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道司·赫胥黎的這部著作《目的與手段》重新挑起了十八世紀初的著名爭端——它產生了赫爾曼·布森鮑姆[1]的格言或規則：「目的證明手段。」（大家都知道，那則格言被用來誹謗耶穌會教士）鮮為人知的是，原文只談到幾個無關緊要的場面，這些場面可以說不好也不壞。例如，上船這個場面是無關緊要的，但結尾（去蒙得維的亞）寫得不錯，中間那一部分也寫得可以，這一切並非意味著我們有權刪去其中的一些章節。
在這本書中，如同在《加沙的盲人》的最後幾頁中一樣，阿道司·赫胥黎認為目的不能證明手段，理由很簡單，而且在什麼地方都說得通的，即手段決定目的的性質。如果手段不好，目的也會受到它的不良影響。赫胥黎拒絕用各種形式的暴力：共產主義革命、法西斯革命、對少數派的迫害、帝國主義、恐怖主義侵略、階級鬥爭和正當防衛，等等。在實踐中，他說，反對法西斯主義、保衛民主，意味著民主國家逐步演變成法西斯國家。「備戰的國家導致軍備競賽，最後不可避免地會出現這些國家準備的戰爭。」
阿道司·赫胥黎提出的措施是：「單方面裁軍是必需的；放棄專制統治，放棄各種形式的經濟民族主義；決定在任何情況下採用非暴力的方法；系統地學習這些方法。」這些是在他作品的開頭幾頁中說的。在最後的幾頁中，他提議建立非教會的君主體政權，這種政權由窮苦純潔的民眾選舉產生，不受制於任何神學。但是，要忠實地學習兩種基本美德：仁愛和智慧。然而有關什麼是純潔，卻未作解釋，這有些像威爾斯在他的小說《現代烏托邦》（一九五年）中說的那樣。
徐尚志 譯 屠孟超 校
[1]Hermann Busenbaum （1600—1668），德國神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