兇殺是英國文學的偏好，但不是英國社會生活的偏好。麥克白和喬納斯·瞿述偉[2]、道林·格雷和巴斯克維爾的獵犬是這類偏好的傑出代表。就連英語中的「兇殺」一詞也比西班牙語的「兇殺」來得更加震撼人心，而且許多書的標題都使用了這令人生畏的字眼：《謀殺是門藝術》、《莫格街謀殺案》、《爭權奪利的兇殺案》、《大教堂兇殺案》……（最後這部不是阿加莎·克裡斯蒂，而是托·斯·艾略特寫的）。
菲爾波茨的《一個無恥之徒的畫像》繼承了這一令人羨慕的傳統。它從一個富有且機智的罪犯的角度，極其平靜地講述了一樁罪行（確切地說，是一系列罪行）。這部小說同弗朗西斯·艾爾斯的作品以及伊登·菲爾波茨的另一部小說《給自己治病的醫生》很相似。我發現，當讀一本小說或看一部電影時，我們往往會認同第一個出現的人物。在這部殘酷的書裡，菲爾波茨利用了這條奇怪的心理定律，強迫我們同可惡的歐文·坦普勒–福瓊友好相處。我們不可抗拒地成為他罪行的同謀者。
這部作品有兩個缺點。一個小缺點是，對話並非不悅目，但過於繁多。另一個是，主要人物，甚至主人公的本質過於臉譜化。在書的結局篇裡，主要人物似乎不應該僅僅是一個惡棍，應該比惡棍多一點什麼。
我所做的批評可能過於絕對。儘管有一些缺憾，這部作品卻獲得了成功。這一不爭的事實表明，伊登·菲爾波茨具有高超的寫作技巧。
徐少軍 王小方 譯
[1]此篇及下篇初刊於1938年9月30日《家庭》雜誌。
[2]狄更斯長篇小說《馬丁·瞿述偉》的主人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