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拉夫·斯特普爾頓說：「我生來就是受到資本主義制度保護的粗野之人（或者是倒霉之人）。經過半個世紀的努力，現在我才學會如何做人。我的童年有二十五年上下，造就它的是瑞士運河、艾博茨霍爾曼小村莊和牛津大學。我嘗試過多種職業，但每次都在窘迫面前逃避了。作為學校的教師，我在上聖教史課的前夜，整章整章地背下了《聖經》。在利物浦的一間辦公室裡，我丟失了訂單；在塞得港，我天真地允許船長們運出超過訂量的煤。我著手教育民眾。沃金頓的礦工和克魯的鐵路工人教給我的東西多於他們從我這兒學到的東西。在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中，我非常平和。在法國前線，我領導紅十字會的一輛救護車。然後是浪漫的婚事以及家庭的常規瑣事和奔放熱情。像是個三十五歲才結婚的學生，我醒了。我艱難地從幼蟲狀態進入變形、滯後的成熟期。兩種經驗控制著我：哲學和相信我們這個人類巢穴的悲劇性無序……現在，一隻腳已踩在思想成年的門楣時，我微笑著發現另一隻腳已踩在墳墓的邊緣。」
最後一行中那個無關緊要的比喻，是斯特普爾頓遲鈍（或冷漠）的好例子，因為這不是個無窮的想像。威爾斯把他的異類——有觸角的外星人、隱形人、畸形巨頭的月球人——同微不足道的和日常的人交替描繪；斯特普爾頓則以一個自然主義者的精確和乏味來構築和描繪想像的世界。他不讓人類的倒霉事妨礙生物幻覺效應的效果。他的書竭力想包括宇宙和永恆。奧拉夫的作品有：《第一個和最後一個人》、《倫敦最後的人》、《胡安·拉洛》、《美學的新理論》、《一個覺醒的世界》和《造星者》。
徐鶴林 譯
[1]此篇及以下兩篇初刊於1937年11月19日《家庭》雜誌。