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爾說：「物理學並不能告訴我們世界是怎樣的，只能告訴我們，關於世界我們可以怎樣說。」據此當可相信，世界自有其——「是怎樣的」——面目，只是我們不可能知道，即無論我們怎樣觀察和描述它，都注定是片面的，甚至是歪曲。而且，這片面與歪曲，並非是由於我們的觀察或描述的尚不完善。
「測不准原理」也有這意思：世界原本是有准的，唯因「測」的干擾，「准」便隱藏起來。若非如此那倒怪了——如果世界壓根兒就沒準，又談什麼測不准呢？
可能是出此考慮，「測不准原理」被糾正為「不確定性原理」，意在強調：（微觀）世界的不確定性，並非是由於「測」的無能，而是由於其本身就變化無常。無常即無規律，可你是怎麼知道那變化是無規律的呢？你已經把世界觀測完了嗎？還是說，那變化絕對地超出了人的跟蹤能力，所以你摸不住它的脈搏，也就看不出它有沒有規律？前者明顯是不可信，後者則是說它也可能有規律。故而嚴峻的問題是：如果有規律，所謂「不確定性」就還是要歸咎於「測」，否則問題就更要刁鑽些——是誰，憑什麼，有權斷定人找不到的東西就等於根本沒有？
或許，「意義」二字有此權力。人找不到的東西，即屬對人沒有意義的東西，更是人無法談論的東西，對相信「人是萬物的尺度」的實證主義者而言就等於根本沒有。比如規律，也不過一種人為的尺度。
《上帝擲骰子嗎》一書中說：「不存在一個客觀的、絕對的世界。唯一存在的，就是我們能夠觀測到的世界……測量行為創造了整個世界。」這讓我——一個物理學的門外漢，不免深陷迷茫。
首先，「我們能夠觀測到的世界」一語，已然暗示了還有我們觀測不及的世界，或拒絕被我們觀測的世界。
那麼其次，「測量行為」又怎麼會「創造了整個世界」呢？最多只能說它創造了一個人的世界，即被人的觀測半徑所限定的世界，或是人可賴以建立意義的世界，因而它當然還是主觀或相對的世界；為示區分，則不得不稱那「整個世界」為「一個客觀、絕對的世界」。
第三，「一個客觀、絕對的世界」之確在的證明是：它並不因為我們的觀測不及，就滿懷善意地也不影響我們，甚至傷害我們。當然了，我們無法談論不可知的事物，但這不等於它因此就不給我們小鞋穿。
因而你可以說，一件不可證實也不可證偽的事是沒有意義的，但不能說那是根本沒有的。意義，是基於人的感受而為人確立的價值取向。用柏拉圖的話說，就是囿於洞穴的認識，而為洞穴生命所相信的真。用尼采的話說則是，唯限於「內部透視」或「人性投射」的世界，是我們能夠談論的。這樣看，「測量行為創造了整個世界」就不過是洞穴中的認識，所謂「整個世界」就僅僅還是個「人性投射」的世界。
所以，愛因斯坦認為上帝從來不擲骰子，在我們的「視野之外有一個廣闊的世界，它獨立於我們人類而存在，如同一個偉大而永恆的謎擺在我們面前，然而至少能被我們的觀測和思維部分理解」9。
他與玻爾的爭執，想必主要是因為，他不僅不信這世界是沒準的，而且不信它是「測不准」的。但量子力學的屢屢勝出，證明了偉人也是人，不管上帝擲不擲骰子，人也不可能看清上帝的底牌。但看不清上帝的底牌，不等於上帝就沒有底牌。你可以說，我們只能靠手中這把牌為人的生命建立意義，卻不能說這便是上帝手中全部的牌。
但是別急，事情料必沒這麼簡單。事情也許是這樣的：只有我們觀測可及的事物，才能影響到我們。換句話說：凡是能夠影響到我們的東西，必也是我們能夠觀測到的東西。因而，就算洞穴之外別有天地，但它對我們既無意義，也無影響，於此前提下討論其有與無，實屬無聊之舉。是呀，似乎也只有這樣，才能拯救「測量行為創造了整個世界」這一思想。
可是，果真如此的話豈不等於是說：觀測不及等於不受影響，觀測不及等於影響不到嗎？天哪，掩耳盜鈴可還有什麼錯誤呢？
錯誤在於，有人把「影響」完全等同於「觀測」了。然而「影響」完全可以在「觀測」之外，不是嗎？就連都有什麼在影響我們、在怎樣影響我們，我們還不清楚呀！比如說人是怎麼來的？太陽終於毀滅之後人會怎樣？比如說我們是這個世界的主宰，還是我們被什麼所主宰？如是者數不勝數，怎麼就敢把「觀測」等同於「影響」呢？
觀測是主動的——要觀測，影響是被動的——被影響，而「要觀測」是否多少包含著「欲把握」一類的念頭呢？很可能，正是這「欲把握」的潛意識，將「觀測」與「影響」混為一談了，這才有了「不存在一個客觀、絕對的世界」和「唯一存在的，就是我們能夠觀測到的世界」這樣的疏忽，或這樣的雄心壯志。
但有一點要說明：「存在」一詞，若僅僅意味著被人意識到或觀測到的事物，那麼以上文字全算瞎說，而引導這瞎說的文字則屬矯情。
開篇所引玻爾的那句話——「物理學並不能告訴我們世界是怎樣的……」應該還有一種暗示：這並不影響我們寧願對生命持一種態度。也就是說：人的精神信念，並不以弄清世界的物理真相為前提。甚至是說：精神信念的建立，必須，也必然是要以一個不明其物理真相的世界為前提。
可是，假如這樣的話，還能說人找不到的東西，即屬對人沒有意義和人無法談論的東西嗎？還能說「人是萬物的尺度」嗎？
事實上我們正在談論一些我們找（觀測）不到的東西，並準備談論它給了我們怎樣的人生啟示。比如，正因為弄不清一個物理世界的真相，信者才不再以物利來辨認他的神；正因為弄不清創世主的全部意圖，愛者才皈依了十字架上的真。也就是說，人文精神是獨立於科學主義的。實際上，人的聆聽，要比人的觀察與把握廣闊得多。人只能看到一個「洞穴」世界的圍困，卻能聽見一個神性世界的啟示，從而那圍困中便有了無限可能的道路。
人怎麼可能是萬物的尺度呢？人——這一有限之在，不過滄海一粟，不過是神之無限標尺中一個粗淺的刻度。孫悟空尚且跳不出如來佛祖的手心，人的測量又豈能「創造整個世界」？
科學的偉大，也許恰在於科學的無能。人曾想像天上人間，人曾嚮往月宮中的玉樹瓊樓，可待到「阿波羅」終於登月，人才明白，滄海一粟依舊是滄海一粟，我們知道的比過去更多了，疑難卻並不比過去更少，幸福也不比以往更近。這便是科學的功績。科學曾令人張狂到自信勝天，唯踏上荒涼的月球表面，人的真正智慧才被激發：世界是無限的，而人的力量永遠是有限的；有限與無限之比意味著什麼，則剛好證明了人的地位。
實際上，人一出生，或一經被創造，就已然面臨了兩種終極詢問：世界是怎樣的？我們該怎麼辦？人就是這樣長大的吧——所有的孩子都會看重前一個問題，而成長著的心靈則日益傾向於後者。
我這個數學的門外漢，斗膽對哥德爾的「不完備性定理」做如下引申：任何一種認知系統都注定是不完備的，即一切人為的理論，都難於自我指證。比如法律，這一人定的規則，其合法性根據終不能是出於人自身。比如洞穴中的觀察、「內部透視」或「人性投射」，皆必「只因身在此山中」而注定是「不識廬山真面目」。為什麼呢？一切有限之物，必因無限的襯比，而顯露自身的不完備。而無限呢，又因其自身的無邊無際、無始無終，而永無完備可言。
可這豈不是說，世界上壓根兒就沒有完備的事物嗎？或這世界本身，壓根兒就是不可完備的嗎？這樣說下來，是否又要回到「不存在一個客觀、絕對的世界」去呢？因為，在一個永不完備的世界上行走，生命的意義只好是相對的。比如一盤尚未下完的棋，你怎能判斷哪一步是對、哪一步是錯呢？這下麻煩又大了，這等於是為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開闢了通途，為道德相對主義找到了合法性根據；也就是說，並沒有一種絕對的「正義」或「真理」需要「主持」或「主張」，而是隨便什麼主意都可以是對的，哪怕是殺人越貨。
不過這是兩碼事。世界的不確定性，正說明它——這一創世主的作品，是人或洞穴生命所不能確定和不可把握的「一個客觀、絕對的世界」。但這並不意味著，人生的意義也是不能確定和不可把握的。我們不能把握「一個客觀、絕對的世界」，恰恰暗示了，我們能夠把握一個主觀世界，即一個有意義的、人的精神世界。或者說，我們恰恰是根據一個不能確定、不能把握的外在世界，來確定和把握我們內心世界的，這便是信仰。信仰，所以不同於科學，是不倚仗實證的。信仰，所以不能由強人來指認，就因為那是向著空冥與迷茫的祈禱，是苦弱並謙卑者要為自己尋找的心路——為靈魂制定的美好方向，為理想設計的可行性方針。
而實證主義或經驗主義卻說：「任何想超越我們經驗的企圖，都會淪為徹頭徹尾的胡說」，「如果一個人想不出任何可能的經驗情形可以作為命題的確證……（那就）完全不具有意義……就是『偽命題』。」10果真如此，人豈非僅僅是一種能對眼前處境做出反應的動物了？人有別於其他動物的智慧哪兒去了？人對終極處境的思問哪兒去了？人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哪兒去了？人的藝術能力——即在平庸而荒誕的生理性生活中，開闢出無限可能的精神性生活的能力，哪兒去了？
這些能力，把我們帶出僅靠反應謀生的畜類，繼而把我們引向人性的發問，最終使我們沐於神性的光照。是呀，創世主的無情已然確定，人把握不了「一個客觀、絕對的世界」已然確定，我們永遠要在一條不完備的路上行走已然確定，因而注定了我們只可據此背景來構築我們生命的意義。然而，存在的虛無性、生命的荒誕性、道德的相對性並沒有被確定，因為在這條有限的人生路上，一種智慧觸到了它的邊緣，從而聽見了無限的神啟：要把一條困苦頻仍的人生之真路，轉變成一條愛願常存的人生之善路；要把一條無盡無休、頗具荒誕的人生之實路，轉變成雄關漫道、可歌可泣的人生之美路！如此，相信「唯一存在的，就是我們能夠觀測到的世界……測量行為創造了整個世界」就是危險的；危險在於，自以為「創造了整個世界」的人，會把幸福完全托付給改造物界的雄心，以致忽略了心靈的完善。
令我——這個數理科學門外漢——擔憂的是，也許我並沒把本文所引的那些大師的話聽懂。但更令人擔憂的是，《上帝擲骰子嗎》一書中的某些思想，不幸使篡取神位的強人有了「科學」的支持。
二八年九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