漫無章的一堆材料，而是有機的整體。文化之於作家，恰如大地之於安泰，須臾不可以離開。因此，與其說高爾基賦予了文化以靈魂，毋寧說他發現了文化，在文化面前表現出了一個文化人應有的謙卑，從而鑄就了自己的獨立的文化品格。只有具備了這樣的品格的作家，才敢於宣告：「不管政權落在誰的手中，我都保留有我那批判地對待它的人的權利。」
博大，深沉，正直，真誠，熱情，傲岸，勇敢——另一個高爾基！
19世紀俄羅斯知識分子的人文思想，是對人類精神發展的一份獨特的貢獻。作為這一思想的繼承者，高爾基是偉大的；然而，竟一度淪為斯大林的工具，可見改造力量的巨大。不過，他終究回到了自己——一如他稱列夫·托爾斯泰為「人類中的人」——的立場。拒絕為斯大林作傳，便是一個明證。在返回的道路上，可以想見，他經受了怎樣的內心分裂、鬥爭和痛苦！
最強大的人不是世界的征服者，而是戰勝自己的人。高爾基戰勝了自己。為了返回，他付出了一生的代價。
據傳，他並非死於心臟病，而是死於謀殺。
當高爾基陸續發表後來收入《不合時宜的思想》裡的文章的時候，列寧確信：這是「病態」的，「完全不健康」的。他寫信告訴高爾基：彼得堡是一個最不健康的地方，那兒聚集了太多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因為做著職業編輯，故不能不陷入那些充滿怨恨的知識分子的「包圍」之中。他告誡說，「要徹底改換環境」，無論人，住地，甚至連工作都得改換。一句話，就是：
——走出彼得堡！
果然，高爾基不久便離開彼得堡，跑到意大利去了。他的朋友羅曼·羅蘭在《莫斯科日記》稱，「曾寵愛過高爾基的列寧從兩軍廝殺的戰場與戰後的廢墟上親自給他以打擊。」不知道說的是否與高爾基此次出國有關？從通信看，列寧畢竟是溫和的。
然而，僑居的國土無論如何美麗，都不是高爾基所需要的；那只是一時的麻醉品，醉心的曼陀羅而已。所以，當列寧去世以後，他終於無法抵禦幕後的策動與幕前的勸諫，重新回到俄羅斯。
蘇聯官方精心安排了高爾基的生活。在莫斯科市內，撥給他一幢花園洋房，還為他建造了兩處豪華別墅。他全家的生活必需品，像斯大林和其他政治局委員一樣，悉由內務部供應。此外，還撥給他一節具有特殊設備的車廂，供他旅遊之用。每年，他都可以獲准到意大利消度一段時光。根據斯大林的指示，內務部頭子雅戈達務必迅速瞭解他的願望，並予以滿足。在他的別墅周圍，種上他喜愛的外國花卉；從埃及定購他吸的香煙；只要需要閱讀，任何國家的出版物都會為他弄到。然而他就是無法同居民自由接觸。凡生活在他周圍的人，包括園丁和廚師，都負有任務向他提供虛假的信息。他常常被帶領著視察一些工廠、農場和監獄，所到之處，則完全為歡呼和讚美的波濤所淹沒……
作家的生活，原本是同社會大眾連在一起的生活，自然真實的生活，可以自由選擇的生活。而現在，它已然失去獨立的意義，變做給定的，有限的，懸空的，可製造的了。要是庸俗的作家，完全可以適應這種特殊化的生活；為了滿足固有的虛榮心，他們甘願像家畜一般被人豢養。可是，天才的作家，都是孤狼一樣地憎惡柵欄。高爾基逝世後，內務部人員從他的遺物中找到幾本珍藏的雜記。雅戈達讀了，隨即罵道：「狼總歸是狼，喂得再好也還是想往森林裡跑！」其實，在生命的最後歲月，高爾基已經深深不滿於這種配給的生活了。他試圖反抗過，結果自然無效。他過去的一位合作者什卡帕，在《同高爾基一起的七年》一書中這樣記述說：「我突然聽到：『被包圍了，被封鎖了，進退不得！這真是異乎尋常的！』我以為我聽錯了，高爾基的聲音及其說話的意思與往常不一樣，眼睛的表情也變了。不是我熟悉的那雙眼睛。現在他的眼睛流露出沮喪的神情……」
此刻的高爾基使用了「包圍」一詞。饒有意味的是，這個詞，恰好列寧在那封著名的信中使用過。
「娜拉走後怎樣？」思想家顧准一再用來借喻革命成功以後向何處去的問題。在這裡，同樣的問題是：「走出彼得堡」以後怎樣？關於作家的生活，政治家和文藝家的態度是可以很兩樣的。魯迅在演講《文藝與政治歧途》中說：政治要維持現狀，文藝不安於現狀，所以兩者時時處在衝突之中。我想，大約是可以拿來做註腳的吧？
1995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