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野也可以是文學的一個特點。據稱，十九世紀的美國人是不具有這種優點的，不管怎麼說，反正他們沒有這個特點（我們則不是這樣。我們有阿斯卡蘇比上校的《雷法羅薩》、埃斯特萬·埃切維裡亞的《屠場》、《馬丁·菲耶羅》中殺害黑人的場面和愛德華多·古鐵雷斯大力安排的單調而凶殘的場景）。我剛才說，美國文學不擅長寫粗野。在約翰·梅西《美國文學的精神》中的開頭一章，這種說法得到證實：「我們的文學是理想主義的、精美的、軟弱無力的、甜蜜的……歷經巨川大河、驚濤駭浪的尤利西斯在把玩日本圖片方面是專家。獨立戰爭中的老戰士成功地與瑪麗·科雷利小姐較量。沙漠中皮膚曬黑的征服者開始歌唱，在他的歌詞中有一朵玫瑰花和一個小花園。」
這種歡快的變異起自一九一二年，說真的，這在當時是符合時代潮流的，而現在則完全過時了。在不到三十年的時間裡，一切都已改變了。可以肯定地說，現實主義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深刻、這樣細緻地存在於美利堅合眾國——以前委婉地加以姑息的、被熱愛的祖國。這種情況從來沒有過，無論是在對自己吵吵嚷嚷的理論比對現實更感興趣的十九世紀勤奮的自然主義者中間，還是在長期地被新教或政治目的所引誘的俄羅斯人中間，都沒有過。
《人鼠之間》（這本書和詹姆斯·凱恩[2]的《郵差總按兩次鈴》相比，略微顯得不那麼粗野）是它那一類粗野作品中的代表作，它簡短明瞭，能一口氣讀下去，沒有像愛倫·坡說的那種打破作品連貫性的停頓。粗野也有感人之處。因此，《人鼠之間》既粗野，又動人，這兩者之間沒有矛盾。
徐尚志 譯 屠孟超 校
[1]John Steinbeck（1902—1968），美國小說家，1962年獲諾貝爾文學獎。
[2]James Cain（1892—1977），美國小說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