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一件好事所作的辯護也許會很糟。我提出這一人所共知的公理，是因為我發現，大多數男人（和所有的女人及記者）都認為，如果是一件好事，那麼，為其辯護的理由就都是好的。對於這些不明事理的人來說，目的能證明手段。我不知道路易斯·戈爾丁是否也犯了這個奇怪的錯誤。但我知道，他的目的是好的，而理由卻無濟於事。
路易斯·戈爾丁試圖批判反猶主義。從理論上講，這是件容易做的工作，只需要批駁反猶主義分子不攻自破的詭辯即可。但戈爾丁覺得這還不夠。他在駁斥了那些詭辯之後，又把它們還敬給對手。這些人荒謬地不承認猶太文化對德意志文化的貢獻，而戈爾丁也荒謬地不承認德意志文化對猶太文化的貢獻。他宣稱，種族主義是一派胡言，但他只是針尖對麥芒地用猶太種族主義反對納粹種族主義。之後，他從必要的辯護轉為無用的反攻。之所以說無用，是因為猶太人的優點並不等於就是德意志的缺點。之所以說無用，而且不當，是因為這等於用某種方式接受了敵人的觀點，把猶太人同非猶太人截然分開。
在這部書[1]的卷首，作者對讀者保證，「要簡明、全面地從各個角度來審議猶太問題」。實際上，貝洛克在《猶太人》（一九三七年，倫敦）裡已經做了深刻的審議。戈爾丁非但沒有做什麼審議，反而懷著無可救藥的狂熱進行報復和開列殉難者的名單。他時而嘲諷，時而憤怒，時而同情，講述了本尼以色列人漫長的歷史。那是一部充滿血和淚的英雄逃亡史。此書有二百多頁。最後四十多頁頌揚亞瑟·貝爾福在敘利亞的作為。作者不再相信南美各國猶太復國主義成功的可能性，因為那些國家「經常流行瘧疾，政府也不穩定」。
這部辯護之作還配有古老的火刑圖像和亨利·柏格森、伊斯雷爾·贊格威爾、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阿爾伯特·愛因斯坦、保羅·埃爾利希[2]、保羅·穆尼[3]等人的照片。
徐少軍 王小方 譯
[1]指《猶太人的問題》。
[2]Paul Ehrlich（1854—1915），德國細菌學家，1908年獲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3]Paul Muni（1895—1967），美國戲劇和電影表演藝術家，生於波蘭猶太人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