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有一些打算（它們在上帝面前將替我進行辯護），但並不想付諸實施（因為我只樂於欣賞這些打算，而不是去實現它們）。其中之一就是寫有關異教的偵探小說（異教是重要的，因為我理解偵探小說這一樣式如所有的文學樣式一樣，存活在不斷的、微妙的違法之中）。
有一個晚上，一九三五年或一九三四年的一個疲憊的夜晚，我從九月十一日廣場一家咖啡館走出去的時候，構思了這部小說。在此只將一些簡單的情況介紹給讀者吧，其他的情況我已經忘了。我把它們忘得一乾二淨，以至於都不知道當初這些東西有沒有寫進小說裡。我的打算是這樣的：寫一部一般性的偵探小說，開頭幾頁，寫一個難解的謀殺案；在中間的若干頁，寫一場緩慢的討論；最後幾頁是結果。之後，幾乎在最後一行，加上一句模稜兩可的話，例如，「所有的人都認為，那個男人和那個女人的相遇是偶然的」。用以指明或者留下懸念暗示，結論是虛假的。不安的讀者將會再次閱讀有關章節，之後得到另一個答案，真正的答案。這本想像中的書的讀者會比「偵探」的目光更敏銳。理查德·赫爾寫了一本極為優秀的書。他的散文筆法嫻熟，人物也是令人信服的，他的諷刺完全是文明的。儘管如此，小說最後的結局卻不那麼令人感到驚奇，以至於我不禁懷疑這本在倫敦出版的真正的書，就是三四年前我在巴爾巴內拉構思的那一本。在這種情況下，《良好的意願》隱瞞了一個秘密的情節。不知是我還是理查德·赫爾不走運，我在哪裡都沒有看到那個秘密情節。
徐尚志 譯 屠孟超 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